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交近攻”之计的根本意思是：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找到一个成功之结，可以把渺茫变成希望。由此可以推想，曾国藩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但他确实是一个“远交近攻”的能手！
《三十六计》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曰：“形禁势格，利以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其大意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较为有利的谋略是先攻取就近的敌人，如果越过近敌去打远隔自己的敌人将是有害的。火苗往上窜，湖水往下淌，同是敌人，应采取不同对策。
“远交近攻”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做人者善于灵活运用远交近攻，切不可把“远交”与“近攻”割裂开来，它们必须两者相辅相成，即大棒和橄榄枝互相配合运用，才能相得益彰。实施远交近攻，就是着眼于未来，到远处去寻找盟友为我所用。
“远交近攻”之计的根本意思是：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找到一个成功之结，可以把渺茫变成希望。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一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但他确实是一个“远交近攻”的能手！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同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给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260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果说上述描述的是曾国藩在京师最初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交际原则，那么他与穆彰阿的关系，便是成功的实例。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我们不妨顺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勾勒出一幅“曾国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所以有人说，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抚缺补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项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此次距上次大考仅满四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道光二十五年（1845）10月24日，道光帝御门，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皇上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是御门时特擢的，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道光二十七（1847）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1849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一句套话，即封建社会的“朝中有人好做官”。这说明你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不会远交近攻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再回到曾国藩在远交近攻的问题上，即是他善于交可交之人，攻可攻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