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直隶总督谭廷襄的会晤结束后，普提雅廷便立即致函法国全权大使葛罗，通报与谭会晤的情况，极力表白自己如何如何说服中方答应列强的要求。普提雅廷拼命吹嘘自己成功地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就是要英、法等国和中国方面一样依靠他在交涉中斡旋。
谭廷襄接受了普提雅廷的建议，于30日分别向各国使节递送了一份款式妥当的照会，并通知他们自己已奉派为钦差大臣，负责谈判事宜。俗话说得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照会的款式妥当了，可是刁蛮的额尔金和诡计多端的葛罗以谭廷襄未对他是否赋有全权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答复为由，拒绝会晤。
在这种情况下，谭廷襄只好派沧州知州卞宝书和天津游击陈克明到俄国船上求见普提雅廷，请他代为说合，劝说劝说英国、法国全权大使不要这样蛮不讲理，将船只停泊在拦江沙内，还拒绝和钦差大臣、直隶总督会晤。并讲现在中国百姓对外国战船很愤怒，必欲攻击，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老奸巨滑的普提雅廷见中国人来求他，心里暗自欢喜。可他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方面的反映。他知道只有充分利用英国、法国军事上的优势，才能使俄国在逼迫清政府谈判的过程中总是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普提雅廷明知清朝政府官员们特别惧怕战争，遂故意对卞宝书、陈克明说：“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对中国是不利的。即使英国、法国先被打败，可是来年一定会卷土重来，兵连祸结，不会停止。所以说，你们只有默认他们的船只停泊在拦江沙内，我才好去劝说，不然的话，我便无能为力了。”中国方面特别希望俄国公使能够说服英国和法国两国全权大使，所以便答应了普提雅廷的要求。几天后，本来与英、法等国根本利益一致的俄国公使却向清朝政府官员大表其功，说他几天来大费唇舌，与英国、法国全权大使反复相商，对法国全权大使的说服工作，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于是普提雅廷拿出一串与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商议的条款单来让清朝政府官员看，并且提出要中国方面率先与俄国议订条约的无理要求。
直到这时，谭廷襄似乎才发现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并不可靠，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愿做调解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于是，谭廷襄就想是否可以请美国公使从中说合。而美国公使列卫廉到达大沽口外以后，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可是，不仅没有与中国进行实质性的修约谈判，而且连清朝政府官员也没有接触过，因此他心里非常焦急。而他北上的使命就是谈判修改《望厦条约》、订立新税则、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不是像英国、法国全权大使那样一定要诉诸武力，于是决定采取单独行动。列卫廉没把自己的意图暗示给英国、法国全权大使，他担心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便派人投书谭廷襄，请求会见。
5月3日晚，列卫廉单独会见了谭廷襄，并受到款待。谭廷襄向列卫廉表达了自己希望与美国公使联络，并请列卫廉在中外交涉过程中从中说合的心愿。列卫廉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请求，然后就再三询问谭廷襄是否能够主持两国间的谈判事宜。谭廷襄声明，中国没有全权大臣制度，而他受钦派，有权进行中外交涉。他的原意并不是在每一点上都要向北京请示，而只是把谈妥的全部条约最终草案送北京请示。列卫廉向谭廷襄提出，要求中国方面找出他在以前给裕诚的照会原件，并给予一个肯定的保证，担保美国总统的来文将会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然后，双方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谈判。同时，他还向谭廷襄提出许多修约要求，被谭廷襄归纳为十二点。
一、日本、暹罗、安南等国，现已铸造银币，而中国则仍用银两，故缴付关税困难，望中国也能铸银币。
二、要求中国政府协力襄办，防止鸦片走私。
三、中国沿海地区官吏应协力防止“苦力贸易”。
四、旅美华侨十年来生命财产损失约为60万两白银，屡次与两江总督交涉无效，望能解决。
五、允许公使驻京或有事可自由赴京，此乃各国交往之惯例，乃互相有利之事。并举1856年广州亚罗号事件的例子，说明若有公使驻在北京，便可以免除此类不幸事件的发生。
六、允许美国使节与中国清朝政府直接交涉。
七、要求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增开琼州、潮州、泉州、台湾、淡水、温州等七个沿海通商口岸。
八、允许美国船只到长江、珠江及其支流航行，遵照议定章程，在沿岸市镇交易、居住。
九、使船舶进出口量吨之法划一，并在福州、宁波建灯塔。
十、允许自由传教，对于信奉耶稣基督圣教的中国人，清政府不得因此加罪。
十一、条约必须可以修正酌改，中国不可固守不与外国交往，不肯待各国以平行之礼。
十二、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权利，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美国可以同样享受。
美国公使列卫廉得到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和条件在五天之内办到的承诺后，便离开了。本来，请居心叵测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做调停人，对中国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经过多日周旋，普提雅廷非但没有说服英、法两国全权大使放弃敌对行动，使中外交涉之事有所进展，反而不断要挟清政府，逼迫清政府率先和他议订条约。这确使清朝政府官员感到失望，口蜜腹剑的北极熊真厉害。可是为了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实施“以夷制夷”的大政方针，清政府又想请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巴拉弟出面与普提雅廷接触。原来，当普提雅廷抵达大沽口外时，在照会中就提出要和巴拉弟见面。可迟至今日，清政府才顺水推舟，同意巴拉弟去天津与普提雅廷见面。临行前，清政府向巴拉弟托付了两件事：要求普提雅廷帮助清政府促使英国人归还广州；不要提出过分的赔偿要求。
经过48小时的行程，巴拉弟于5月7日登上了普提雅廷的乘船。从白天一直到夜晚，他们都在进行着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巴拉弟告诉普提雅廷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中国都城内的近况。大司祭还特别提醒俄国公使要注意中国的战术。而当巴拉弟把清政府交给他的差使向普提雅廷说起时，这位一向以调停人自居的俄国公使不仅对此十分冷淡，甚至毫无兴趣，相反却态度凶狠地说：如果中国人不听劝告，就要予以狠狠打击。接着他向巴拉弟解释说：因为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受各方面的限制，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对他的立场已经表示怀疑，所以他在调停方面恐怕不能做什么事情了。另外，普提雅廷要巴拉弟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让俄国享有和英、法等国同等的权利，并且满足俄国边界要求的话，俄国不但会增加对清朝贵族的支持，而且还会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教员。最后他叮嘱巴拉弟劝告清政府，除长期驻节北京、在内地自由旅行和通商、取消内地关税及开放天津和在那里开办一所英华学校这五点外，均要向英国让步。
大司祭巴拉弟的天津之行，不仅没给清政府带来半点希望，反倒给清政府增加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如果在四天之内得不到来自北京的正式答复，普提雅廷也要到圣彼得堡去要求派一艘战舰来。这样看来，清政府的“以夷制夷”之策更难实行了。
具体负责与各国使节交涉的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谭廷襄被搞得焦头烂额。他深深地感到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战船，如同一群饥不择食的恶虎；而各国使节也没有一个好对付的。英国、法国全权大使气焰最为嚣张，死咬着他没有全权这个问题，拒绝交涉，甚至连面都不肯一见。美国、俄国公使也个个不善，特别是俄国公使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中国方面如果宽待他们，他们自然有利可图；如果严厉一些，他们就以英国、法国的武力相炫耀。在谭廷襄看来，美国和俄国公使都只想自找便宜，绝对不会真的压迫英国和法国全权大使为中国说合。所以，他考虑再三，觉得让美国、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以夷制夷”之策，恐怕很难奏效，而不筹制敌之方，就难奏退敌之效。虽然咸丰皇帝并不愿意和外国人开仗，但是这样僵持下去终究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他在5月7日向咸丰皇帝提议先虚张声势，让各海口的外国商人都知道，中国将要在某月某日封货闭关，断绝交易；同时，命令两广总督迅速收回广州城。这样英、法两国全权大使或许会有所收敛。
咸丰皇帝在批阅了谭廷襄的奏折后，认为这个虚张声势的退敌之计实在不可取。因为黄宗汉此时还没有到达广东，而柏贵则在洋人的挟制之下，完全听人摆布；如果仅仅是虚张声势而不能见诸行动，反被洋人窥破此计，各国使节一定会更加狂妄、傲慢，不可一世。可是，咸丰皇帝除了嘱咐谭廷襄千万别以兵勇足恃，先启兵端外，别无退敌良方。尽管他明知夷性狡谲，但是仍然希望美国、俄国公使来斡旋、调和。
因为最高决策者还没有放弃让俄国和美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打算，所以谭廷襄也只有遵照执行。为了及时得到英国、法国全权大使的活动消息，谭廷襄经常派人找俄国公使普提雅廷。5月7日，谭廷襄派沧州知州卞宝书到俄国公使船上打探消息。没多久，卞宝书就回来报告说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派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前来传话。直隶布政使钱火斤和急忙前往询问。态度十分傲慢的李泰国却拒绝与钱火斤和交谈，声称必须面见谭廷襄，有要紧的话相告。谭廷襄又惊又喜。因为英、法两国全权大使自从抵达大沽口外以来，尚未与清朝政府官员有过正式接触，甚至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见过一次面，现在终于有了一线希望。他顾不上多想，十万火急地赶到大沽口。李泰国在那儿交给他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使葛罗的照会。上面提到，鉴于1842年中国与英国谈判订立《南京条约》时，清政府给予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之权，所以限谭廷襄在六日之内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然后再面议各种事宜。
事实上，就在卞宝书到俄国公使船上面见普提雅廷，探询情况的时候，普提雅廷已经知道了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意图。他暗示卞宝书说：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答应如果清政府派遣便宜行事大臣前来谈判就可以不动武。随后，他马上提出迅速办理分界之事，接着又重新许下援助中国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教员的诺言。
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活动，搅得北京、天津朝野一片混乱。5月10日，美国公使列卫廉再次会晤谭廷襄。列卫廉问起谭廷襄是否真有便宜行事之权？谭廷襄直截了当地回答，中国朝廷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以这样的权限，如果耆英曾经提到过他本人被赋予这样的权力，那必定是捏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他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也不会向英、法两国全权大使过分的要求让步。谭廷襄还拒绝讨论有关外国使节驻扎北京、开放内河和内地市场以及所受损失的赔偿等问题。不过，他也表示在加盖印信和根据平等地位的情形下，外国公使可以得到与清朝政府直接往来文书的权利；琼州、汕头、泉州、台湾、温州等新增口岸的开放；关税税则的修订等方面的让步。而列卫廉觉得中方对于接受美国总统的文书应体制得宜一节所给予的保证，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中止了谈判。尽管如此，谭廷襄还特别关照列卫廉，英、法两国全权大使所定六日之内取得便宜行事之权的期限已经迫近，他想照会英、法两国全权大使，通知他无法得到比现在更大的权限，也请列卫廉从中说合，使英、法两国全权大使转圜。
对于这次会晤，美国公使列卫廉极为不满。他感到自己所期望的中国方面能够积极配合尽快缔结新约之事，也完全泡汤了。于是他就“静候联军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便可以得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正像他当时所得到的一样。他的这种地位或许不很显耀，但是美国使节的首要任务应是以一切光明磊落的方法为美国的利益而努力；他为达成这种目的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他在最初时所采取的那一种――给予联军以道义上的支持和合作，并听由他们去进行交涉以及采取为保证成功所必需的步骤”。
在得到谭廷襄的有关无法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照会后，英、法两国全权大使断绝了与中国方面的任何音讯往来。连续几天，他们都似乎在进行军事演习，不时派小船到中国炮台附近游弋，观测炮台、河口及附近情况。他们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在水边立标打靶，狂妄至极地放枪挑衅，根本就没把清军和中国的清政府放在眼里。英国、法国海军此行的目的就是向中国炫耀军事实力，用战争压迫清政府，满足其修改条约的要求。因而抵达大沽口外之后，英、法两国全权大使就以种种理由刁难清朝政府官员，不积极进行正式接触和谈判，以便借助枪炮和战船的威力，使清政府屈服，给予各国更多的侵略权益。可是，英国和法国的侵略者们对大沽口的地形并不十分熟悉，所以一直在窥测、熟悉大沽口的形势，寻找各种机会，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在5月3日美国公使列卫廉与谭廷襄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恰巧法国海军上将的旗舰舰长雷诺上尉给谭廷襄送来一张卡片，说要递交一份法国全权大使葛罗的急件，于是上岸，进入中国炮台。连美国人都发现法国派军官来送信的真正目的，分明是趁机侦察清军的防御工事，“然而却在递交信件的借口下进入炮台，在我看来这是法国人在进行欺骗”。
一直比较活跃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这时也沉寂下来，与清朝政府官员的书信往来突然中断。这恐怕是因为俄国急切地想要和中国确定北方边界，并将已被俄国占有的黑龙江江左地区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回答，俄国公使故意表现出来的冷淡、疏远的态度。
谭廷襄像是坐在了没底的轿子上。此刻他最恼火的就是被英国人掳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要不是这位叶大人不治之治，迁延推诿，洋人也不会开着军舰，气势汹汹地到大沽口外来示威。因而，谭廷襄在奏折中多次向咸丰皇帝表露自己对叶名琛的不满。可是他对叶名琛的满腔怨恨，却不能解眼下这燃眉之急。谭廷襄处于两难境地。对于这些狂悖无理，阴险狡谲的洋人，他既不能下令开火，还击敌人的挑衅，怕惹出事端；又无法与英、法等对手坐下来谈判修约问题。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暗中派兵勇分成小队监视各国兵船活动，对英、法侵略者的冷枪挑衅假装看不见。各国在大沽口外的种种表演，使谭廷襄非常担心。于是他便派经常到俄国公使船探听消息的沧州知州卞宝书紧急前往普提雅廷处，请转告各国使节清政府将要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很快普提雅廷就派奥斯登萨肯男爵将这最新的消息通知其他各国使节。
当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得知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谭廷襄对各国修约要求准备做出重要让步时，感到格外高兴。谭廷襄答应在商业上开放新的港口，算清外国人在广州所遭损失而应作的赔偿，中国人将有全部信仰自由，传教士可在整个中国旅行和安置，并在当地政权保护下进行传教。最后，外国官员虽然不能常驻北京，但是由于重大事件须出面干涉时，至少可以来北京直接和清朝政府官员打交道。但是，这最后一条要在中国钦差大臣请示北京的条件下才能提出；而且只有在咸丰皇帝不反对的情况下，才同意列入。不仅如此，还要达成一项默契，即外国官员要保证不提出晋见皇帝的请求，因为皇帝陛下一贯要求行磕头的大礼，而外国人却一直拒不答应。除此之外，则拒绝外国人进入内地、开放扬子江和支付战争费用。这些建议在葛罗看来，简直是太好了，他很乐意把它们都接受下来。
第二天早上，葛罗就跑去看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一方面是观察一下这位修约伙伴对在没有实行武力威胁情况下，清朝政府官员提出的妥协建议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交流一下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额尔金也同意葛罗的意见。他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国修约要求的妥协建议表示满意，但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在这些建议中，中国对法国的修约要求比英国考虑得多。尽管额尔金认为中国的妥协打开了一扇让他们走出死胡同的大门，但是这位贪婪成性的英国全权大使更觉得如果动用武力的话，一定会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所以，他很快就改变了腔调，不赞成考虑谭廷襄提出的妥协建议并就此签订条约。他宣称中国允许基督教传教士深入内地，却又不让外国商人这样做，是荒唐的，是不能接受的。
的确，谭廷襄是想以妥协迁就各国使节的修约要求来缓和中外紧张局势，但是英、法两国全权大使始终也没有回话，所以只好笼络诡计多端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请他帮助清政府说服额尔金、葛罗接受妥协建议。普提雅廷见机会又来了，一下子得意起来，变得非常活跃，不停地为双方通风报信，以英、法压制和要挟中国。当谭廷襄告诉普提雅廷，中国不能接受俄国有关划界定约的要求后，普提雅廷的态度骤变，先是表现出很恼怒的样子，然后又非常慊惋地表示，在调停方面不是他不出力，而是英、法两国全权大使不肯让步，现在双方关系到了决裂的地步，也未免太可惜了！实际上，这也是普提雅廷对清政府未答应其无理侵略要求的一种报复行为，其真实嘴脸暴露无遗。
而在5月19日下午，为了进一步劝说清朝官员，美国公使的翻译卫三畏及杜彭特海军大佐与直隶布政使钱火斤和会晤，要求将修改条约之事作一个大略的商议，同时由杜彭特代表列卫廉递交了美国总统的来文。就在他们对条约草案总的审查快要结束时，列卫廉派人给卫三畏送去了一封信。卫三畏打开信一看，也感到很诧异，因为他刚刚出来时对所要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信上写道：
我亲爱的先生：
我刚才收到了葛罗男爵的通知，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附有海军将军们命令的最后通知送给谭（廷襄），两小时后炮台就要被占领。考虑到这一消息绝对秘密，所以很清楚在岸上不要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丁韪良先生也不要谈起。假如您收到这份通知的时候，正当您和布政使在一起，或者是他和您在一起，那么我给您的命令就是用最通情合理的办法中断一切谈话――干脆说您是接到我的命令这样做的。我可以肯定，您会认识到有必要不让中国人知道联军的任何意图，除非他们直接从哪里打听到什么东西。
您忠实的
W？B？列卫廉
五月十九日
美国公使曾经多次表示愿意做清政府的调停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列卫廉却让自己正在和清朝政府官员会见的部下保守了这个秘密。蒙在鼓里的钱火斤和在向卫三畏等人流露出对俄国公使的不满和轻蔑的同时，还恳切地希望美国人能够进行斡旋。直到此时此刻，他还以为与美国人的会见很圆满，很成功呢。他哪里知道，被他寄予厚望的美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串通一气对付中国，而英国和法国侵略者的武器中弹已上膛，一触即发。
到5月19日，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各国战船共32艘，大炮近500门，侵略军近4000人。其中包括英国的大船和巡洋舰各1艘，炮124门；轮船和炮艇13艘，炮61门，兵力2054人。法国的巡洋舰2艘，炮100门；轮船和炮艇9艘，炮64门，兵力1500人。连同美国的巡洋舰、轮船（含租借来的）以及俄国的轮船等，气势汹汹。这就是列强压迫清政府答应其无理要求，攫取侵略权益的资本和砝码。当天夜里，英国和法国的8艘兵船和20余只舢板，突然驶入拦江沙内，与原先就停泊在那里的轮船会合，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最后的部署和准备。
5月20日上午8时，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法国全权大使葛罗给谭廷襄送去最后通牒，限两个小时之内撤退守军，交出大沽炮台。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谭廷襄不是组织军事防御、武装抵抗，而是派人到俄国公使船上去请普提雅廷说合，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愚蠢至极。普提雅廷这位调停人此时反过来要求清朝政府官员接受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最后建议。10时，英国兵舰“鸬鹚”号、“纳罗”号和法国兵舰“霰弹”号、“火箭”号等载着英、法侵略者向大沽南北炮台发动猛烈进攻。由于战前咸丰皇帝曾有命令：“不得先行开炮”，所以直到英、法侵略者开炮轰击后，守备南北炮台的清军才开始抵御敌人的进攻。
广大爱国官兵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们顽强地抵抗确实使英、法侵略者大为惊异并付出惨重代价。“惟此地官兵武弁胆略甚壮，其坚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弹所中，三次去而复返。”他们将十分猛烈的炮火射向敌人，同时又推木排顺流而下，以为火攻之具。可惜的是，中国的大炮，都安设在固定的木架上，转动不灵，炮口高度又以涨潮水位为准，而英、法侵略者偏偏是在落潮时发动进攻的，所以中国炮台的射击，大多高高地掠过敌人的兵舰，杀伤力较小。至于用作火攻的木排一半为沙所阻，一半为英、法侵略者拨开，也未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