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近年来，舆论界竭力企图把我整垮，此计不成，又处心积虑将我捧成伟人。谁赶上这种事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很明显，有人现在要继续这样干下去。为此，对于我的70寿庆，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工党、我工党的老朋友们邀我来这里，我知道应该择善而从。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不存在什么伟人。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民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家。
我们把这种东西留给19世纪，留给完全属于它们的那个世纪。谁都知道，我在事业上卓有成效。但是，我并没有“伟人的感觉”。你们也同样如此。在我的同行中，我的前辈莎士比亚曾生活在中产阶级圈子内，但是，还有一个跻身在中产阶级圈内的非中产阶级人物，他原来是个泥水匠。莎士比亚去世后，中产阶级就纷至沓来，开始把他的著作编成对开本以示纪念（我虽然还没遇到过那种事，但毫无疑问会有人这样做）。所有的中产阶级作家谱下一曲曲壮丽的诗歌，讴歌莎士比亚的伟大。奇怪的是，至今唯一被人们引用或者铭记的那段颂词却出自这位泥水匠之手。他说：“我犹如所有人崇拜偶像一样喜欢这个人。”
我刚加入工党时，工党正受到自由党和激进党的主张和政策的紧紧束缚。然而，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有自己的传统，即1649年、1798年以及1848年的传统，那些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呢？那就是街垒、内战和弑君。那就是纯血统的自由党党员的传统。我们唯一不能明白它们至今还存在的原因是自由党本身已不复存在。
激进党是征收员和无神论者。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其重大原则是：在最后一位国王闷死在最后一位神父的肚子里之前，世界就绝不会太平。请他们讲得明确些，用现实的政治来说明时，他们的回答是世界充满了苦难和不公。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年薪有15000英镑，而查尔斯二世太太们的后裔又享受着终身养老金。
如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符合宪法的党。我们这个党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韦伯先生、麦克唐纳先生一开始就明确无误地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党成为一个合法的党，让每一个受人尊重的敬神者在丝毫无损于他尊严的前提下得以加入这个党。我们抛弃了所有的那些传统；这就是现在的政府为什么对我们比对以往任何激进派更害怕的原因。
我们的主张很简单。我们的优势在于人们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以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我们的一大难题是资本主义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实际上，问题确很简单，社会党的理论是，如果你想满足私有财产的需要，将所有的生产资料视为私有财产，并把它们作为私有财产保留，就人与人之间据此缔结的关系而论，那么，生产与分配必定会各行其是。
资本主义者声称，将向全世界保证，在这个国家里人人会获得一份职业。他们并不主张这是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业，因为，假如酬金很高，这个人只要一个星期就能节余足够的钱，下个星期就不再工作了。他们决心使人们不停地工作，以挣得勉强维持生计的最低薪金，并且，还要分出一份积累资本。他们说，资本主义不仅为劳动者提供了这一保证，而且通过确保巨大财富集中在一小批人手中，这样，无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将把钱储蓄起来，并必须用于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而这个政府总是与资本主义相抵触。政府既不给人提供就业，又不让他饿死，而是给他一点救济。当然，首先得肯定，他早已为此付足了钱。政府给资本家补贴，又制定五花八门的规定，破坏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一直在这样干。我们提醒他们这是在自我毁灭，他们却听不进去。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时说：你们的制度自宣布诞生以来，没有哪一天信守过自己的诺言。我们的生产是荒谬的。当本该需要盖建更多的房屋时，我们却在生产80匹马力的汽车。我们在生产最豪华的奢侈品的同时，孩子们却在挨饿。你们已把生产本末倒置了。你们不是首先生产国家最需要的东西，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已经变得如此荒谬绝伦，以致在这个47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两个人赞成目前的分配制度——一个是诺森伯兰郡公爵，另一个则是班伯里勋爵。
我们反对这种理论。社会主义明确无误地指出，一定要注意你的分配问题。我们非得从这个问题开始，要是私有财产成了合理分配制度的绊脚石，那么，就得请它上路。
掌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按公共规矩行事。比如，我握着手杖，但不能随心所欲，绝不能用它去敲你的脑袋。我们说，如果分配出了差错，就会一错百错——宗教、道德、政府等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深知，我们必须从分配着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全部含义。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将此铭记在心，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处理好全世界的财产分配。请听我说，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那样，我认为在我们4700万人口中，没有两个人，也许没有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我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也找不出一个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已经分文不值。这一点，你只要询问任何一位明智的中产者都能证实。如仅仅是因为能获得600万英镑抚养金，当一场争夺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婴儿的斗争正在法庭进行的时候，他却去请求发放养老金，他认为这么做是否正确。
这场分配的关键是对那个婴儿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新生儿注定要成为一个名门望族，那么他一定还会获得一宗食品收入，一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优厚的收入。可是，一个婴儿还不懂得什么是道德、个性和勤奋，甚至还不懂得什么是通常所说的体面。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那个被遗弃儿负责。这是分配问题的有效例子，它同我们的问题有关，是一个确实能将我们引向胜利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得以将自己同资本主义者区分开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公之于众。我们应该宣布，我们力求实现的不是旧概念的再分配，而是收入的再分配。我们指的永远是收入问题。
今天晚上真使我心花怒放。我们的主席对我的赞美，你们对我社会地位的如此尊重，对我个人怀有的深厚感情，我完全理解。我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是，我不会对所有这一切无动于衷。我懂得这一切的价值。如今，我已年届古稀，时不再来，我说这话也就这一次了。我心潮澎湃，能够说出了许多人不能说的话。
我现在明白，年轻时思想转变，加入了工党，无论怎么说，我选准了自己的道路。
编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政治家、作家。
《谴责奴隶制的演说》，是道格拉斯在1854年7月4日，参加纽约州罗彻斯特市举行的国庆节庆典时，发表的一篇废奴演说。当时，美国北方各州的废奴主义者成立了共和党，更广泛地开展废奴运动，与南方各州维护奴隶制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此形势下，道格拉斯充分列举奴隶制的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本人及自己母亲都曾沦为奴隶，深受奴隶制残酷的蹂躏，所以这篇演说慷慨激昂，充满深情，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这篇著名的废奴演说对组织民众、深入开展废奴运动，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