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芬 通讯员 沈琼云
“可织布来可纺纱，胜却蚕丝赛葛麻。花开犹如雪皑皑，采棉更是景如画。”这是现代诗人张志真《咏棉花》中的诗句。千百年来，人们能安度严冬，总少不了棉花的功劳。虽如今羽绒服、羽绒被、蚕丝被等各类新式衣被花样百出，但实在暖和的棉衣棉被仍是不少老百姓心目中的最爱。
在很多年纪稍长的本地人记忆中，梅山棉花厂曾风光无限，而能去那里工作更是一件很“吃香”的事情。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从艰辛开办期，到发展至远近闻名，再到最终的没落收场，梅山棉花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历史？记者先后走访了梅山乡文化站、区供销社、区方志办和区档案局，只查阅到一些细枝末节的记载，有的仅是一笔带过，有的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据了解，梅山棉花厂1996年改制后，相关文字资料已难找寻。无奈，记者辗转找到了梅山棉花厂（后为北仑棉纺织厂）的三任领导，还采访了一些曾在该厂工作过的老工人，通过他们的口述，笔录还原了梅山棉花厂曾经的兴衰史。
计划经济下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梅山棉花厂应运而生
通过区供销社的牵线搭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梅山棉花厂的首任厂长——离休多年的郑阿和老人。说起梅山棉花厂，这个当了25年厂长、如今已经86岁的老人神采奕奕，娓娓道来，恍如昨日。
上世纪50年代初，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粮、肉、布、糖、烟酒等多种商品先后凭票限量供应。1954年，镇海县委发出贯彻中央棉花计划供应和计划收购的通知，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全县正式实施棉花和棉布统购统销和实行棉布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
1955年5月，郑阿和从骆驼区供销社主任的位子上被县供销社安排到梅山下道头筹建梅山棉花厂。
“我到梅山下道头的时候，那里除了有几间闲置的破庙，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郑阿和告诉记者，当时和他一起的只有四五名管理人员，人手少，压力大。他们在将梅山几个私人的棉花加工小厂合并收购后，开始筹建。从5月的一无所有到9月底要投入使用，郑阿和带领筹建人员艰辛工作。为了备齐建造加工车间需要用的一些零部件，他常常翻山越岭走半天去采购。从梅山翻三条岭，走30多里路到柴桥，或者从梅山翻岭走上30多里到穿山车站坐车到宁波，他已经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遍……
到9月底，梅山棉花厂终于建好了。9间轧花车间，2间打包车间，2间机器房，3间材料间，还有用泥做墙、用稻草做屋顶的12间仓库。为了防止草屋的泥地弄脏棉花，他们先在泥地上铺上一层稻糠，再铺上一层稻草，最后在稻草上铺放晒谷的篾垫。“当时条件艰苦，我们的办公室和食堂也都是这样的草屋。”郑阿和说。
当时，我国商品籽棉的加工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棉花加工厂承担。梅山棉花厂虽然负责棉花收购和粗加工，但实属代收购、代加工性质，行政上归上级供销社管，销售由镇海土特产公司负责。
郑阿和告诉记者，梅山棉花厂选择造在梅山下道头也是有讲究的。从前没有那么多马路和汽车，交通以水路为主，多用水路运输货物，加工好的棉花也是用帆船靠摆渡运往镇海土特产公司。梅山下道头即为梅山渡口，交通条件好。再者，梅山是本地主要棉花产地，当时共有1万4千亩的粮棉地，其中棉花地占1万多亩。棉花是梅山主要的经济作物。
加工任务重、生产条件落后，建厂第一年也是最艰辛的一年
1955年10月，梅山棉花厂正式投入使用，当时主要负责棉花加工。因为当年全年干旱少雨多晴天，籽棉产量大增，郭巨、三山、上阳等地的棉农都挑着棉花赶到梅山棉花厂来卖。据郑阿和回忆，那年收购籽棉多达200多万斤，而加工好的皮棉有80万斤，达到历年之最。
棉花加工的主要工序有轧花、剥绒、打包等。轧花是利用轧花机将长纤维与棉籽分离，剥绒是将棉籽上的短纤维与棉籽用剥绒机分离开来，打包就是将加工后的皮棉压缩成包，便于运输和储存。那年棉花产量高，为了完成棉花加工任务，必须加班加点。可是当时不但加工环境差，机器也不先进，尤其是打包间全靠人工压缩棉花。“第一年没有打包机，靠人工只能打到180斤一包，后来棉花打包都是机器完成，机器打包能打到200斤一包。”郑阿和说，“打包间的工人最辛苦，全是体力活，很多人干了一天后就腰背和腹部疼。”工人日夜两班倒，他们休息时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铺上草席睡觉，根本休息不好。
郑阿和说，当年的少雨多晴天气使得棉花产量大增，但也导致梅山缺水。当时，梅山下道头附近还没有修建水库，梅山棉花厂的工人们连喝水都成了难题，他们还要每天和棉花打交道，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是棉花绒却没有水洗，都成了“白毛女”。
“那年我们厂里还没装电话，整个梅山岛就只有梅西乡和梅东乡的乡政府各有一部电话机。厂里有什么情况要向县社汇报，我要翻过鸡宝岭到梅东乡政府去借电话用，县社有什么指示来了电话，也需要派人来通知我，我再去那边等电话。”
艰苦了两三年，梅山棉花厂的条件逐步改善，不仅将草屋全变成了瓦房，扩建了车间和仓库，还建起了办公楼、食堂和宿舍。
棉花厂是上一代梅山人的共同记忆
“当时镇海县总共只有两家大型的棉花厂，除了贵驷棉花厂就属我们梅山棉花厂了。”1980年，郑阿和离休后，梅山里岙村王新初任梅山棉花厂第二任厂长。他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小的棉花厂很多，新碶、霞浦、三山等都有自己的小型轧花厂，但较大规模的很少。梅山棉花厂负责郭巨区5个乡的棉花收购、加工任务。
“为方便郭巨区（镇海县下属小区）5个乡的棉花收购，后来梅山棉花厂分别设置了4个收购站，除了梅山收购站还有郭巨收购站、上阳收购站和峙头收购站。”王新初说，“白峰的棉花比较少，所以没有专门设站。”
“以前，不仅我们梅山几乎家家种棉花，北仑其他地方也都种，说起我们梅山棉花厂，没有哪个不知道的。”近日，记者在梅山采访时，遇到69岁的梅西村村民金志恩。上世纪60年代，他曾是台岙生产队队长，每年的4月14日，队员们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始种棉花。
金志恩告诉记者，棉花每年春季大概4月中下旬播种，一般在小满之前要种好，如果种得晚了，棉花会减产。“西北风一吹，那些还没有结成铃的花就结不成棉花了。”
棉花当年开花、结筒籽，然后吐絮完成生育周期，到冬季严寒来临时才结束生命周期。“到了8月底9月初，棉花陆陆续续可以开采了。”金志恩说。棉农们将摘上来的棉花晒过一两天后就送往梅山棉花厂的梅山收购站。
棉花收购有季节性，每年的8月底至11月底是一年当中的忙期，棉花收购量多的时候会忙到12月，因此每年每到开工前就开始大量招工人。最多时有200多人。他们的工资按天算，做一天算一天工资，根据男女和分工（文职工、普通工）不同，工资也是不同的。今年65岁的梅东村叶大伯曾在1966年左右在梅山棉花厂当过打包工，当时每个月有三四十元收入。“被招进去后，厂里发下来一套工作服让我们穿。”叶大伯说，因为厂里的空气中充斥着棉绒，工作时需要佩戴口罩才能防止吸入鼻内。打包时需要将轧花后的棉花从轧花车间送到打包车间，棉花被送到车间上层，然后按200斤一袋的规格被从上倒进方形包箱内打包压缩成型。“棉花被压得像石头一样硬，最后我们用铅丝（镀锌的铁丝）缠住棉花包，送到储存仓库。”
虽然是临时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红着眼睛想进去。一般由各乡推荐限额安排，多安排一些军人家属和困难户。“当时除了地里一点收入，我们当农民的哪来其他收入啊。进棉花厂工资高、收入好，别人想进也进不了。”梅东村徐道良老人曾在梅棉厂当了一年门卫，后来他的女儿也被招到厂里上班。
收购棉花不是简单买卖，需要检验分级按级定价
梅山棉花厂的正式职工不多，最多时也只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一些行政管理人员、棉花检验员和车间技工。
今年57岁的郑裕庚是梅山乡梅西村人，也是梅山棉花厂最后一任副厂长。1977年，22岁的郑裕庚从浙江商校（现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梅山棉花厂郭巨收购站做棉花检验员，后又从郭巨收购站转至梅山收购站担任副站长。
“在收购棉花前，检验必不可少，要为棉花分级分类。”郑裕庚告诉记者，给棉农挑过来的棉花检验后分级是为了便于在棉花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确定棉花质量。“从眼前说，给棉花分级才能给棉农定棉花的价格，高等级的价格自然高，最差的是等级外的，那就只能便宜收购了。”郑裕庚解释说，“从长远看，棉花定级后才能确定棉花的使用价值，也算是合理利用资源，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棉花等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品级分级，二是长度分档。品级分8级，1至7级和等外级。一般来说，棉花品级分级是对照实物标准（标样）进行的，这是分级的基础，同时辅助于其他一些措施，如用手扯、手感来检验棉花的成熟度和长度，电测定水分，手感目测对照机拣定杂质，试轧定衣分等各项指标的综合情况为棉花定级，一般评定三级为标准等级。“用手把棉丝（棉纤维）扯出来用专用标尺测量一下，按照棉花的长度一般又分为4种档次。”郑裕庚介绍说。
郑裕庚还告诉记者，一般收购站收购的是没有经过去籽加工的带籽棉，这时在为棉花定好等级和收购价格后，还需要将皮棉和棉籽分开来计算价格，一般为100斤带籽棉算40斤皮棉和60斤棉籽。收购员会根据皮棉的重量扣除加工费。
棉花增产销售成难题，棉花厂转型棉纺织厂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气候原因，高档棉产量减少，而低档棉增多，即使镇海特产公司的棉花销售人员去黑龙江等北方地区推销也难以缓解低档棉过度囤积的困境。
低档棉卖不动怎么办？当时的厂长王新初和几名厂领导商量能否自己加工棉产品，帮助特产公司解决销售难题。1985年，梅山棉花厂在区供销系统和镇海特产公司的支持下，在厂内办了一家小型棉纺厂，取名为“滨海棉纺织厂”。他们从特产公司买来低档棉生产出粗支纱供应给梅山的棉农加工成棉纱手套。当时梅山棉农制作棉纱手套主要以家庭小作坊为主，多为一家一户生产。
“这样一来，不仅帮特产公司解决了一部分低档棉花出售问题，还增加了棉农收入。”王新初告诉记者，棉纺厂办了一年多后，效益挺好，于是在1987年将梅山棉花厂和棉纺厂合并，改梅山棉花厂为北仑棉纺织厂。北仑棉纺织厂集棉花厂和棉纺织厂的功能为一体，既负责棉花收购、轧花、剥绒、打包，也负责棉花纺纱工艺。
据介绍，棉纱加工操作的主要工序为：清、梳、并、粗、细、造。第一道工序是在清花车间清花，去除杂质。然后打成一个一个的棉花卷，到梳棉车间把棉花卷变成棉花条。棉花条经过并条车间形成棉花纤维有一定规律的棉花条，然后到粗纱车间形成细棉条，即粗纱。最后将粗纱送至细纱车间纺成有一定支数的细纱。但是要变成能够利用的细纱，还需要最后一个“造筒”步骤，要将这些细纱结成筒纱。
王新初告诉记者，厂里原来只有2台老的细纱机器，后来又购置了2000锭新设备生产高档纱，但是由于地处海岛，交通极其不便，加上严重不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要发展棉纺厂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间，为解决梅山棉花厂的职工家属工作问题，梅山棉花厂还创办了梅棉塑料厂回收塑料，后又制作童鞋。大概维持了五六年。
种棉花的人越来越少，北仑棉纺织厂因无力生存最终解散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本地棉农很多转种芦笋等其他经济作物了，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棉花产量大幅度减少。“最少的时候一年只能收上来不到2000担棉花，纺的棉纱根本不够村民做棉纱手套的。”1990年，郑裕庚担任北仑棉纺织厂副厂长，分管棉纱销售。
为了寻找棉纺厂的生存出路，棉纱厂开始买机器自己织布，棉花不够就从外地去采购，织出汗布和棉毛布向市场出售。
加工棉花的工艺对于这个有着几十年棉花加工历史的厂来说是熟门熟路，但是生产布匹是生手，所以在织布时难免会留下一些次布。
“这些次布只是颜色稍有出错或者破了小洞，可是有了小瑕疵整匹布都卖不出去，扔掉又觉得浪费。后来我们想到，其实只要剪掉有瑕疵的地方，剩下的好布可以做成成衣。”郑裕庚告诉记者，他们有了这个打算后，厂里开始找做成衣的活。“接到一些外贸成衣公司的订单后，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加工成汗衫、棉毛衫等成衣。”
1988年，北仑棉纺织厂与一个好机遇擦肩而过。申洲公司曾表达将梅山棉花厂作为申洲织造的棉纱产地的意愿，后来因为考虑到梅山交通不便，最终放弃。这件事令当时的厂长王新初和副厂长郑裕庚至今仍感遗憾。“如果当时梅山有跨海大桥，交通像现在这样便利的话，也许现在梅山棉花厂还在呢。”郑裕庚说。
1996年，北仑棉纺织厂按要求改制。实际上它也已经因为形不成规模，连年亏损，再加上由于水源不足，达不到消防安全的要求，无法继续生存。解散后，除了到退休年龄的老职工，一些年轻职工被区供销社安排到穿山茶厂、柴桥蜜饯厂、郭巨供销社等单位。郑裕庚被安排到郭巨供销社工作。
这些曾经的辉煌已成为过去
9月29日上午，在郑裕庚的陪同下，记者前往梅山棉花厂。在走进棉花厂的路上，记者看到了一个大而高的烟囱。“那是粮油厂的烟囱，我们将棉籽供给他们加工成棉籽油。”郑裕庚告诉记者，不仅棉籽有用，从棉籽上剥落的棉绒也派大用场，是火药原料，还可以做医用消毒棉等。
进了棉花厂的大门，记者看到，因为多年失修，很多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食堂、办公楼和宿舍楼外的野草已经比人还高。职工们曾经种下的几株水柏也已经生长得郁郁葱葱，有三层楼高。走进三层高的宿舍楼，房间内的瓶瓶罐罐、被丢弃的衣服、墙上的海报，记者仿佛依稀看到过去棉花厂职工在这休息的情景。
全厂面积有20亩，仓库、各类加工车间等有二十多间。郑裕庚告诉记者，厂内的一些机器已经拆走了。原先的仓库保存得较好的，已经租给五金加工厂了。破落的一些厂房就荒废着，多年来不曾有人打理，野草丛生，根本无法入内。
郑裕庚带记者参观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造的纺纱车间的遗址，纺纱车间的墙体看起来还是相对较为新的。虽然这些纺纱车间内已经空空如也，记者看到墙壁上仍旧悬挂着“并粗挡车工岗位职责”、“车间安全消防措施”和“车间运转交换班制度”等要求的告示牌，还有一面小黑板。“告各细纱挡车工：3号细纱台车的皮辊是新皮辊，请你们在操作过程中注意拉钩力的合理运用。”最后一任厂长郑国安的字迹仍留在黑板上，时间处写明是“1996年1月24日”。
据了解，现在全梅山大概种有1500亩的棉花，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梅山还保留着一些家庭作坊式的棉花加工厂、棉花去籽厂，但都不成规模。种了几十年棉花的林大妈告诉记者，去年籽棉收购价有6元一斤，今年只有4元不到，效益差很多。经济效益不好，种棉花的人自然越来越少了。
（2011年10月13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