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市莫特熟食店的柜台前，一个孩子踮起脚，把学校发的勤工俭学卡递给柜台后的一位高个子男人。他红红的脸膛儿，头戴一顶挺括的厨师帽，系着干净的白围裙。
没等孩子开口，他已皱起眉头，直摇脑袋。“这里的活儿太重，”他说，“我需要个子高，身体壮的。”
那年，这个孩子16岁，但看上去要小得多，充其量有1.5米高。
“我去年就在夏令营洗碗了，”孩子说，“水烫，碗脏，搬重东西，我都不在乎。”
“真的，我需要大一点儿孩子，”他说，“你还是去找点儿轻活儿干吧。”
当时孩子家刚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孩子父亲是轧钢工人，在当地公会中资历很浅，一周最多只能找到两三天工作。全家人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难以保证。作为6个孩子中的长子，只有能帮助父亲养家糊口。孩子曾申请去零售店工作，但没有当地的介绍信，商店老板不肯让孩子接触现金。
“您听我说，”我恳求说，“让我这星期干干看，如果您不满意，就别付给我工钱。”
高个子男人凝视了孩子一会儿，点点头说：“我是莫特·鲁宾。你叫什么？”
在莫特熟食店，肮脏的炊具、托盘、瓶瓶罐罐源源不断地送到洗碗池。孩子不停地洗呀，刷呀，涮呀，整整站5个小时，一个班儿干下来，双腿针刺般地疼痛。随着周六的临近，孩子越发坐卧不安，不知莫特是否给工资。那天快下班时，莫特把孩子叫到跟前问道：“勤工俭学卡写的这种工作工资多少？”
“1小时1美元。”我小声说，“最低工资。我情愿挣这么少。”
“对你这么肯干的人来说工资太少了，”莫特说，“我破例给你125美元。”
一个月过去了，孩子对莫特了解了许多。他比孩子父亲岁数大，有一个与孩子同龄的女儿。店里的事不太忙时，他常常讲起他在部队里的事。二战期间，他在新几内亚地区的一场激战中几乎丧命，头部重伤很久才得以痊愈。星期日熟食店不营业，因此每到周六晚，莫特就让孩子把卖剩的汤放在一个大罐子里带回家。这种汤由火鸡、大米和蔬菜熬制而成，浓浓的、糨糨的，足可以当饭吃，对孩子这种终日为填饱肚子而奔波的家庭来说，就像吃宴席一样。每到这个时候，父亲下班后就让我搭乘他的汽车回家，因为用我的自行车很难把汤带回家。
不久的一个周末，父亲让孩子把这辆车开走。下班后，孩子回到家，把车停好，抱起热乎乎的大罐子穿过草坪。路过起居室的窗户时，孩子往屋里瞥了一眼，差点儿把罐子摔在地上。孩子父亲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大块头，正在用轻蔑的口吻咒骂父亲。弟弟妹妹们吓得呆若木鸡，父亲毫无表情，母亲抽泣着。孩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把汤罐放在柜子上，从门缝中听到父亲答应那个人325美元欠款分三次还清，而那人要求一次还清，否则就把孩子家的小轿车开走。在洛杉矶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孩子已经懂得汽车的重要性。
孩子偷偷地溜出家门，把小汽车推到拐角处才发动起来，在住房附近转了一圈，一边生气一边想：谁能有325美元呢？谁肯借给我一笔这么大数额的钱呢？孩子想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莫特先生。他驱车直奔熟食店，急匆匆地敲响后门。等了一会儿，一扇窗子的百叶拉开了，一支枪筒正对着我。“谁，你要干什么？”莫特喝道，同时压低了枪口。
孩子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讲了一遍，最后说：“您能借给我325美元吗？”话一出口，我又觉得我的话听起来太不合情理。莫特盯着我的脸，似乎要把我看穿。
看他手里仍握着的枪，孩子不由往后退了一步。这时，莫特笑了：“我不会打你。”说着他把枪放在小桌子上，然后跪在地上撬起一块红色的旧瓷砖，一个保险箱露出来。他对好保险箱上的密码，拿出钱来数了两遍，放在一个旧信封里。“这是325美元，”他说，“你中学毕业后可以全天上班。我从你的工资中扣除一半还款，直到完全还清。”
“谢谢！”孩子说，同时我为自己的偿付能力而担心，“要我父亲签个字吗？”他摇摇头说：“不用，孩子，我相信你。”孩子像个庄园主一样从后门进家，父亲急忙把孩子迎进厨房，大块头紧跟过来。
“快！”父亲喊道，“快把车开走！”
孩子平静地把信封交给大块头。“数数！给我父亲打个收条，然后从我家出去！”这是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反复背诵过的。
那个夜晚，孩子成了全家的英雄。
点评：好人，是世界一道美丽的风景。锦上添花，不一定是朋友；雪中送炭，才是真正的帮助。记住好人，祝愿他们一生平安。他们犹如灿烂的阳光，总让生活变得无比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