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与
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概况鸦片战争前，从18世纪末叶以来，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显著没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吏治败坏得不可收拾。军备废弛、财政困窘的状况也很突出。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少大地主占田达3000亩以上，“无田者半天下”。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特别是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与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给清王朝的打击尤为沉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同封建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与此同一时期，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迅速发展，经历了产业革命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了推销工业品并解除业已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威肋，英国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向外伸张侵略触角，攫守殖民地。英国在19世纪初年完全控制了印度以后，又在20和30年代相继侵入缅甸和阿富汗。于是，中国便首当其冲地成为它的侵略重点。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择手段地贿买清朝官吏，向中国源源不断地偷运鸦片。据不完全记载，鸦片的输入，在19世纪初年是每年平均4000多箱，20年代以后，销量更增。到鸦片战争前夜，已达到3.5万箱之多。大量烟毒的流入，给中国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荒蔓延、银价飞涨的恶果。19世纪30年代末，中国白银的出超，每年已高达1000万两。银价上涨十分惊人，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夕，逐年飞涨，有的地方增长50%。这种灾难殃及广大的劳动人民，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实际负担。在人民群众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下，统治集团中的禁烟派首领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采取严厉禁烟的断然措施，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一举销毁。这一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根除烟毒、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货易，英国殖民势力于1840年6月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炮口的威胁下，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由此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在社会经济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若干地区和部门已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出现；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而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向中国倾销工业品，从而逐渐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使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趋于解体。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发动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强占中国领土，强迫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在攫取中国主权，使中国愈来愈丧失了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同时，还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使中国成为其经济的附庸。它们还在中国经营许多工矿企业，直接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封建制社会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
在阶级关系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两个基本的对抗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在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的阶级。
在社会矛盾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鸦片战争后，不仅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还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转向，明显地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经世致用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等。
首先，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揭露了封建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在这方面，以龚自珍最为突出。他的笔锋所向，不仅对准腐败的封建官僚集团，而且触及到封建君主专制。对他早年的文集《伫泣亭文》，时人的评价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他同一时期的诗作，也被认为“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由此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锋芒。此外，张际亮（公元1799～1843年），沈篧（公元1795～1840年）等人也抨击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官僚政治。张际亮在致黄爵滋（公元1793～1853年）的信文中指出：“海内虚耗，官吏玩怠，良可忧惧。”并揭露说：“今之外吏……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沈篧也指斥官僚士大夫们“廉耻道丧”，谴责他们“不顾民生之艰难”，只知“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并认为当时士风的颓败，“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感到“可惧之至”。
其次，他们批评了汉学与宋学。魏源就曾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沈篧也认为汉学家们“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他们还批评汉学家们舍本逐末的治学道路，认为汉学家们疲精劳神，毕生所从事的文字训诂等工作，其实不过是治学的入门。与此同时，他们也从学风上抨击了宋学家们崇尚空疏的习气，指出这些人对各种实际问题不闻不问，无能为力，同汉学家们一样“无用”。龚自珍就曾指责宋学家们“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包世臣也批评宋学家只知“谈性命”而“鄙夷田事”（《齐民四术·农政》）。由此，这些士大夫针锋相对地提出，治学要有助于经世。魏源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第三，他们主张进行改革。龚自珍、魏源都倡言变法。龚自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曾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魏源和包世臣在鸦片战争前，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白银外流与银价上涨的现实情况，尤其引起这些士大夫的关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包世臣、魏源等都曾论及改革币制的问题。
第四，他们主张防御、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就已对英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不断伸展侵略触角，深感忧虑。1828年，包世臣就曾致书广东按察使，指出英国殖民者有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主张及早采取防范措施，“以弭边衅”。面对烟毒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局面，他们还纷纷建议禁绝鸦片。1838年，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出“重治吸食”以禁除鸦片的主张，引起了很大震动。接着，林则徐上书，进一步说明鸦片输入所带来的祸害。他强调指出，对于鸦片输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因而认为“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者为先。”（《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应当提到，在这一时期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中，有的人，如龚自珍和魏源，同常州今文学派有着师承上的关系。我们知道，经过两汉时代今、古文经学的激烈争论，自六朝以后，今文经学派久已衰微，仅有东汉公羊学家力主“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何休所著《公羊解诂》一书留存于世，为这一学派维系着一条命脉。清代中叶以后，常州人庄存与（公元1719～1788年）起而重新研究公羊义理。他所撰《春秋正辞》一书，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由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常州今文经学派。继承其经学的有庄述祖（公元1750～1816年）、刘逢禄（公元1776～1829年）、宋翔凤（公元1779～1860年）等人。龚自珍、魏源都曾从刘逢禄问学。龚自珍以庄存与为“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魏源也称赞庄存与是“真汉学者”（《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事实上，这一学派正是因为得到龚、魏的推重，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鸦片战争失败后，思想界笼罩着一片悲愤激昂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消散，希望了解和学习外国的要求，初步提了出来。林则徐是这方面的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早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已留心外国的情况。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时，使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外国报纸，还主持将所搜集的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治状况的资料译编为《四洲志》。此后，关于西方的知识开始引起注意。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人们更不能不检讨这次战败的原因，从而更加迫切地要求了解西方。姚莹在《复光律原书》中的一段话，很能反映他们的共同心情：“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针对那种把了解西方情事，说成是“矜奇眩异，骇人耳目”的保守论调，姚莹反驳说：“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美谈也”。他在《与余小坡言西事书》中指出：“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并谈到，他之所以写作《康·纪行》一书，就是因为“惜前人之误，欲我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魏源的思想则更加前进了一步。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1842年12月，他据《四洲志》增订而成的《海国图志》50卷完稿（后补为60卷，1852年又增为100卷）。在这部著作中，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中国近代“西学”的发端。
第二节 龚自珍的社会思想与哲学观点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他自幼虽深受汉学的熏染，但由于当时社会危机的刺激，他并没有恪守外祖父的学术传统，沿着正统考据学的路子走下去。还在21岁，他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以后的几年间，就开始写作批判封建现实的政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议论很有锋芒，著名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即成于这一时期。28岁那年，他在京曾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他熟谙掌故和当代典制，尤长西北舆地，曾著《蒙古图志》（未完成）。与此同时，感于外来侵略威胁的日趋严重，他还撰有《东南罢番舶议》（已佚）与《西域置行省议》。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很仰慕宋代的王安石，立志改革。但是，由于当权派官僚的阻挠、排挤，他直到38岁（1829年）才考中进士，又长期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困？下僚”，以致宿愿难酬。1839年，他辞官南下。1841年春，就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同年秋，暴卒于丹阳。他的著作被编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的社会批判论。他揭露当时的封建制社会，是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不可救药的病人；是犹如“惨于槁木”的行将萎落的花朵；是好比“日之将夕”的奄奄待毙的衰世。针对有的封建文人将当时的社会美化为太平盛世的论调，他大胆指出，当时的中国封建制社会虽则“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事实上却是一个没有是非黑白、一片荒凉破败、人们不敢随便说话的黑暗世界。他在《乙丙之际箸议》中写道：“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又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从而有力地揭示出，18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封建制社会业已陷入困境的真实历史图景。
对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龚自珍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明良论》中指出，当时的封建官僚集团不仅庸碌无能，“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而且是一批无耻之徒：“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这些人，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
封建官僚集团为什么如此腐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龚自珍指出，当时“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这个“例”，就是指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他揭露说，正是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官吏们只知对君主谄媚逢迎。于是，“官益久，则气愈，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他还在《古史钩沉论》中指出：“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封建皇帝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摧锄天下之廉耻”，从而导致臣子们寡廉鲜耻的局面。其次，他抨击了科举制度，认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可取，貌可拟而肖”，这势必使封建士子，自“进身之始”，就“言不由衷”。这样，他们在做官后，必然只知“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第三，抨击了“用人论资格”的制度。他谈到：“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他认为，这必然使那些年老的官吏们“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即因为老于世故而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玩忽职守。
龚自珍目睹社会危机的深重和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乱行将爆发。在《尊隐》一文中，他谈到：会有一种反抗力量，即所谓“山中之民”蓬勃崛起。他为统治者所在的“京师”与反抗力量所在的“山中”描绘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京师贫；贫，则四山实矣……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也……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这样，一方面是“朝士寡助失亲”；另一方面是“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众志成城。于是“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明显地是在预言，腐朽的清王朝有可能被“山中之民”所埋葬。
龚自珍还力图进一步探索封建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他的结论是：“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他在《平均篇》中这样写道：“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益倾，富者日益壅……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失下。”这是说，贫富不齐是导致封建王朝覆灭的根源。但他在《农宗答问》中又说：“贫富之不齐……上古而然”，认为要绝对消除贫富不齐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在解决矛盾方面，他提出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平”，不过是指君、臣、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应按照封建等级各取其份，互不相侵而已。后来，他在《农宗》中，又明确提出了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即主张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封建等级。大宗授田100亩，役使闲民5人为之耕种；小宗、群宗授田25亩，各役使闲民1人为之耕种。这一方案，幻想通过将农业生产纳入封建宗法组织的框子里的方法，以解决流民问题，使社会不致发展到“大不相齐”的地步。
龚自珍早在1823年，就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他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并主张预防可能发生的军事侵略。1838年底，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时，龚自珍在所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主张严禁鸦片，强调以武力为后盾，准备迎击英国的侵犯，并提醒林则徐注意广东官僚士绅中反对禁烟一派的破坏阴谋。与此同时，龚自珍还十分重视我国西北部地区的边务问题。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迁徙“内地无产之民”到新疆从事开垦的建议。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制沙俄的侵略威胁。
在哲学上，龚自珍对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批评，提出了他的人性说，特别是其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成为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当时，有封建文人极力散布“天”的所谓“壮”、“衰”，“由灾异之多寡知之”以及“吉凶感兴之理不爽”的论调，把自然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与这种观点相对立，龚自珍依据当时的天文学知识，明确认为天上的星象都是自然现象，否认天象与人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他指出，日食和月食既然可以推算，那么，“慧星之出”也必然有客观的规律，因而一定能同日食一样推算出来。他说：“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慧星之出，古无专书……此事亦有定数，与日食等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谈到，本来是由于长期缺雨而引起的干旱、长期降雨而引起的水涝、长期炎热和长期严寒而引起的疾疫，以及这些对农业生产、人的身体所造成的危害，在远古却被同星象的变异联系在一起，说成是天降的凶灾。那时，这种说法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历算学尚不发达，对星象不能推算。然而，随着历算学的发展，人们能“自察天文，步历造仪”，那种天降灾异说的荒谬是很容易被识破的。这是因为，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着：“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这就是说，天上的星象既然能被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它真能预示凶灾，便不能被推算。龚自珍的这种见解，否定了天象与人事间有所谓“感应”关系的论点。
不仅如此，他还驳斥了那种认为“日食为凶灾”的迷信思想，提出这种迷信思想由来于《诗经》的《小雅》，但那是不能以之作为依据的。他说：“日食为凶灾，孰言之？《小雅》文诗人言之……诗者，讽刺诙怪，连盌杂糅，旁寄高吟，未可为典正。”同时，他还曾针对那种所谓“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的谬论，予以反驳说：“恐无是理”。由此可见，龚自珍认为天是不能对人进行赏罚的。
龚自珍在《阐告子》一文中写道：“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扬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强名之曰：‘善恶混’。雄也窃言，未湮其原，盗言者雄，未曾者宗。告子知性，发端未竟。”他旗帜鲜明地以告子学说的继承者自命，不仅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意荀子的性恶说。同时他认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虽然与告子的观点相近，但仍不属于“知性”的范围。龚自珍认为，善恶的观念都是后起的。龚自珍所处的时代，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孟子的性善说被奉为正统的人性学说，《阐告子》一文的思想锋芒，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说和程、朱理学的。
龚自珍还具有某些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点。他指出：“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又说：“天运十年而小变，人事亦然。”他还曾指出：“古人之世，盄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盄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并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由此可见，在龚自珍看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进而强调指出，这种历史的进化，是一种“自然之势”，就是说，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龚自珍特别把这种“自然之势”同所谓的“贤圣”对立起来，指出这种“自然之势”是“贤圣”也不能左右的。他说：“重以贤圣，至于殷汤，犹不能以争天下古今之势。”在谈到历史上的分封制时，他也认为：“古称封建，圣不得已，因乎自然”。龚自珍的上述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点，显然正是他在政治上主张革命的哲学依据。
还应着重指出，龚自珍未能将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某些进步观点坚持始终，在激烈的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他的思想逐渐消沉，转而向佛教的教义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所以，他“晚尤好西方之书（指佛教书籍）”，沉醉于佛学之中，甚至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谬说。他48岁那年所写的《己亥杂诗》的最末两句：“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是他后期思想的真实写照。
第三节 魏源的社会思想与哲学观点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时人并称“龚魏”。1822年，他中举人后，曾于1825～1826年间，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贺长龄及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和盐政，写了《筹漕篇》等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1829年，他在京捐资任内阁中书，得以有机会阅读内阁所藏的丰富典籍。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加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又发奋作《圣武记》，企图以此书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御外来侵略；后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专著——《海国图志》。此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并很快传入日本，不仅对以后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某些启蒙作用，而且也对日本的维新运动发生了一定影响。1845年，魏源中进士，此后，相继在江苏东台、兴化、高邮等地做官。1853年，太平军进展到江苏地区时，魏源曾在高邮倡办团练，企图顽抗，但不久即因迟延驿递文报而被免职。1857年，魏源病卒于杭州。他的著作除上述外，还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多种。
鸦片战争前，魏源对清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及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感到强烈不满。他针对当时烟毒泛滥、银荒蔓延以及财政困窘、官场腐败、人民困苦的现状，尖锐地指出：“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曾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由此出发，这一时期，他在漕运、盐政等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从这些措施来看，魏源是很注意维护商人利益的。他在建议由海商运送漕粮，以革除漕运的弊端时，就曾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他能把商人的利益提到与国计、民生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这充分表明他对于民间商业的重视。魏源的这种思想同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恪守的重本抑末的传统信条相对应，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的思想深受触动。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说：“凡有气血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为此，他在战后以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一套方案。
在军事上，魏源分析了鸦片战争中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针对外国侵略者拥有船坚炮利的客观优势，认为在同其作战时，“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因而主张“诱敌深入，出奇设伏”，以发挥我之有利条件，给敌军以打击。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利用民力抗击侵略。他依据在鸦片战争中，“一战于三元里而夷酋大困”等人民群众抗英斗争取得胜利的事实，强调指出：“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一省之精兵，原足悍一省之疆圉”。
在政治上，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内政所造成的。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只要国内的政治走上轨道，“官无不材”，“境无虚令”，那就“何忧乎御侮”。为此，他强调必须革除“人心之积患”。他所说的“积患”包括“人心之寐患”与“人材之虚患”两种。魏源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祛“寐患”；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等以祛“虚患”。这就是主张涤除封建官僚集团中的种种卑劣心理和腐败习气，并以能够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造就人才。
尤其重要的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当时，封建顽固势力以反对所谓“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论调，拒绝进行这种学习。魏源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能，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指南制自周公，盓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魏源所说的西方国家的“长技”是什么？他明确地说：“夷人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他认为也都值得学习制造。魏源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深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西方。所以，他认为通过“师夷长技”，中国将会富国强兵，赶上西方国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魏源建议设立译馆，翻译西书，以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封建守旧势力指责这样做是“多事”。魏源援引鸦片战争中，封建统治集团连“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都不知道的事例，批驳他们说：“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在对贸易方面，魏源提出“款夷”的思想，即反对封建顽固派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鉴于鸦片战争前后，银荒日益蔓延的局面，魏源还反对封建守旧派对于铸银币、开银矿的异议，而建议“仿铸西洋之银钱”及允许商民开采银矿。魏源的这些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魏源还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君权的思想。他与传统的忠君思想相对立，明确认为：“罪在君，人人得而诛之”。他还曾赞扬美国的联邦共和制：“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并认为美国“以部落代君长（按指联邦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这里，他热情赞颂了这种制度。但是，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不过也应看到，魏源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扬是有所为而发的。这种赞扬无疑反映出，魏源对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及由它所产生的弊端丛生的政治现象的不满。
魏源上继王夫之、颜元的认识论观点，批评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在《默觚》中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明确认为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行为先”。他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商人）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疱丁（厨师）之一啜。”他所说的“一足”、“一瞥”、“一啜”是指人们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接触。他认为这样才能取得对客观事物的真知。他还谈到：“山居难与论行舟之险，泽居难与论梯陟之艰”；“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这些都说明，魏源把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来源，认为“知”由“行”而来，否认有超经验的所谓“知识”。
魏源曾指出调查访问的重要性。他论证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事实上，他自己就正是这样做的。例如，他为了写《畿辅河渠议》这篇文章，就曾两次在永定河边作过实地考察，并访问了当地熟悉河事的人们。
魏源还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他继承了《周易》、《老子》和《孙子》书中的变易观点，认为天、地、人、物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变化不已的过程中。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并指出：“古今宇宙，其一大奕局乎？”魏源还认识到，自然界的某些矛盾，双方存在着互相依赖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他说：“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相反适以相成也。”并认为某些矛盾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心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然而，他并没有进一步得出一切矛盾双方都可以互相转化的结论。他曾明确地说：矛盾双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此尊无二上之谊焉。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小人非君子莫为盕”。这就是说，由“三纲”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变的，反映出魏源思想的局限性。
在历史观方面，魏源具有比较突出的历史进化观点。
他批评理学家把三代以上美化为黄金时代，同时又批评三代以下的历史每况愈下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并具体列举了他认为后世胜过三代的“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柳宗元）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这也就是说，他认为无论在刑法、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方面，后世都比三代进步。
魏源指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也都是后世比三代愈来愈进步。他举例说，在“勾吴”一带（指春秋时期吴国的旧地），现在已不再有人保持那种落后的“文身”的习俗；又说：像“堇、荼、盇、薇”等野生植物以及“蜉蝣、蛴螬”那样的小虫子，上古的人常常用它们作为食物，今天却没有人再吃了。至于“盉、榆”，更是古人的“养老之珍”，“今荒馑始食其皮”。他还说，如果真的恢复到三代以上的老样子：“跪地以坐，抟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乘车以战，内刑以治。不谓大愚，则为大戾（恶人）”。
魏源还吸取了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提出，关于“封建”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之“势”的思想，明确指出历史的进化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认为即使是三代的所谓“圣王”也对它无可奈何。他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其来也盉不可阏，其成也坚不可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不能使刑狱之世复还于无刑狱……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他在谈到“封建”制为郡县制所取代时，也说：“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由此看来，魏源认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相反，“圣王”的个人意志还应该服从于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
基于以上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抨击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复古主义论调。他说：“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他还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诬今不可以为治”。因此，他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主张，即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采取相应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