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银子，老太后也心疼。那数量太大了：相当于4亿5000万中国人民每人要拿出一两银了！在今后的39年内，以关税、盐厘、常关收入作抵，那中国的国库还不成了沙漠。按照荣禄的说法：“将来中国的财力都让外国人给占尽了，中国将成为一个不能行动的大痨病鬼！”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打了败仗嘛！人家西方人已经够宽大啦，用慈禧的话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总之是我们错了，人家也原谅了我们，只是要点银子，那还不赶紧乖乖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么一番大折腾，老太后本人居然没失去什么，仍然君临天下，而国家也由“天下大乱”又变成了“天下大治”！中国没有亡。中国在我的领导下没有亡。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呀！
好啦，甭发愁啦，就要回家啦。在这荒天野地的大西北，居然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早就呆得不耐烦啦――快点，收拾行李，回家去啦！
9月7日，《辛丑条约》的正式文本报到西安朝廷，老太后看也没看，便让光绪皇帝盖上了玉玺。但皇帝仔细读了条约，忽然把其中的一条指给她看。老太后看了看，想了想，忽然吓了一跳。
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字的一个条款：“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20公里之内不准驻扎军队。”最初，老太后没大注意这一条款。不就是在一个20公里的区域内不驻军嘛，有什么了不起？但此次经光绪皇帝特别一指，她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忽然明白了：这一条款无异于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本国领土内的驻兵权，虽所限仅为天津一隅，但天津租界及以外20公里范围，已将整个天津市区全部包括在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倘不能在天津驻扎，则不仅市区内的治安势必无法维持，而整个北京政府也简直就形同虚设，这就好像一群羊在北京办公，而把住大门的是一群狼，北京政府还如何能行使统治权。以北京之门户，扼持于外人，老太后就是回到了紫禁城，岂不是日日不能枕席？！
怎么办？没办法。但先别回去啦！回到还是洋鬼子把门的紫禁城，这不是找死吗！原定的8月1日走不成了，赶紧找个理由，“展期回銮”。一纸诏书飞下：“诏改于10月6日启跸回銮。”延期了两个多月！但愿在这两个月里，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当其时，李鸿章还没死。西安朝廷立刻飞诏，让李鸿章与外国人“竭力磋商”，务必让紫禁城的大门口站着咱自己国家的军队。
但条约已定，李鸿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长期以来被朝廷冷落了的大臣――袁世凯。听说这小子很有主意，外国人对他的印象不错，现在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他也许能拿出个什么好办法吧。好，就让他以山东巡抚的身份，奉诏接收外国人在天津的管理权，看他能不能把洋鬼子赶出天津，把我们自己的部队摆在家门口？
山东巡抚袁世凯接到命令，一下子就懂得这简直就是个没法干的活儿。按照条约，天津租界20公里内不能驻军，这就等于说，他不能带一兵一卒，去接收满大街都是外国鬼子（有九个国家的）的天津市，这不是让他玩命吗？而且，他这条命玩没了不要紧，那个天津市还是让外国人把持着，什么时候要到北京去“访问”一下慈禧太后，谁也拦不住他们。他于是“倍感为难”了。
袁世凯当然是个聪明人，而且，在国家动荡的这一年间，他的政治判断没有出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泣而出逃，京都沦陷，整个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陷入动乱之中。这时，只有山东省是一片净土，当时的记载是：“京津官绅避难者云集济南，莫不言袁世凯为山东福星、中国伟人！”此后中国战败，在列强的威逼下，开始了漫长的谈判。李鸿章再次被起用，以老病之身，周旋于驻进皇宫的西方军队首脑之间。此时，北京、天津地区的电杆、电线，已被义和团视为“妖物”，全部砍毁，京津各地的对外电讯联系，悉告中断。于是，最便捷的办法，只有将电报发往由于袁世凯的保全而通讯设施丝毫无损的山东济南，请山东巡抚袁世凯再改用奏折，由驿差递送。如此一来，山东抚署成了各省与京师和外逃朝廷的联络中枢，其地位顿显重要。袁世凯充分利用了这一枢纽地位，与朝廷和中央的大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大员，在他们的有利于中国的所有决定中，也觉得少不了袁世凯这个人。此后“保护外使”、“查办首祸”、“东南互保”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无不有袁世凯的大名列在其中。袁世凯的声名一下子大为提高，竟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样地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流砥柱人物。再后来，“怂恿拳匪”的朝廷大员，一个个被赐死、自杀、流放，相反，由于袁世凯是坚定的“剿拳派”，不仅朝廷倚重，西方列强也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有头脑”的人才。有消息说，他很可能接替已经老病缠身的李鸿章，成为新的疆臣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如此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锦绣前景，袁世凯自然亟亟欲得，恨不得一把就抓过来。他本就是功名心极重的政治家，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怎能不想办法抓住它。现在，机会来了，只是机会伴随着风险。能否成功，只看他能否乱云飞渡。
不准驻军，而又要接收天津，把住紫禁城的大门。这就是慈禧太后希望他做到的事情――一件无法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事情。
好几天时间，袁世凯焦虑地整天在巡抚衙门的大院里踱步。走过来，走过去，毫无办法。他手里有军队，8000人的亲手训练的“小站军”，洋枪洋炮，是大清朝的国防正规军中惟一没有任何损伤、目前最优秀的武装部队。但，“不准驻军”，这支部队有什么用？难道用它攻入天津城吗？那不又是一场“庚子国变”？！真是难死人啦。
这时，唐绍仪走了过来。当袁世凯不准别人打扰的时候，只有他能打扰一下而不会得到斥责。他是袁世凯的铁杆朋友。甲午年间，日军攻入朝鲜，是他，手持双枪，只身掩护，把当时的中国驻韩专员袁世凯护送回国。从此，袁世凯终身感戴，后来在辛亥革命后让他当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唐绍仪问：“大帅是否还为接受天津之事烦心？”
袁世凯说：“是呀，简直就是个没办法！”
忽然，袁世凯问：“绍仪兄，你是留过学的。这外国人是用什么样的武装来管理城市的？”
唐绍仪说：“这却与中国不同。人家用的是警察。”
袁世凯喃喃地说道，“警察？警察……”忽然脑中电光一闪，说道：“绍仪兄，这事儿成了！”
袁世凯的一个天才的政治特质――警敏机变――这时再次显露出来。他拉着唐绍仪的手，进入抚署，取出《辛丑条约》文本，指着“天津不准驻军”的条款说：“你看，这不是成了吗？”
唐绍仪很迷惑：“怎么就成了？不准驻军，你有什么办法？”
袁世凯哈哈大笑，说：“不准驻军，我可以驻‘警察’呀！”
唐绍仪想了好半天，才理解了袁世凯的意图，一拍脑门：“着呀！”
一个棘手的好像根本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袁世凯手中居然巧妙而轻松地解决了。
袁世凯命令，从他的武卫右军中选拔3000名士兵，立刻施以警察训练。此时大多数中归国留学生，弄点西方的警务条例来，让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熟谙警察服务的规定。同时，立刻改换警察制服，并造出了一面“中国警察”旗帜。国人还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也是刚刚知道。他让唐绍仪再找几个曾留学西方的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戏法被戳破了可不好，那就没有叫好的观众了。
接收期届之时，袁世凯命令地方长官率领这3000人的“警察”部队长驱直入，在按条约规定的20公里之外，驻扎下来。
下面的戏法，就看袁世凯的了。
袁世凯镇静地走进了天津都统衙门。一年前，联军攻破天津城后几天，就设立了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军事专政机构：天津地区临时政府。现在，他要让它回到中国人的手中。
此前的9月17日，也就是《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天，西方各国联军撤出了北京城，现在大都集中在天津，准备在津门交割后回国。当然，要留下一支部队守住天津。条约规定不准中国驻军，可没说不准西方在天津驻军呀！
联军在天津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作为向袁世凯交割天津政权的仪式。
批准移交的联军各国司令官是：法国的雷福里将军，德国的罗赫什德特少将，英国的克莱格少将，日本的秋山将军和意大利的亚美格利奥中校。
中国方面负责接收的有：袁世凯、唐绍仪、杨宗濂、张莲芳与曹嘉祥。还有即将担任天津各部门负责工作的24个中国官员，其中有王庆年，他将负责今后的警察工作。但现在，他的身份还是秘密的。
接收仪式上，乌沙利文上校，联军任命的天津都统衙门委员会的主任，把官方档案交给了袁世凯。他自豪地说，在他管理天津的一年时间里，天津的各项工作都很有成就。同时，他很节省地使用着原来直隶银库中的钱财。是的，他没把那些钱花光，还剩下了18.5两银子，现在一并交给中方，以示友好。说着，他把装着支票的一个精致的红封套双手捧着，交给袁世凯。他认为，袁世凯肯定会感激地拥抱他。
袁世凯心里骂着：“他妈的！强盗倒成了好人啦！”
但他不动声色，也没有拥抱对方，只是用手接到这个红封套后，忽然把一只脚提起来，冷静地把红封套塞进了他的长靴子里。这一举动，把所有的联军司令官都看呆了。他们忽然觉得，这个袁世凯不可小看。但他们心中窃笑：看你有什么办法能守住天津城！你一个不准驻军的光杆司令，手中没有一个兵，以后还不乖乖地听我们的话？
仪式终于结束了。袁世凯向未来的天津第一任（也是全中国的第一任）警察局长王庆年摆了摆手，命令道：“开进来吧！”
都统衙门外，忽然奏响了仿佛进军的乐曲。所有的西方人都跑出去观看。他们发现，一支队伍，荷枪实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天津城，并立刻占据了所有主要街道。
刚刚下台的前天津都统衙门委员会主任乌沙利文大惊失色：“这是怎么回事？天津不准贵国驻军的！”
袁世凯扫了这个下野的外国人一眼，一字一顿地说道：“请看清楚，这不是军队，是警察。”言罢，拂袖而去。
史载，见此情形，当时的八国联军当局哑口无言：因为这不是军队，这是警察，向你们外国人学习而建制的警察，与和约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虽然联军认定这些警察驻扎津门后，不仅维持治安，还会起到军事戒备、扼守津门的作用，但毕竟是警察，并不违背条约。
对此，联军当局自然大失所望，但又大为敬佩。
从此，津埠治安一扫乱局，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4年后，1905年10月8日，大清国设巡警部，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从这一天起诞生。巡警部尚书（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侍郎（副部长）是袁世凯的北洋警政督办（警察局长）赵秉钧。全是袁世凯的人，但无人持异议，因为中国警察制度正发轫于袁世凯，是他一手逐步总结推广开来的。这是后话。
而在当时，慈禧太后是多么钦佩这个在戊戌年险些让她给杀了头的袁世凯啊！紫禁城的大门守住了。她可以安心地回家了！她的激动促使她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天便下了一道谕旨：“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
这块疆臣中最美味的肥肉，终于给袁世凯叼在嘴里。
但他并不满足。
慈禧太后终于可以安心地从西安回到北京城了。根据日程安排，她一路乘轿而行，但到达正定后，乘坐火车到达保定驻跸，然后，继续乘火车进入北京。所有的朝廷大员，都要到保定接驾。
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也开始了一番目光远大的政治谋划。他要好好地巴结一下慈禧太后，使已经众望所归的直隶总督的职务，稳稳地落在自己的手中。
毫无办法。这是一个专制国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你有再大的能耐，但你朝中无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不把你当作他的宠臣，这样重要的职务是决不会落在你的手上的。不错，现在你已经“署理”直隶总督了，但“署理”的涵义是“暂时代理”，一有个风吹草动，到手的鸭子也会飞了。
袁世凯想：慈禧太后此时最需要的是排场和金钱。一年多来，她的窝囊气可是受够了：逃亡在外，再不能享受她最着重的豪华仪式；北京城已经让列强给抢动一空了，就是回到北京，又能有什么排场。这是有关她面子的大事，她要体面，要豪华，要中国的臣民看到，她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她下了一道命令：要各省的官吏，体察朝廷目前的艰难，为国家的朝廷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官员们一下子看到，他们巴结慈禧太后的机会来了。人人都想着自己的红顶子更加灿烂的前景。大批的“贡物”运到了保定，准备在慈禧到达后，一并装上火车，带着他们的希望，轰轰烈烈地开到北京去。
但他们所有人的礼物，在袁世凯面前，都相形失色了。
他“先声夺人”，首先贡献了两座豪华的彩棚，一座扎在保定车站，一座扎在北京的大门口，让众多灿烂的鲜花、豪华的彩灯，烘托着、照耀着70多岁的老太后，迈动着她自豪的步伐，走进她的家。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太后多次提到她的这次“体面”。提到时，她总是说：“咱们的那个忠臣袁世凯……”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贡献了一百万两银子。在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下，这更被视为一个大臣对国家的热情奉献。由于所有的大臣几乎都是送的礼物，这银子，似乎就格外扎眼。慈禧到北京时，还有外国人来迎接，慈禧对洋人“大大方方的赏赐”，几乎全来自袁世凯的口袋里。这也使得老太后大大地有了面子。
然而，袁世凯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此时他还没真正成为直隶总督，北洋的钱口袋早给联军掏光了，只剩下18万两，象征性地交给了他。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应急。”那么，银子从哪里来？
袁世凯当时想到的主意是“借”，向那些有钱的“下官”们借钱。他把这些人召来说：“暂时使用一下你们的私款，以后我袁世凯陆续归还你们。”
他的话音刚落，下面送给他一片诉苦声：“我们没钱啊！兵慌马乱了好几年，我们哪里还能有钱呢？请大帅明察。”
袁世凯一听，挥了挥手，不动声色地说：“那就罢了。”
他密派了一个亲信，让他到天津的几个大票号钱庄去查账。但银行是为储户保密的，自古皆然。于是，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
他让他派去的人这样对银行的掌柜说：“我们大人要把一大笔公款存在你们的票号里，你们能给多少利钱？”
掌柜说：“最多能给八厘。”
此人说：“听说你们给别人的利钱比八厘高多了。”
掌柜的一听，怕丢了这个“公款”大主户，就把账簿拿了出来，将某官署、某官员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一一指给他看，说：“您瞧，我们不说假话的，谁把钱存在这里，都一样的。”
此人把这些钱款数字，一一记下。再到别的票号，如法炮制。终于查清了所有官员的存款，一一指给袁世凯看，大约有100多万两。
过了一两天，袁世凯又把那些哭穷没钱的官员请来，说：“我已经知道了诸位没钱的苦衷。但有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了，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字招摇撞骗，说你们在他们的钱庄存了钱。为了保护你们的清誉，也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特别知会诸公一声。”
所有的被宰了一刀的官员都目瞪口呆。
1902年1月3日，慈禧的銮驾乘火车抵达保定。满朝的一、二品官员在隆隆的火车声中，跪在站台上，远远望去，满眼的顶戴花翎，鲜艳夺目，像一片熟透了的红萝卜。袁世凯跪在前面，慈禧太后一下车就看到了他。
“你很好。”太后说。
官员们的礼品陆续进上。轮到袁世凯，献上的是一对鸟儿。他弯着腰，眼睛注视着地面，朗声向太后奏道：“微臣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从印度觅取而来，供太后赏玩。”
说完，他挥了挥手，一个亲随捧来一对毛片分红绿两色的鹦鹉。据当时人记载，当时，谁也说不清，这对鸟儿是不是真的从印度觅来，但看上去，似乎确有些特别。它们并不用笼子装着，只在脚上扣着艳细的镀金短链，并肩站在一支式样很好看的树枝上。
所有的人都嘀咕着，这鸟儿是好看，但别人都是金玉的进献，比较起来，袁世凯的“鸟礼”，似乎轻薄了些。但太后却似乎有些兴趣，让李莲英接了过来，捧到距太后两三尺的地方，细细地端祥。不料，这一看，鸟儿立刻显出了它们的长专，以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两只鸟儿突然用极清脆的音调，高叫到：
“老佛爷吉祥如意！”
这一叫，真把所有的人都倾倒了。它们咬字之正确清楚，听去正如小孩子说话一样，更叫人万般诧异。正当大家惊讶不止的当儿，两只鸟儿又喊道：
“老佛爷平安！”
为了鸟儿的这两声叫唤，袁世凯请鸟类的专家高手，整整调教了半年时间。他的心思没有白费，他看到老佛爷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知道这一笑之后，他将前途无量。
4天后，1月7日，慈禧太后从保定起驾，再次来到了火车站。这一次，她看到车站上排列着一排她从来没见过的乐队，手里拿着她从来没见过的乐器。她感到很新鲜，不禁上前询问，于是知道是西洋乐队，是袁世凯专门从天津调来的，是一支专门迎来送往的警察乐队。这也是中国的第一支西洋乐队，是袁世凯专门从天津调来，给太后听个新鲜的。乐队长是袁世凯花了钱，专门送到德国专习音乐的留学生。同时在站台上的，还有顶盔贯甲的军人，侍卫仪仗队，此时已经整整齐齐跪在距离月台约200米的地方，向着太后遥拜。
当慈禧太后登上列车的刹那间，乐队轰然一声开始了演奏。
慈禧太后不知道演奏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很庄严很好听，似乎象征着袁世凯对她的忠诚和热爱。
其实，演奏的是什么，袁世凯也不知道。只是后人经过向懂得西洋乐的人请教，知道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
太后的专列就在《马赛曲》的鸣响中徐徐开动了。
本年的6月9日，朝廷下旨：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大清朝告别了“李鸿章时代”，而“袁世凯时代”开始了。
慈禧太后的豪华回銮专列，择定于1902年1月7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准时进入北京。这是慈禧谕令钦天监千算万算才算出来的好日子和好时辰。一番国破臣亡山河幸在的瞎折腾后，老太后更加相信命运。一路之上，她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嘱咐大臣：必须在这个日子、这个时辰达到永定门，要紧，要紧！
这是平生第一次乘坐真正的火车。10年前，李鸿章为了说服她建造全国铁路，在紫禁城内专门为她修了一段铁路，请她“试乘”。但她嫌火车太吵，指示摘掉车头，让太监们拉车。
现在，乘坐在真正的火车内的老太后，把一座时钟放置在她的车厢里，紧张地不时看着钟点。她今后的运气好坏，就看她能否准时踏进家门了。
上午11时30分，按照预定时间，火车到达丰台站。太后大喜，但仍以到京时刻为念。有人看到，老太后居然用自己带着的钟表，同铁路之钟对点。
永定门车站到了。列车停稳的一刹那，太后的钟表“当、当”地响了两声。很好。很准时。看来大清的江山可以永定了。
下车后，太后立刻赏银5000两，以酬铁路执事，负责此次列车行驶的洋务官员杰多第，接受了太后亲自颁发的双龙宝星。
站台装饰得如盛大节日。太后发现，停车场外，有一座极大的有篷銮轿，是为皇太后皇上特制的，装饰美丽，轿中有金漆宝座。轿子一旁，京内大员数百人早已候立多时。只有一点与过去不同，轿子的另一面，站立着许多洋人，准备瞻仰平时难得一见的太后圣容。
太后轻举玉足，慢慢地朝銮轿行去。忽然三声地动山摇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见群臣皆跪，眼前一片花翎。再向另一边看，洋人不跪，但也都向她脱帽致礼。
太后一边行走，一边用和蔼的目光看着眼前景象。走到百官前面，想说点什么，忽向旁边的洋人看了一眼，终于一语未发。
她对站在身边的光绪皇帝小声说：“这里怎么那么多洋人呀！”说着，向洋人们微微抬了抬手，算是对洋人脱帽致意的答礼。
她和皇帝登上銮舆。李莲英一声高呼：“銮起！”话音未落，太后说道：“且缓。”
她面对着洋人们，露出满面微笑，仍然显得漂亮并保养得很好的一张脸，阳光下盈盈地透着红光。“多美丽呀！”洋人们赞叹着，终于一饱眼福。
据在场的人统计，太后这样专供瞻仰地站立着，持续了5分钟。
终于升舆了。舆中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途景物。渐渐地远离了车站，但一路之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太后保持着她的微笑。忽然，太监呼道：“老佛爷，快看，还有洋鬼子！”太后还是微笑不语。
过了南城，直入前门，到达关帝庙。太后下舆入内拈香，跪于神前。这时，正阳门上，站立着许多洋人，俯视庙中，历历可睹。太后忽然发现了他们，俯首而笑。然后再次登舆，进入久违一年多的紫禁城。
太后终于回家了。
这时，长城脚下发生了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英国学者、后来创作出版了《慈禧外传》的汉学家约？奥？濮兰德先生，正陪同他的一位从英国来的朋友游览长城。突然，长城的一个门洞中蹿出两个中国小伙子。
“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首，‘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死吧！’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都带着火枪，立刻掏出来，指向他们。”
“这两个中国的年轻人显然呆住了。他们忽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对他们说：‘嗨，我们以为你们不是真洋鬼子呢！’”
“说着，他们转身跑了。头上的红巾掉下来。”
事后，他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莫理逊，后者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国民后成为袁世凯总统的顾问，当时正在英国休假。
濮兰德在信中问莫理逊：“你说，他们真是义和团吗？”
（摘自《流放紫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