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鲁院的小食堂，也许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频繁出入那个小食堂的情景。头一天，食堂的师傅问我，对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没有。虽然我吃不到在家乡时的早餐（糌粑、酥油茶、奶渣或酸奶等），虽然咸味很重，但每日三餐我照常不误，还要到外面的超市去买很多零食，师傅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了。我那时还纳闷，为什么女生们不下来吃饭，是嫌不好吃？身体怎么受得了？后来我才慢慢懂了其中的算不上秘密的秘密。快结业时，我们去郑州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是那位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白拉，你平时吃得不少啊，可你怎么越来越瘦？是啊，我也纳闷！
忘不了每天下午，到楼上的大教室去练舞时的情景，王曼玲老师总是那么精神，她非常认真地教我们各种民族舞以及优雅的芭蕾舞动作，最终我们在“欢聚一堂”的西藏歌曲中，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忘不了同桌的施晓雨在结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的感言。让我这几乎没跟同学说过几句话的人，泪流满面。忘不了为全班做过很多贡献的杨晓敏班长以及所有人。还有鲁院所有的老师，感谢你们！
每次翻看《百花园·小小说》2004年3期封三上的“鲁二届高研班的全家福”，是百感交集。我尤其喜欢下面的几句话：“对于作者，他们是绿叶；对于读者，他们是园丁；对于中国的48家报刊，他们又是掌门人。”这也是鲁二届的一种境界！
时间像一把锋利的剑，一剑挥去了十年的光阴。鲁院——像是摇曳在风中的铜铃，回响在我的生命中……
鲁二届学员马宝山（蒙古族）。1948年出生于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主编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包头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鲁院——我一生的梦
我这个人对数字很不敏感，当然对数字以外的事也不够敏感。但是，我牢牢记住了几个数字：
0062——这是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学号；205——则是我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的房间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多次拿起电话往这间屋里拨打，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他，我曾经也住在这里……
我知道随意打搅人是不礼貌的，我无奈地放下电话。
2003年4月10日，这是我来鲁迅文学院报道的日子。我坐一夜火车，早晨7点22分，拖着行李箱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院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殿堂。
我居住的房间里有一床、一柜、一桌、一椅，一个星期来人打扫一遍房间，这一切都是免费提供，免费服务。
据说，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培养作家，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鲁迅文学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每一期50人。我们这一期为第二届，也叫主编班。我的结业证书上写着：马宝山，系辽宁人，2003年4月至12月，在本院学习，完成学业，准予结业，下面是贺敬之的红泥印章。贺敬之这个名字与那鲜红的印章就像星星一样耀眼。让这本结业证书变的。从证书上看在鲁院学习8个月，其实学习时间是4个月，与其他高研班一样都是4个月的培训，只因为这一年春夏流行的“非典”，中间休学三个月年。
这一年，真是有点“多事之秋”的感觉，中国闹“非典”，海外是伊拉克战争。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中国作协培养作家的计划，鲁院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可见作协、鲁院对举办高研班的决心有多大。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的，从我写作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中国有个培养作家的摇篮，这个摇篮在五十年代叫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1984年中宣部批准文讲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我崇拜的作家马峰、邓友梅，莫言，还有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都是从这所殿堂里走出来。我知道许多文学青年走进鲁院学习，走出鲁院走向文学成功之路的。
鲁院，那时是我的梦羡之地，是个遥不可及的新界。
20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文联也重视培养作者，连续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文学研究班，因为自己准备不足，文学影响也不大，就无缘走进师大的文研班，后来包头市文联与包头师专举办了内蒙古西部四盟市青年作家文研班，我有幸参加学习，圆了一个梦。
成就这个事情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包头市文联主席汪焰，另一个是包头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关文彬。于是，他们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师长，也是我们四十多名同学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人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接到同学一个电话，与我商议为汪焰主席、关校长开纪念会的事情。
包头师专的文研班学习过后，鲁院的梦想依然在我脑海里，我梦羡的那个文学殿堂距我还有多远？
不知道？
鲁二届学员黄强，男，1956年9月11日生于山东省枣庄市。后上山下乡，回城后任市汽运公司团委书记，县体委秘书，市文化局创作员，后调时代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现任该杂志社执行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护城河》、中短篇小说集《山妹子》、诗集《一地阳光》《有梦无痕》《红月亮》等数部。
§§生日
九月十一号是我的生日，是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说它不普通是因为它和美国那年的大爆炸巧合都是九月十一号那一天，这事发生在美国离我们远得很，且按下不表。单说这二零零三年那一年的九月十一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我们中国民俗的第二大节日。
这就给活动组织者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他们竟然到学院办公室里查党案确定了我的生日也是九月十一号，这结果是他们没想到的，因此特兴奋。我们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就想利用这巧合作一篇大文章。
首先改造了学院食堂的布局，把桌子都放在四个角上，中间形成了一个舞池，他们想得很周到，瓜子花生糖果水果应有尽有，摆满了桌子，同学们先跳舞后唱歌，然后就该唱我的戏了。先点上红红的蜡烛，对面是一个班里的书法家刘阳同学写的寿字，接着许愿吹蜡烛最后是切蛋糕，这其中当生日快乐歌缓缓响起，五十多个声音汇合在一起响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可惜的是这一切不过是我的幻想而已，就在同学们举杯为我祝贺生日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我根本就没在餐厅出现过——我失踪了。我去哪里了呢？我到女儿那儿和她一起过中秋节去了，我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我压根没想到同学们为我准备了生日晚会，五十多个同学为我忙里忙外，为我准备了那么多的热情和那么多的祝贺，我却转身走了，简直是不通情理。我有一百种理由都弥补不了浓浓的同学之情，同学之爱。
等我从女儿那儿回到学院一切都结束了，许多同学都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不过还好我们班里的同学胡翔也是九月十一日的生日，这才使同学们的热情没有落空，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使同学们的热情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谢天谢地。
世上的感情有多种，最铁的是同学之情。同学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在一个没人喝酒的小酒馆里，喝醉了，永远不说醉话的人；同学就是在你失意的时候，第一个跑到你家里送去安慰的人；同学就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最后一个到你家里祝贺的人。我说不清这其中朋友和同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反正觉得同学和朋友感情是不一样的。有些话，同学之间可以说，但，朋友之间不能说；有些事同学能做，朋友之间却不能做。这当中细微的变化，是值得品味的。感谢鲁迅文学院，一下子给了我这么多同学，我一时感觉到喘不过气来，这礼物太重了，我一时消化不了。从此，我有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我有了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学，五十多名啊，我骄傲，我自豪，我不知所措。我有个小欢乐，告诉我五十多个同学分享，那就变成了一个大欢乐；我有个小幸福，让五十多个同学分享，那就成了太幸福。十年来，我不断接到喜讯，刘阳升了主编了，我逢人便说，知道刘阳吗，她是我们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可是著名的女主编、书法家；知道鲁顺民吗，就是那个一举胳膊就喊上去了，那个会唱民歌的鲁顺民，这小子也升为副主编了；还有那个跳舞跳得最好的禄琴，就是那个一跳舞就出少数民族味的禄琴，她是省文联副主席，副厅级呢；还有那个张一零，就是那个唧唧喳喳像个麻雀的女孩子，跳舞跳得可好了……
可是我却辜负了这些同学的情感，他们一心一意要给我过生日，这是个多么好的创意，我却置之不理，辜负了同学之情。其实，我也有理由不参加这次的宴会，什么我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过节，可是这也不是拒绝同学之情的理由啊，完全可以带着女儿参加这次晚会，这不更有意义吗。从此，我的精神便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对不起同学们。
从此，每到中秋节，我就想起了在鲁迅文学院的这个生日，其实我是从来不过生日的，从鲁迅文学院回来后，我一下重视起这个生日来，每当进入九月我就催我女儿快去订生日蛋糕，并让妻子炒几个好菜，有滋有味地喝起酒来，也点红蜡烛，也许愿，也吃蛋糕。十年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过生日真好。
鲁二届学员盛丹隽，男，1965年出生，江苏省丹阳市人。1982年参加工作。现居河南省南阳市。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1年4月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代表大会。2003年就读于鲁迅院文学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
§§鲁院日记选
2003年4月10日 星期四 雨
4月9日晚6点45分踏上南阳至北京的184次列车，经过接近16个小时的旅途，于10日中午11点抵达北京西客站。昨晚上车前，南阳天气晴朗，卧铺车厢里感觉有些闷热，即使身穿薄薄的羊毛衫，额头还是不停地渗出细小的汗珠。坐在火车上，瞧着车窗外南阳熟悉的景致，思绪万千，脑海里不着边际地想象着在鲁迅文学院生活和学习的情景。我知道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自己开始文学创作之际，能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就始终像一个梦想隐隐地悬浮在我内心深处。一天又一天，工作、学习、创作、生活，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其时光的飞速流转，真叫是弹指一挥间啊。在这个过程中，我数不清有多少次冒出到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念头了，最终也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成行。临近北京的时候，我望着窗外的雨天，对玻璃窗里的自己说：这次你是圆梦来了。
卧铺车厢熄灯之后，我和衣躺在狭窄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会儿想想这，一会儿想想那，整个睡眠在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中，处于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在想什么呢？想得最多恐怕就是在鲁院的学习生活了。我想，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一定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多说同学好话，多帮同学做点事情，要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不能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儿。今天晚上的日记写下这些，目的就是为了警示自己。记住了，丹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过程中，无论怎样都不要因为文学观念的差异和同学去争执，进而影响同学关系；无论什么时候，文学都是一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事。“先做人，后作文”，应当是你在鲁院学习生活的一条准则。一边这样想，一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感觉特别闷热，额头上的汗珠始终下不去，最后不得不起身脱掉羊毛衫，重新躺下。后来，可能睡着了，中间或许醒来过一两次，记不清了，总之醒来的时候车窗外下起了小雨，时间到了第二天早晨7点30分，地点也接近石家庄了。
到了西客站，提着三个大包下了火车。因西客站改变了出租车乘车点，绕来绕去，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快12点了，才坐上出租车。从西客站到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八里庄南里27号，整整半个小时车程，41元车费。
报到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悬挂在鲁院公寓楼大门上方的红布白字：“欢迎新学员报到”。鲁院老师的态度非常好，待人热情、诚恳。报完到后，径直来到310房间。房间窗明几净，比想象中的还要漂亮，真有一种走进宾馆的感觉。简单洗漱了之后，就着昨天下午小霞买的牛肉（牛肉在火车上吃了一大半），喝了两罐啤酒，算是把中午饭对付过去了。接着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后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关于伊拉克的战事新闻。
再开门来到走廊上的时候，遇见了临屋的同学曹雷，彼此问好后，陪他下楼去街上买一些日用品。晚上餐厅吃饭时，认识了《福建文学》副主编施晓宇先生，《雨花》主编姜琍敏先生。二位均是江苏人，还是老乡呢。
晚上洗了澡和衣服，一晃接近深夜11点了，于是坐下来打开电脑，写下这篇日记。权当流水账，留给自己看吧。
好了，早点休息吧。
2003年4月11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上午10点召开了开学典礼。出席典礼的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杨志今同志、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同志，还有鲁院常务副院长雷抒雁、副院长白描、胡平，还有教授代表何西来先生。白描主持了开学典礼，雷抒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何西来教授重点谈了四点八个字即：理想、人格、文风、园地。学员代表王曼玲发了言。最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发表了重要讲话。即近12点开学典礼结束，全体合影。
下午两点进行了入学教育。雷抒雁讲了一些对学员的要求。胡平对教学内容作了一些说明。4点钟入学教育结束。
5点左右武斌过来看我，闲谈到6点。到鲁院大门口等王志明和嫂子。晚上4人一起来到十里堡的郭林家餐馆吃饭。10点钟回到房间，接到小霞和豫川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大庆区的房子分不上了。分不上就分不上吧。明天是星期天了，晚上躺在床上好好想想在鲁院的创作问题。喧嚣的生活应当逐渐平静下来，一定要好好读点书，写点东西，不能让在鲁院的90天时光虚度。
2003年4月12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星期六，早上起床后，阳光十分灿烂。兴许是前两天连着阴雨天气的缘故，突然出现的阳光，看上去十分通透、明媚。待在房间读书至11点，感觉脑子昏昏沉沉的，就来到隔壁曹雷同学的房间聊天，自然说到了北京眼下正在流行的非典型肺炎。听起来非常令人后怕。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眼下北京感染的人数是54人，死亡19人；而民间传说的数字是感染2300多人，死亡78人。反差巨大，真有令人脊背散发阵阵寒意的感觉。无论怎样，还是注意一点好，尽量少去公共场所。注意总比大意要好。
吃罢午饭，拉上窗帘睡了一个很好的午觉。3点起床开始修改中篇小说《带着纸鹞上路》，争取利用三天的时间把这个中篇过一遍。
2003年4月14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到鲁院后第一次上课。上午9点准时到教室。学习的是《邓小平理论》。由中央党校教授王怀超先生主讲。政治课于11点45分结束，总共2个半小时。王怀超先生总体讲得还不错，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使我总体上领会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中午睡了一觉。3点钟左右到电教室上网2个小时。时间过得很快。
晚上和《人民文学》程绍武、《福建文学》施晓宇、《黄河文学》郭文斌一起沿鲁院外边的街头散步20分钟。回宿舍后接到路小路打来的电话，闲聊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争取对文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不论怎么讲，文学已成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相信自己能够把小说越写越好。我想这也许就是自信。如果一个人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还能做成什么事呢？
一个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总得做点什么事儿。我想写作可能就是我要做的事，能写成怎样写成怎样，不必过于为难自己。
2003年4月16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的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授课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记得常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先生的文章。他系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感觉观点新颖，分析深刻，自己以前对这个时代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经过孙先生的分析之后，变得更加深刻了。孙先生看到了问题所在，但如何解决问题没能提出令人折服的观点。
下午讨论党的十六大以后如何进一步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讨论分组进行，我们是第四组。说来说去，文学期刊主编倒了一肚子苦水。核心问题是缺乏资金，读者队伍萎缩。这些都是我以前了解的情况。不多写了。
晚上坐在房间看报纸，想写东西，脑子又空空荡荡的。应当要写作了，明天一天没课，应该是有时间的。怎么写，写什么？写日记的时候，竟一点感觉都没有。
2003年4月17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没课，上午9点30分左右到电脑室上网，11点回屋写下了一部中篇小说的开头。午睡醒来后接着写，晚饭后再写，前后写了一千多字。每部中篇开始阶段总是写得很慢。问题是不怕慢，就怕懒得动笔。开头部分，对语言的自我感觉还好。
晚12点多上床睡觉。
2003年4月23日 星期三阴间 晴
今天听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老师讲的《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一课。作了比较详尽的笔记。不多写了。
下午三点，传达中国作协党组因“非典”问题暂停学习的文件。由张胜友同志宣读。文件强调在“自愿”前提下报名，是离开鲁院，还是留在鲁院。结果大部分学员选择了离开。大体有30多人吧。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留下。一是回家途中不安全，无法排除不在火车上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回家后还要面临被隔离的困境；二是鲁院不上课，还能吃住在鲁院，一人一间房，条件这么好，利用这段时间写自己的小说，简直太弥足珍贵了。
晚上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开始续写中篇，1500字。
2003年4月24日 星期四 晴
一觉睡到7点30分，起床吃饭。8点多时听到同学任真发烧。立即被学校怀疑成了“非典”对象。掀起了一阵波澜，同学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好在临近中午时，任真的烧退了，大家提起的心才放下。
中午一觉睡到2点。因昨天晚上睡得太晚，午睡十分安逸。挺好。起来写作到5点，写了1000字；晚上从8点，写到10点，又写1000字。完成了2000字写作任务。
到这个时候，才逐渐看清小说的面目，但还没看清故事的内核，并意识到了小说的标题。这不要紧，随着写作的深入，这些都会自然浮现出来的。
2003年5月22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写完中篇小说《雀城之恋》或叫《雀城恋歌》？待定，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小说名字。今天写得很顺，大体写了4200字。
写完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傍晚时分，给鲁院领导请假，到朝阳路，华堂商场走了一圈。北京受“非典”影响的紧张空气明显减弱了，街上汽车多了，戴口罩的人少了。8点多回屋，洗完澡，上5楼上网。
2003年5月27日 星期二 晴
今天完成了中篇小说《带着纸鹞上路》的最后定稿工作。下午开始修改中篇小说《花儿沟来的女孩》。昨晚下了一场大雨。今天早晨起来，凉爽了许多。7点30分开始接着修改《花儿沟来的女孩》，从第三章节下半部分开始，一直修改到第五章节。很顺。同时也搞得我头昏脑涨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早晨起床，再改。其实，起个大早，改的效果要更好。争取明天完工。
等修改完《雀城恋歌》以后，再回头过《花儿沟的女孩》。
2003年5月29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早晨5点起床，改完《花儿沟来的女孩》第一稿。后半部读得很顺。中午睡了一觉。下午在电脑室玩至5点，后下楼干活，润色中篇小说《雀城恋歌》第一章节。感觉不错。
晚上帮施晓宇同学看他的长篇散文《走过北大》。应当算是记事性散文吧。感觉写得不错。真是不容易，三万多字，竟看不出一个错字。
老兄的这种创作精神，非常值得学习。
争取明天，完成《雀城恋歌》修改。
2003年6月11日 星期三 阴
上午11点鲁院开会，正式通知留守学员15日左右离开，返回各自工作岗位。晚上，留守的施晓宇、曹雷、张庆国、董立勃、郭文斌、梁琴、王曼玲、王童、盛丹隽、马青山、马宝山等学员和北京的同学在四川驻京办事处联欢。晚上10点多回鲁院。好多同学都喝多了，我自己感觉还行。
鲁二届学员姜琍敏，原籍山东乳山。第二届鲁院高研班学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协理事、小说创委会主任，《雨花》主编。
§§鲁二期的“第一课”——绝无仅有的“非典”生活
机轮轻快地擦掠过南京大地的瞬间，我顿如惊弓之鸟从狂风漫卷的电闪中，平安栖落暖巢般，霍然轻松。解放了！安全了！因为我终于从被“非典”搅扰得人心惶惶的北京回到了南京。我敢说，没有谁能比此时之我更觉家乡二字的温暖，更渴望乡情亲情友情的慰藉。虽然我清楚也理解，按我所在地区之规定，凡从北京、广州等疫区回来者，要自觉在家隔离15天无症状，才能上班或外出。但这比起在鲁院时那形势日紧一日并充满着不确定性（似乎明天就要轮到我被隔离）的15天来，又算得了什么？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这一届（第二届）高研班是中国作协按照既定计划，于2003年4月10日在鲁迅文学院开学的。
孰料开学典礼就被“非典”二字笼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同学们窃议纷纷，都说我们生不逢时，一不小心跳进了火坑来，哪是来读什么高研班，分明就是“非典班”。果不其然，此后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非典重灾区甚至肇源地的北京，随着上面关于病情、动态情况的公开与透明化，气氛就一天紧似一天（新发病人数和疑似病人数也确实以北京为榜首）。“非典”将要在北京进入爆发期的流言和事实一天比一天嚣张，大街上口罩白花花一片，行人却一天天稀落（及至我暂时返宁的飞机上，乘客、空姐无一不戴口罩，空姐还都套着及肩的塑胶手套）。鲁院的同学间则逐渐互不串门，独自闷在单间里又格外容易胡思乱想，有时整一个惶惶不可终日。校方则一天一个新举措，每天两次喝汤药，发口罩，量体温，禁止外出，谢绝访客，要求大家宜散不宜聚——从这点上看，我们这届高研班的“第一课”，既非文学，更非历史，而是活生生而又令全国人民都痛感陌生而恐怖的“非典型肺炎”那短促却急骤的发展史！
当然，异类或曰个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遏制不了的。其代表人物就是王童“童鞋”，相信所有人都不会忘记此公非但从不戴口罩，还几乎永远穿着绷得紧紧的T恤招摇过市、优哉游哉的“英雄形象”……
终于，中宣部指令中国作协让高研班缓办，学生各回原籍。就这样，至4月26日获准回家，我在北京刚好呆满15天，一个隔离期！
曾经沧海难为水。喝过了北京这碗酒，我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何况当时的南京还几乎算不上有疫情，又只需在自家再隔离观察15天，岂不正好调养、抚慰一下北京的惊魂？
而对南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亲历过北京疫情的我一万个赞成。倘北京早期能如此，焉有今日？所以我衷心自觉地执行规定。同楼住着的乔生可以为证，有天晚上他曾约我下楼散回步，我谢绝了。而有个密友带来鲜花为我压惊，我欣然领受，但要进家看我，甚至“五一”约我郊游，我则一概谢绝。离京前鲁院领导曾说过一句很好的话：“自觉不自觉（自我隔离）已上升为道德问题”。所以不可不慎。意想不到的是，居家隔离生活总体虽可适应，但有时竟也会生出种刚出火坑，又入苦海的委屈！此言或许夸张，但相信不少亲历者，会有类似感受。首先我要声明，造成我此感的祸根当属可恶的非典无疑，人们的反应怎么激烈都有可理解处。只是就当事人而言，有时实在不易承受某种难堪的境遇：怎么一个从北京回来者，没病没症的，居然就在相当一些人心目中等同于非典疑似者甚至是病毒播撒者了呢？即便真是患者，他们的人格尊严、精神需求，按理也不该受到漠视甚至歧视呀？
在家枯坐几天后，见出了太阳，我想到楼下院中给自己放放风、照照光应该问题不大。岂料一同事见了我竟连退三步，大惊曰：你是从北京回来的，怎么能在这里？
从此我再不敢下楼半步。这倒正常，同事的反应毫无恶意，我若在这非常时期，也可能做此反应。自己知趣就是。谁知南京又出了个去过北京、发烧后还不以为然、到处活动者金某某事件，一时竟报章怒批而众议汹汹，甚至喊杀之声也不绝于耳。紧接着又传来某小区居民群起“围攻”不愿上医院检查的北京来人的消息。这两人无疑有不妥之处，但北京，这个伟大的首都，这个昔日庄严神圣令一切国人亲切而自豪的字眼，一时间何以就成了某些人眼中死亡、毒酷的“非典”的代名词！所有北京来者，几乎也成了过街老鼠！以至有时我也真怀疑自己成了个浑身长满黑霉的鼻涕虫，到处留下令人作呕的黏液！于是我成天在家洗这洗那，不敢和妻儿靠近，一天多次测体温，稍有不适就觉天旋地转——万一我真得了“非典”，那害苦家人不说，岂不也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以至我偶有咳嗽也用毛巾捂着，怕让人听见群起而攻；楼道里一有响动，电话铃乍然响起，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以为是要把我扭送医院的人来了……
也许是过于紧张吧，自我隔离9天时我咳嗽了，并有些低烧。我懂些医理，自觉应是感冒。但如万一是“非典”，不去医院查一下将来我吃罪得起吗？可上医院也成了大难题。打车，司机肯拉上医院尤其是正咳嗽的人吗？请单位派车？单位领导倒是来电慰问过，并天天有人来电查问当天身体状况，但有具体困难能否向单位求助却不得而知；何况我本单位到机场接我的司机，已受我株连也要隔离15天（此举我也理解，甚至还曾奢望单位会否联想到我家人更不安全而为我谋一单独隔离之所）。现在我有了症状，还好意思为难单位吗？于是只好蒙上大口罩，挎上个大包（以防万一是疑似者而回不了家之用），悄悄骑车如闯虎穴般独自去看了发热门诊。所幸胸透结果正常！
由此我不禁有了深一层感慨，集中到一句话即：恐“非”猛于“非”也。而个人恐尚无大碍，社会恐就未免可怕了。因为从众和“三人成虎”心理，一旦失度，有时比某种危害本身更可怕。可见“非典”考验的决不仅是社会的应对能力，更是一次对世道人心、人伦道德的空前大检验。对于防“非”，政府怎么动硬，措施怎么强悍都不为过，但在这一切过程中，似乎也应更重视人文关怀这一根本。防非的根本指向原是要利人、爱人哪！那么，防“非”过程中是不是也该时时刻刻突显一个仁字、一个爱字？或者再多那么点儿同情体恤之润滑？尤其是被孤独地隔离在家者，绝大多数还是健康的，其人格尊严和任何人没两样，他们的精神此时格外脆弱。他们当然应该理解社会，但社会尤其是单位，对他们的渴望理解与人性需求，似乎也该多一份体贴吧？
记得当时的杭州有言：被隔离者应视作为社会作贡献。这话听着倒让人感到几分暖意。别处可否也有类似认识呢？这不仅是人伦之常情，更是防“非”乃至其他疫情的要点。因为这关乎人们能否衷心配合以更利于控制疫情这重中之重。而就我之体会而言，个人居家隔离者的孤独无助甚而屈辱自卑感远甚于被集体隔离者。他们有群体的互慰，有生活起居的悉心关照。而我们呢？有时我简直觉得我真成了没归属没单位，没一点精神依靠的囚徒！比如，单位办公室电话中曾言及，每人都有一份消毒剂等物。我没好意思请人带来，而结果就一直没能用上。隔离期我和家人朝夕相处，可谓迫切需要消毒者，而同楼住着许多同事，请谁带到楼下，按铃让我自取也不行吗？一个待过北京的人真就这么可怕吗？
或许是孤独令我太敏感而偏私，以至生出了苛求。罢。非常时期，什么都该理解。但有一点还真想再说一遍，理解不可能是单行道，它应是双向的。而防非乃至今后肯定还会碰上的防“某”之大业，还任重道远，真希望这一过程更人道更温情一些。最终我们获得“非典”倒下而人文精神空前崛起的双重胜利！如此，战胜“非典”的日子再长，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沐浴得到人性的神圣灵光。而这，是远比战胜非典更可贵的！
鲁二届学员张艳茜，1963年生于济南，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任《延河》常务副主编、编审。
§§我的两个同学师傅
我因故去晚了，待我赶到鲁院时，“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二期高级研讨班（主编班）”已经开课一周了。
到达位于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的那个早晨，我又去早了，校园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像个傻瓜，站在鲁院教学住宿一体的大楼大厅不知所措，急切地盼望有人来理睬我。绕着大厅里的乒乓球台转了两圈，我却无法静下心来，去端详两边墙面上的巴金、老舍、曹禺等大作家的浮雕，和正中被几代中国人崇敬的鲁迅的雕像。我毫无来由的担心，鲁院会因为我的迟到不接收我。
这时，嗒嗒的脚步声从楼梯那边传来，我怀着期待注视着，款款走来一位穿着黑色紧身衣裤的女士，很端庄雍容的模样，亮亮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手中拿着还在滴水的要晾晒的衣服。她的步态优雅轻盈，像是舞蹈演员在走台步，我完全看呆了，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走进了鲁迅艺术学院而非鲁迅文学院。就在我目不转睛地对她一味傻看时，她那好看的眼睛对我微微一笑，这一笑顿时消解了我的紧张和担心。
这是我在鲁院见到的第一个同学，当时的情景，于我就像是人生经历被按下了定格键，不断地回眸观望中，形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长久地悬挂在了我的记忆长廊里。
这第一个同学就是后来教我跳形体操的《西南军事文学》的副主编王曼玲。她也是我的第一个同学师傅。虽然我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她。
坦率地说，有幸参加“鲁迅文学院二期主编高级研讨班”的学习，我并没有过多的想法，以为除了学习，就是可以缓解一下长期以来工作和生活的多重压力，没奢望在这个年纪还会和谁发生真挚的友谊。何况，在这充满了纷繁欲望的年代里，我很畏惧结交更多的人，这很累。所以，我每天认真地去上课，按时去食堂吃饭，然后就将自己关在宿舍里。
偶尔在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必经一楼大厅，看到乒乓球台上比赛正酣，还有靠大门处王曼玲带着《钟山》的主编傅晓红正跳着看似复杂的舞蹈，我就低头绕过去。我很自卑，因为我几乎没有摸过乒乓球球拍，而我与舞蹈更是无缘。
一天，在宿舍走廊遇到曼玲，曼玲依旧用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微笑着看着我，然后，用好听的声音对我说：“跟着我一起来跳舞吧。”
我惭愧地回答：“太复杂了，我恐怕学不会的。”
曼玲似乎早就知道我会这样回答，她清脆的声音又响起：“不用担心哦！慢慢来会学会的。”
她的真诚几乎说动我了，但就在这时，官方的和民间的有关“非典”疫情的各种说法，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一时间人人自危，我又有发低烧的毛病，此时更不敢随便走动，于是，主动将自己整日隔离在房间里，直到鲁院决定放假，我急忙收拾行囊逃也似的离开了北京。
再次开班时，已经是九月了。同学之间因为共同经历了一场灾难，有了一种患难与共的特殊感情。曼玲的宿舍这回调整到了我的隔壁，她那有节奏的嗒嗒的脚步声，时常停在我的房门口，让我为她系上或是拉开裙子的后背拉链，这个小动作使我对曼玲无论在心理还是空间忽然没有了距离感。
曼玲再次号召大家跟她学跳舞时，响应者剧增，地点改在教室里，座椅靠背就是扶杆。傅晓红、张春燕、白拉、禄琴、王雁翎、唐娟等还为跳舞装备了服装和鞋子，我也悄悄买了一双红色的跳舞鞋，怀着试一试的心情，跟在曼玲身后照猫画虎地舞动起来。
曼玲认真尽责地指导着，并用抒情般的语言诠释着每个动作，比如做身体向上挺拔的动作，她就说，想象你是高贵的优雅的，就像美丽的白天鹅；比如手臂延伸，身体随手向前伸展，她就说，动作做到位，身体尽量向前，表现出你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渴望和追求。
起初几天，我每次都是盼望着时间快走，硬撑着跳完一小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但是一周后，我竟跳得很轻松了，结束后，虽然也是汗流浃背，但是感觉神清气爽，身体顿觉通畅了。
优美的音乐和我们日渐规范的舞姿，常引来隔壁电脑房同学的探头观看，有一次，刁斗竟情不自禁随我们舞动起来。我想这吸引力不乏来自师傅曼玲身体语言的魅力。
我的第二个师傅是教我打乒乓球的曹雷同学，曹师傅来自美丽的四川南充，他人长的瘦瘦的，看似弱不禁风，但是，登山、爬长城就数他速度快，而且大气不喘。
在鲁院学习期间，和师傅曹雷照过许多次相，但是很少看到他笑容可掬的模样，他总是紧皱着眉头，一幅像是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但是平日里他却是个非常风趣的人，对我这个笨学生当然也不会是发愁得总想怒斥，而是更多的鼓励。
曹雷师傅是鲁院二期的乒乓球第一拍。逐渐对他有印象是他和刘元举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练球，印象加深则是他在中秋节晚会上用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为大家表演了一段“文革”时代的忠字舞，他声情并茂，边唱边跳，逗得同学老师捧腹大笑。这个节目成为我们二期的保留节目，每有活动必被同学们点出来跳上一次，就如同鲁顺民领唱《小亲疙蛋》一样，我们百唱不厌，曹雷的《毛泽东思想闪金光》这段忠字舞，我们也是百看不烦。
国庆节前的那段时间，我还正迷恋着跟曼玲跳形体操，曹雷就动员我们也来学打乒乓球。我又是很惭愧地回答，我恐怕学不会的。曹雷说他会教我们。
国庆节休假回到西安时，我翻找出很久以前的一个球拍带到了鲁院。但是，曹师傅和刘元举拿着我的球拍却说，拍子的胶面失效了，用不成了。本来我就没有信心学打乒乓球，眼下手中的武器又是个废物。我很失落，也准备退却。
曹师傅却安慰我说，我可以用他的另一个球拍。他还和我约定，每天中午在他和刘元举练球之后，我就可以来到球台，接受他的指导。
完全是曹师傅的热情鼓励，我才走上了乒乓球台。他教得很认真，动作也非常规范，从持拍、发球、推挡、扣杀一一教给我，每当我打一个好球，他就会高声叫好；动作要领没掌握，他也不会急躁，而是和声细语的纠正我。我心中庆幸，要是换一个没有耐心的，性情急躁的师傅，我是不会坚持下去的。所以当曹师傅麾下的弟子有人要转会到别的教练名下时，我坚定地对曹师傅说：“我绝不会转会。为我的坚定，曹师傅将那把球拍送给了我。”
就这样我和张春燕始终跟随着曹师傅练球，并且，从叫了师傅的那天起，我们俩就没有改过口。
但我还是有一件事瞒了曹师傅，我为了不放弃跟随曼玲跳舞，有时，练完球疲惫不堪的我也要上四楼教室再随曼玲跳一个小时，两个师傅都那么好，我不愿有丝毫的不妥，冷落了他们。好在后来跳舞人逐渐减少，曼玲不得不将地点又移至大厅，使我得以球、舞兼顾。
另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允诺曹师傅。《红岩》的主编刘阳是我们女生当中，球打得很好的一个，曹师傅要和刘阳打赌，说训练我到毕业我就能把刘阳打败。我没有允诺，是我从心理上就输了，刘阳是曹师傅的同乡，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打球不过是为了锻炼身体，也是为了娱乐，倘若为一场比赛，生出其他事情来。我是不愿意的。况且，我确实打不过刘阳的，我知道。但愿，我这样没出息，不会被认为辜负了师傅。
毕业联欢晚会上，我们随同曼玲跳了一支欢快的西藏舞蹈，那应该是当晚最精彩的节目。
如今，我们离开鲁院九个多月了，曼玲为我们录制的形体操音乐磁带，我一次也不曾听过；曹师傅送我的球拍我也不曾用过，但都被我珍藏着。我不愿动它们，是因为那份单纯的快乐，只属于在鲁院的日子，属于鲁院二期。磁带里的音乐和浸着曹师傅汗水的球拍会懂得的，我知道。
鲁二届学员王曼玲，女。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任成都军区创作室创作员，《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已经出版各种文学作品30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定居北京。
非常爱情
后来，我时常怀念那一段时光，我想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啊。
那一天，逃亡的时刻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做着逃亡的准备，一片喧哗，他们拥挤在一间房子里，各自填着一种表格，在萧杀的气氛中，逃亡者有几分欣喜。
但是，我无处可逃。
我们刚刚聚拢，从全国的好多个地方，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生活在各自的乐土上，不知道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要成为同学的人。那一天，我们中还有很多人互不相识，但是，已经开始告别了。
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处，看着喧嚣的人群，“你走吗？”有人问我。
“我……”
我真的无处可逃。军区领导来电话：让王曼玲原地待命。他们把一个忠诚的士兵抛弃了，但是，士兵依然忠诚。士兵无条件地执行命令。
我的鼻子在发酸，眼睛也开始模糊。
当我们踏着春天的绿色，伴着美丽的花朵，从五湖四海聚到北京，就要开始我们向往已久的学生生活的时候，我们突然遭遇了非典型性肺炎对人类的挑战。我们束手无策，应对的办法只有逃亡。
时刻都在告别。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
刚刚认识两天的广州靓仔温远辉搬来了学校发给他的那箱“蒙牛”牛奶，他说：“多保重啊。”美姐姐傅晓红送来了一瓶美国原装的多种维生素，她嘱咐我每天吃一颗。王雁翎刚刚从华堂买回的两瓶酒精也进了我的房间。张懿翎留下了牛肉干，她还为所有的同学买了眼膏和棉签，她教我们把眼膏涂进鼻孔里。还有一些苹果和梨，也是同学留下的。
第二天，张新芝送来了两支体温表，专门嘱咐给我和女同学梁琴。
这样的温暖，让离别多了几分伤感，也多了些牵挂。
几天以后，铁门关了，并且上了锁，钥匙不知道在谁的手里。隔绝的生活开始了，那时候，整个北京城都这样。
我们中有11个同学留了下来。我们被关在铁门里面，从告别中回过头来，还有熟悉的面孔，还有亲切的笑容，仿佛突然遭遇鲜花和阳光，感动得我差点落下泪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天我们各自蜗居在某一个地方，或是宿舍，或是电脑房，温热的身体被寂寞包裹；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彼此见面了，欣喜溢满了心灵还有我们所占据的空间。在鲁院的天空下，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兄弟姐妹。
回去的同学陆续传来了消息，他们也蜗居在自己的家里，躲避着告密者的目光。据说，成功逃离北京的姜利敏，在回到南京以后发起了高烧，由于家人坚定的信念，没有把他送到医院，也就没有把他送到绝望的境地。
兄弟姐妹的情义总是深而不露的。在鲁院的大楼里，我们分多聚少，各司其事。副支书施晓宇成了我们留守集体的“末代皇帝”，他面对电脑，心系全国。每天把我们留守战士的事迹即时地传达给蜗居在各处的同学，又把各处同学的消息传达给我们，我们时常被新鲜的消息所鼓舞，甚至欣喜。
现摘录一二，可以一窥当初我们留守战士与逃亡同学的深情厚谊：
今天，鲁院派车送我们上街采购日用品，原车返回。此乃封闭期间第一次。留守战士大有重返人间、解放之感。我们还间接观光了几乎空无一人的天安门广场——“非典”厉害啊，居然令世界最大的中央广场如此空空荡荡，望之不禁触目惊心！街上的行人也极少，更不堵车了。饭馆酒楼门可罗雀。但北京连续四天的“非典”新增指数下降总归是利好消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复课曙光。下面主要内容是转发鲁顺民同学的最新厥词，希望各位不要偏安一隅，默不作声。对异己分子非心慈手软就是同谋犯罪。考虑到顺民同学尚能对领袖经典语录倒背如流，活学或用，处分问题缓期执行。刘阳同学的“伊妹儿”内容太过腐化，吃喝拉撒爬，五毒俱全，还要公然声称争当女神仙，还要继续吃火锅勾引留守战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手段太过残忍，原文不与转发。钦此。
西施
晓宇兄如晤：大札敬悉，能组织起批判会，政治生活之正常秩序尚在维持，甚慰。这里还有一个糊涂的认识，那就是辣椒问题仅仅是个口味问题，是辣与不辣的哲学问题，而不是路线问题。同志们，身怀利器，慎而用之。这一条批示如果散发下去，有多少人要掉脑袋。杀人不是割韭菜，割了还会长起来。过去我们曾经因为这样的问题，冤了彭德怀、刘少奇，杀了王实味。还我一个王实味，你们谁能还得起！非常时期，忙时吃干，闲时喝稀，粮食不足，瓜菜代之，偶尔调一些竦椒，于身心也有好处。共产党员，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当然也不禁止用闲余目力看一看别的好女人嘛。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顺民
除此之外，张庆国和董立勃每日足不出户，潜心创作。现在果然硕果累累。
曹雷是资深网民，依然每日在各个窗口纠缠不清。
最可喜的是马青山和郭文斌由一个网盲成长为网络情缘高手，只是时常真真假假。不过还是惹祸，一日，有一不明身份女子找到了鲁院，被隔铁门之外，哭着喊着要找马老师。恰恰我们留守处有两个马老师，谁也无法辨其真伪。女子悻悻离去。
北京城万人空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但是，我们却温暖地生活在鲁院的天空下。有兄弟姐妹的日子必定是温暖的。
“五一”的晚餐，组织给我们配上了“青岛”易拉罐啤酒，酒酣之际，我们唱起了老歌。高老师的一曲《草原之夜》让我们动容。马青山的歌声很悠远，稍不留神就能拐着弯去了太平洋的上空。郭文斌哼起了花儿小调，很深情。梁琴的美声唱法，具有专业水平。张庆国第一次亮出了云南民歌《螃蟹歌》。曹雷也第一次展示了他的经典节目《战旗飘飘》……
后来，我时常怀念那一段时光，怀念我的兄弟姐妹，我想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啊。
鲁二届学员施晓宇，1956年3月出生福州，籍贯江苏泰州。1978年考入福建师大历史系毕业留校；1990届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阅读学会副会长；211重点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鲁院的“非典”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