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闰十二月，著名僧人玄奘赴印度取经。取经归来，佛教盛行。
唐太宗李世民年少时身体不好，他父亲李渊就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在世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太原起兵时，李渊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作文章，暗指菩萨保佑李家起兵得天下。李世民继位后，虽然表面上仅尊重孔子、孟子、尧、舜，对于佛教并不是很在意在。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假装托辞是为报“母恩”，在宫内建寺院，实际上是求佛大施恩惠于人民。
佛教在唐太宗继位后得到了扶植和利用。太宗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声言旨在报“母恩”，大行布施。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的地方，应适当令人削发为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八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中阵亡者建立寺院，以此表明他树其福田，为阵亡者超度灵魂，显示他怜民恻隐之心，矜愍之意。
唐代，中外交往空前繁盛，玄奘法师就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佛学大师和著名旅行家，为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玄奘原名陈讳，出家后法名玄奘，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出生在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南）。他的曾祖父是北魏的上党太守陈钦，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曾任隋朝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令。玄奘的父亲后来辞去官职回到老家，过着且耕且读的生活。陈惠精通儒学，又喜欢佛学，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
陈惠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陈祎。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记忆力和理解力也特别强，在父亲的指点下，他八九岁时开始诵读经书，对佛学也产生了兴趣。
早在陈祎出家之前，他的二哥陈素就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做和尚，法名长捷。见弟弟聪明早慧，陈素便把陈祎带到洛阳，经常领他到寺里听法师们讲经。整日受佛经的熏陶，陈祎产生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
陈祎十三岁那年，大理寺卿郑善果被炀帝派到洛阳，准备剃度二十七名和尚。陈祎知道后，立即跑去报名。没想到听到此消息赶去报名的已有好几百个人，其中不少人还是熟读佛经并深有研究的人。他因年纪小而未被录取。当时他很难过，经常在郑善果的衙门外走来走去。
一天，郑善果在衙门外看到了他，知道他是因没被录取而在衙门外徘徊张望，便问他：“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却一定要出家呢？”
他认真地回答：“我出家是想继承佛祖释迦牟尼的事业，从而让佛教教义发扬光大留传百世。”
郑善果十分欣赏陈祎的志向和才能，又见他能对问题对答如流，便破例录取了他，让他接受剃度，进入佛门。郑善果感慨地对同僚们说：“这孩子风骨难得，将来必能成为佛门高僧，可惜我年岁已大，看不到他成材的那一天了。”
陈祎出家以后，法名玄奘。
玄奘出家后，与哥哥陈素同在净土寺。那时寺中有位景法师讲《涅檠经》，他随众听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又向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他听了一遍，大意尽通，认真学习，无所遗漏。众僧大为惊异，共同推举玄奘开座复讲。他当仁不让，讲解精粹，穷尽奥妙，大名也就从此传开了。当时玄奘才十三岁。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东都洛阳仍处在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的统治下，洛阳城破败不堪。玄奘就向他的哥哥建议到长安去。他们到了长安，住在庄严寺。可是，唐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没有时间顾及佛事，以至于在长安的佛学高僧大多离开长安，游移到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四川。于是，玄奘又和他的哥哥离开长安，经子午谷来到汉川，跟随篷空、和景二位法师学习了一个多月，然后一起前往成都。各方高僧也因蜀中安定相继聚集在此地。于是大开法筵，宣讲经论，使玄奘有机会从道基、宝逻二法师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从震法师听讲《发智论》。玄奘对诸部经书在两三年间就全部通晓，名声也传遍了蜀、关、荆、楚各地。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这时的玄奘正好在成都受佛教最高的受戒形式“具足戒”。由于他把蜀中所有的经论全都钻研了一遍，于是想出去远游求师以解答疑难。当时住在成都空慧寺的二哥不放他走，玄奘只好私下和商人结伴，沿三峡顺流而下。到荆州天皇寺后，给慕名而来的人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镇守荆州的汉阳王李元庆率领僚属们也慕名而来听他讲法。
讲完后，玄奘继续向北周游，访问众高僧。到桐州向休法师质疑；又到赵州向深法师学要典《成实论》。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入长安大觉寺，从岳法师学小乘经要典《俱舍论》，都能读一遍而知其意旨所在。
这时的长安，佛事已经比较繁盛。玄奘经常在大觉寺听僧辩和法常两位佛家大师讲解佛经。在众多听讲的和尚中，玄奘学习和理解得最好，因而两位法师对他大加赞赏，称他为佛门的“千里驹”，玄奘在长安成名。
随着玄奘对佛学的研究越深入，产生的疑问就越多。他发现，国内翻译的佛经很不齐全，已有的译本也有很多前后不一致和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方。为寻求佛法，取得真经，弄清佛经的真实含义，他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印度那烂陀寺戒贤三藏的弟子明友法师来到长安传“瑜伽学”，长安的许多高僧都是他门下的徒弟。玄奘得此良机向他请教，十分钦佩明友法师佛学的高深，自此对瑜伽更加倾心，并决心西行到印度那烂陀寺，向戒贤三藏求学：一方面解开心中的疑惑，一方面取回《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
当时的唐王朝刚建立不久，北方及河西一带经常有突厥入侵的威胁，朝廷对出国西行的人控制得很严。玄奘约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向朝廷上书申请出国去印度取经，结果没获批准。同伴们都退却了，而玄奘却一如既往地坚定不移。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有一位秦州僧孝达在长安学习《涅槃经》课满还乡，玄奘不顾一切和僧人孝达一块来到了秦州。然后自己又随人经兰州，到凉州。凉州是河西一大都会，经常有来往不绝的葱岭以西各国商人。玄奘在凉州停留一个多月，应邀讲经。西域诸国商人施奉珍宝无数，他只留一半作燃灯费，剩下的都给各寺庙。西域客商回本国后，玄奘的美德和要西行求法的弘愿在四处受到宣扬。因此，西域各大城市都非常期待这位高僧的光临。
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禁止百姓出边境，而且防范特严。忽有人报告说，有僧人从长安来，想要西行，不知何意。大亮闻听，将玄奘找来追问缘由，玄奘明确回答“要向西国求法”。大亮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令他回长安去。河西佛教领袖慧威法师非常钦佩玄奘的志向，就派了道整、慧琳两名弟子，协助他偷偷出境，昼伏夜行，来到了瓜州城（今甘肃安西东南）。
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个佛教徒，并没有为难西行的玄奘。玄奘在这里了解到西行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北路由瓜州向北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沿着天山南麓向西走，经龟兹至疏勒，由疏勒越过葱岭，进入中亚细亚，再往西南，可达印度。南路由瓜州到敦煌，沿着现在的阿尔金山脉，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到达莎车，然后越过葱岭，进入中亚细亚，再向西南行，可以到印度。由于北路比较安全，所以当时的商队主要取道北路。
经过再三考虑，玄奘决定走北路。可是，从瓜州北行五十多里，有一条瓠卢河，河的上游狭窄而下游宽阔，水很深而且河流湍急，很难渡过。河边是西行的必经之路玉门关。玉门关西北有五座间距百里的烽火台，里面有军队把守，烽火台之间根本没有水草补给，只有烽火台附近才有。过此还有大沙漠横亘着，大风一起，沙尘蔽日，人马难以行走。那大沙漠八百里，天上没有飞禽，地下没有走兽，也无水草，途中常可见到堆堆尸骨，那是不幸旅人的遗骸。玄奘了解到这些情况，却没有动摇西行的决心。
就在这时，追捕玄奘的公文被凉州都督李大亮派专人送到瓜州吏李昌手中，公文上写道：“有个和尚名玄奘，从长安出发向西行，已过了凉州，要去西域。沿途各州县如若有发现他的，应该严令捉拿，不得耽误。”幸亏李昌也是信奉佛教的，他找到玄奘后，当面将公文撕毁，要玄奘赶快离开瓜州。
这时，慧琳返回了，道整已先去了敦煌，只剩玄奘孤身一人留住当地寺院中，虽然他有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路。恰巧有一名叫石槃陀的人来寺中拜佛，于是玄奘给他受了具五戒。石槃陀非常感激，答应亲送玄奘过五座烽火台。随后，石槃陀引见一老翁。老翁告诉玄奘，西路险恶，许多人同行都有中途丧命的，你自己一个人又怎么能去得了，并劝玄奘还是不要去了。玄奘断然答道：“贫僧为求大法，发誓前往西方，如果到不了婆罗门国，就不回来，即使死在途中也不会后悔。”老翁被他的诚心所感动，送给他一匹赤色的识途老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