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溢出的传导过程表现为：知识溢出源、知识输入、企业创新、创新重新扩散的一个动态循环过程。由于知识的累积性，知识溢出的动态循环过程使集群内企业的知识存量不断增加，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源
知识溢出根源于人的自利性和社会的公共性，是人或组织借助于公共性实现的一种价值转移。在高技术企业集群中，企业可以接近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及集群服务机构，这些都成为集群中主要的知识溢出源。魏江（2003）将集群中的知识溢出源分为六类：特定企业自身、用户企业、供应商、竞争或互补企业、集群代理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Stephanie和Patrick（2003）认为企业的主要信息来源包括竞争企业、用户、设备或软件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大学或科研机构、公共或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专利出版、技术杂志或会议、展览会等。朱秀梅、蔡莉（2006）则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源分为集群内和集群外知识源，主要包括：集群内竞争企业、集群内用户、集群内供应商、集群内大学及研究机构、集群公共服务机构、集群外部企业或机构。
根据知识溢出源所处的地理范围的不同，集群知识溢出可分为内部知识溢出和外部知识溢出两种形式。集群内部知识溢出，是指在集群所在地域范围内，集群组织内部某一企业（或大学、研究机构等）通过创新和开发所获得的包括产品生产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市场信息、产地的品牌、企业的管理方式等新知识，很大部分外溢出去，成为整个集群成员共享的公共知识。集群外部知识溢出是指集群所在地域范围之外的企业（包括外部供应商、客商、竞争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向集群内企业提供知识、信息、技术溢出源。集群内企业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获得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由于隐性知识的传递受地理距离的限制，通常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实现，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源通常可以传递隐性知识；集群外知识溢出源通常传递的是显性知识，集群社会网络对知识的溢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许多知识溢出路径是通过社会网络联系实现的。
一直以来，有关集群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文献对于集群内外两种知识溢出渠道的探讨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对集群外部知识溢出的研究明显不足。有效利用集群内部知识溢出，固然是形成集群竞争优势的主导途径。然而，如果集群仅仅依赖于集群内部知识溢出而放弃外部知识源，集群中企业过度依赖于集群内部封闭的“自产自销”式的知识溢出与学习，则整个集群就很有可能陷入缺乏创新活力的泥沼。这是因为，企业长期接触相同来源具有相同基本思想的技术知识，会造成知识技术累积途径依赖效应而被锁定在一条陈旧的技术轨道，使企业因缺乏外部知识源的激活而缺乏“创造性破坏”的潜力，因而只能在原有轨道上做边际效应递减的渐进改善。一旦集群内所有企业都陷入这种境况，则整个集群就会成为一个“技术孤岛”，在产业技术发展不连续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被外界抛弃。因此，外部知识溢出源的获取，对于克服集群技术锁定现象、激活集群创新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验性研究表明（Hari Bapuji，2003），外部知识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组织创造新知识；二是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利用内部知识。外部知识源的这些作用在知识（或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Auster，1992；Hagedoorn，1993）。
二、知识溢出的影响因素
Romer（1986）、Lucas（1988）和Helpman（1991）等人证实知识溢出是内生经济增长重要的机制，但对于知识溢出机制本身却研究较少。Feldman（2002）指出知识溢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地方制度、社会习惯和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书认为影响知识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有四个。
1.空间距离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溢出和知识积累的作用，认为知识溢出可用来解释增长速率在空间经济增长布局的不同。区域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R＆D溢出效应及技术外部性对空间集聚的作用使得公司在溢出知识集聚地区集中得越多，知识溢出活动的成本越低，越容易产生溢出的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是产业集群演变的动力源泉，是集群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Krugman（1991）从要素流动的角度重新构建中心—外围经济地理的内生发展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affe等人（1993）通过研究认为，技术密集产业比其他产业更趋于集中化，当地的信息流动比远距离的信息流动更容易，个人联系，无论是会议、贸易事务、学习或销售会议，都有明显的传导机制。Jaffe等进一步揭示知识溢出是造成集群效应的主要动力之一，知识溢出在空间范围上是受限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经验研究所证实。Lundvall基于知识多样化和接近的矛盾性认为知识隐性水平和空间接近的重要性正相关。更大的区域空间包含更多的知识多样化，但是距离扩大削弱接近对交流的支持，影响创新的产生。英国学者Alderman和Davies（2000）研究了生产技术扩散率的显著地区差异。认为新技术知识的传播在地理边界内更为有效，地理上的接近刺激了公司间的网络发展，通过企业创新网络，技术较容易得到模仿和提高。美国学者Baptista和Swanm（1998）建立了地理集中和技术扩散速度的关系模型，对模型的经验检验表明，在技术吸收过程中，同一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学习效应，其技术扩散的强度要比区外更强，在技术知识资源密度高的地理区域内，新技术的扩散速度相对较快。梁琦（2004）提出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论，她认为，知识具有外溢性，即所谓的知识外部性，但由于存在隐性知识和知识本身的黏性，知识溢出具有空间局限性，即存在地域性。这正如Glaeser等（1992）所说，“知识穿流肯定是跨走廊和跨街道比起跨海洋和跨大陆来得更容易”。
2.市场结构
对于新兴产业来说，企业的规模不大，外部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识溢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常规模式较少，另外，自身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活动，因此渴望吸纳和利用新知识。而对于相对成熟的产业中的大企业而言，MAR外部性占据了上风，企业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市场垄断有利于它们获得高额的创新经济租。垄断也妨碍了知识溢出，因此只有通过把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知识共享），才能够实现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3.接收能力
阿格拉沃（Agrawal，2000）实证研究证实了知识溢出的效应与接收溢出经济主体认知、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有关，这种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取决于接收主体必要的预备知识。一个企业对外界知识的吸收以及应用能力与企业本身拥有的知识禀赋和知识内涵密切相关，企业只有具有相应的先决知识才能消化并应用新知识。接收主体的接收能力还与溢出主体之间的技术相似性有关。杰夫（Jaffe，1986）通过定义技术相融指数研究了在知识溢出的条件下，相邻企业技术距离对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是技术距离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显著。
4.社会网络
有些学者则强调地理区域内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稳定、可靠的互惠社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科技人员的相互交流，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扩散。Saxenien（1994）对美国硅谷、波士顿等地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稳定的社会网络增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
还有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创业精神也是知识溢出的机制之一。又有一些学者从研发人员的非正式交流、区域创新合作和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等溢出渠道的研究期望打开地理空间区域创新的黑匣子，从而解释产业集群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解释知识溢出的经济效应。
三、知识溢出的层面与途径
1.知识溢出的层面
需要注意的是：隐性知识只能在个人层面交换，而显性知识可以在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层面交换这一点很重要。公司可以以技术、文档、产品或是工艺来交换显性知识。同样，国家可以通过在技术转移、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多边协议及直接进出口货物来交换显性知识。在个人层面的隐性知识交换，可能是有意的知识转移或是无意的知识溢出。隐性知识的溢出可能帮助或阻碍公司甚至国家的发展。例如，当公司把其研发中心落户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它们可能从其他公司的知识中获益，这来自于公司员工与集群中其他公司员工社会交往的结果。同样，它们也不经意间促进了本公司的知识向集群内其他企业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公司的决策参与会有助于“社会化”（socialization），但是实际上的隐性知识的交流只能且只能通过邻近企业的员工来进行。同样，企业通过安排组织间的沟通、研讨会和社会交往来促进员工间的知识交流。当知识交流是在企业层面上有意进行的话，交流程度只能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个人互换。在某些情形下，知识溢出的发生是因为知识占有者没有珍视它，因此没有花费时间编码或是要来保护它。
描述了知识从占有者到接收者的知识流动过程。一个人要传播知识，首先需要清楚地表达并使之显性化（外化）。然后，这个人还要决定与什么人分享此知识，这是知识转移；知识也可能无意间与人分享，即溢出给别人。在有些情形下，知识占有者是无法控制这个分享过程的。通常来说，知识编码程度越高，对接收者的控制越差，因为转移会被其他人推动。这并不意味着非编码知识就不能溢出，只是可能没有编码知识更频繁和容易。例如，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参观他人的工作地时，观看了他人工作并从观察中学习到东西，但这也仅是因为他恰好在那里。这种学习也依赖于接收者吸收知识的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与Caloghirou等人（2002）把这种能力定义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企业吸收知识的能力依赖于员工的经验与培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Harabi（1997）在调查了358位瑞士R＆D主管后认为：一个企业的独立研发投资是知识溢出的最有效途径，而研发投资决定了一个企业理解和吸收其他企业创新的能力。
个人层面的吸收能力与其洞察型知识密切相关。例如，两人可能遇到同样的一条信息，一个人能把这条信息与其他信息联系起来并充分应用于创新中，而另一个人则忽视了可资利用的知识。隐性知识的洞察性特征影响知识的获取和内化的不同路径选择，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外部因素反应不同，即使给定相同的数据，不同的人可能取得不同的结论。正如上面所述，知识转移能发生在每一个可能的知识交换的范围。根据这些范围/边界，我们确定三个层面的知识溢出。
（1）个人层面（across people）。这是知识在人与人之间不经意交流的情形。个人可以控制他们的隐性知识并能与他们想要和需要它的人来分享。溢出的发生或是由于无知，或是当隐性知识被外化来应用。个人可以应用专利、版权来保护个人的知识，但是，一旦知识显性化后就有可能溢出给别人。在团队一起工作的成员交流知识，不论是在同一个组织，还是来自于不同的组织（如在顾客—供应商关系链上的），只要他们打算分享此知识，就不算是溢出。然而，如果个人知识分享至群体是无意（未经打算的）、同群体外或组织外的人分享群体知识，而他们却是无意的，这些均是溢出。
（2）企业层次（across firms）。知识可以在企业间交流。这可发生在邻近企业或业务有联系的企业之间。如果与其他组织所交流的信息是有意的，则为知识分享或知识转移（transfer）；如果为无意的，则为溢出。
产业（行业）内知识溢出的发生源于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alization），这出现于Marshall（1920）和Arrow（1962）的早期作品中并被Romer（1986、1990）进一步证实，即文献中所说的MAR外部性：一个企业积累的知识有助于帮助邻近企业的技术进步（Jaffe，1986），地理上积聚的产业更多地从知识交流上获益并因此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产业间所发生的知识溢出是由于互补性（complementary）、产业或互相服务的顾客、供应商之间的知识差异性与多样性所致。Bairoch（1988）认为，一个地区产业的差异性可能使一个部门采用在其他部门行之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3）国家层次（across nations）。这是知识在国家之间的无意交流。这可能发生在邻近的国家之间，如美国向加拿大制造业的溢出（Bernstein，2002），也可能发生在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技术转让过程中（Coe和Helpman，1995；Walter，1995；Xu和Wang，1999；Madden和Savage，2000）。这种情况下的无意的知识转移就是国家间的溢出。例如，当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进口产品并进行反求工程，即使在反求过程中没有抓住核心部分也是溢出，因为这不是出口国（或公司）在有意转让如何制作这个产品的知识。然而，如果一个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R＆D实验室，以便向当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转移知识，那则是技术转移而不是溢出。本书主要从个人与企业层次来探讨适应溢出的问题。
2.知识溢出的途径
Joan E。Van Aken 和Mathieu P。Weggeman（2000）认为，大部分合作活动都是基于契约安排而构建的创新网络为正式创新网络，而合作活动大大超过契约限制或基于一种松散的契约安排所形成的创新网络则称为非正式创新网络。非正式创新网络可能存在于组织内部，也可能跨越组织边界，可能存在于正式组织之中，也可能存在于正式组织之外。非正式创新网络的发生形式有很多，包括面对面的交谈、共同参与的行业和专业协会活动、社团活动和休闲活动等。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非正式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互联网、BBS等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并且大大推动了研发人员非正式交流的发展。正式知识溢出网络与非正式知识溢出网络恰是在正式创新网络与非正式创新网络的基础上形成，并在网络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识溢出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溢出两种。正式知识溢出网络：集群中雇员高流动性、企业衍生、合作创新、专利或技术转让、专业杂志、专利出版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载体；非正式知识溢出网络：非正式交流、商业刺探、反求工程等。
企业通过参加业内的商业展览、一般用户走访、阅读业内出版物、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及观察等方式共享知识（David，2005）。Malmberg和Maskell（2002）认为知识溢出的渠道有雇用新员工、集群内员工的高流动性及观察竞争对手的行为。Mansfield（1995）通过数据调研发现，知识溢出的典型渠道是员工在企业间流动、非正式的交流、会议、供应商与用户的知识输入、专利使用及反求工程。Harabi（1997）认为技术许可、文献调查、与竞争企业的员工交流及反求工程是集群中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Griliches（1998）指出生产者与制造者之间相互交流对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Stephanie和Patrick（2003）认为正式的合作或非正式途径（如出版物或与科学家或工程师的会议交流等）是知识从大学或科研机构向企业扩散的途径。魏江（2003）和李琳、郑利（2006）认为产业集群内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是员工流动、非正式交流、企业衍生与合作创新。Bruce（2005）研究发现由熟练技术工人在企业之间的高流动率所导致的知识溢出是硅谷计算机产业保持高创新率的主要原因。缪小明、李刚（2006）按知识溢出的介质不同，将知识溢出分为无介质的知识溢出、以产品为介质的知识溢出和以流动人力资本为介质的知识溢出。其中的以产品为介质的知识溢出主要通过集群内外部的竞争企业、上下游企业间的产品关联来获取的。他们在研究西安航空产业集群中企业知识溢出途径时发现，企业知识主要来源于自身研发，这主要是因为西安航空产业集群属于创新型产业集群。另外，三种介质中对企业间的知识的流动作用大小依次是企业间员工的非正式沟通、有偿的技术引进、人才的流动和产品流动。朱秀梅、蔡莉（2006）认为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包括集群中雇员高流动性、非正式交流、企业衍生、合作创新、商业刺探、反求工程、专利或技术转让及利用专业杂志、专利出版物、报纸、电视等载体。
四、知识溢出的获取与吸收
知识溢出的前提和微观基础是接受企业的采用行为。知识源通过某种途径传递的知识，因为溢出主体企业的保密及法律的保护等措施，并非所有的知识都产生溢出效应，溢出部分能被吸收多少受接收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知识溢出向企业创新产出的转化具有重要的调节影响。Cohen和Levinthal（1990）、Griliches（1998）等人认为，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有助于提高对知识溢出的吸收与利用。Rajesh（2004）将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归纳为三个：一是知识本身的特征；二是知识溢出源与接受企业的动机；三是企业吸收能力。其中吸收能力成为获取外部知识的最关键因素。吸收能力是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
1.吸收能力
“集群吸收能力”（Cluster Absorptive Capability，CAC），由“企业吸收能力”概念演变而来。企业吸收能力最先由Cohen和Levinthal于1990年提出，是指企业“评价、消化和应用新知识于商业目的的能力”。Zahra和George（2002）把“企业吸收能力”定义为：“是企业一系列经营规则与流程，通过这些经营规则与流程获取（acquire）、消化（assimilate）、整合（transform）及利用（exploit）外部知识。”Zahra和George（2002）将企业吸收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潜在知识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PACAP）（包括知识获取和消化能力）和实际知识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RACAP）（包括知识整合和利用能力）。潜在吸收能力是企业利用外部知识的前提，是企业在外部环境中进行知识搜索，并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现实吸收能力是指企业整合新知识和已有知识，通过创新活动创造新知识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Elisa Giuliani（2002）将这一概念应用于集群这种特殊的组织或地区分析层面，并指出，集群吸收能力是指“集群识别、消化、利用来自集群外部知识源的能力”。“组织的吸收能力依赖于组织成员的吸收能力，它受文化环境、性格特征、受教育程度及技术能力、知识储备等的影响”（Cohen和Levinthal，1990）。
集群的吸收能力取决于集群内每一个行为主体对外部知识源的吸收能力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而集群内每个行为主体对外部知识源的吸收能力是有差异的。因为，行为主体的吸收能力是以其现有的知识积累水平与技术能力为基础，而知识的积累是时间、经历、实践、努力的函数，而且知识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路径依赖的过程。因此，尽管集群中的行为主体处于同一宏观运行环境，经历相同的时间，但由于发展的实践、经验、努力的程度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差异性，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知识积累水平与技术能力水平。
2.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
（1）集群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知识溢出的动力机制是指集群中的企业在溢出和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各种相互联系的影响因素之间的连接方式。企业是机制的载体，其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和竞争环境等，载体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机制各影响因子有：认知距离、技术距离、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这些因素均影响着集群及企业的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具体地说，对某一知识体系产生了认知，是溢出的前提。认知距离太大，无法吸收到对方的知识；认知距离太小，交流不会产生新知识。地缘接近，经济状况和技术档次相近会加快知识溢出，文化观念体系的接纳有利于知识溢出。其他影响要素还包括知识的因果关系不明确、被证实知识的作用、缺乏激励、知识源的可靠性、保持能力等。对所有权引起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考虑，人们往往不愿将自己的知识与人共享；知识的可靠性没被证实使接收者因为被旧知识锁定，面临着很高的接收成本：发送和接收双方的组织环境和知识存量之间的差异越大，人们的交流越困难；知识之间的兼容性差，他们理解和吸收知识的能力越差。
（2）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企业内部顺畅的知识整合机制可以现实潜在吸收能力向现实吸收能力的转化。利用潜在吸收能力企业能够感知、获取和消化更多的知识溢出，并通过企业现实吸收能力转化为企业创新产出。所谓吸收知识指的是将新知识纳入企业知识库中，并能加以有效的利用。将一个外部新知识纳入个人知识库中。企业吸收能力与知识存量具有关联性，它要求学习强度足以引发学习动机，新知识才有可能被有效吸收，而吸收能力主要受其先验知识、企业人力资本及企业R＆D活动的影响，其中企业先验知识主要指企业的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等显性知识，而企业人力资本主要指企业员工经验、技能等隐性知识以及员工知识多样性与重叠性。Cohen 和Levintha（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了“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bility）的概念，知识的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累积性和路径依赖特点，因为，任何新知识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较多的知识存量意味着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去开发出更多的新知识，而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先验知识与人力资本中；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学习和模仿的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知识溢出。Abramovitz（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也支持这个观点，吸收能力越强，溢出效应越大越快。孙兆钢（2006）认为，企业吸收能力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学习强度、学习机制和研究开发。一个企业对外界信息、知识、技术的吸收以及应用能力与企业本身拥有的知识存量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企业本身投入在学习的用心程度密切相关。吸收能力会受到“知识存量”与“学习强度”的双重影响。学习强度（learning force）是企业对于引进与学习新知识的迫切程度。学习机制。一般而言，组织学习可以分为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内部学习是组织内部的知识扩散与知识创新活动，而外部学习则是技术模仿、转移与引进。企业的吸收能力除了包括吸收外部新知识，还包括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利用与再创新，因此是一种外部学习与内部学习的整合。依据Nonaka和Takeuchi（1995）的知识创新观点，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但企业的吸收能力不同于员工个人的吸收能力，企业吸收能力还包括知识的内化、共同化、外化、整合化以及知识的创新。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扩散与组织文化、价值观、沟通机制密切相关。研究开发。知识存量提高的重要途径是研发投入，但研发具有很高的溢出效应，许多企业并不希望投入这类研发活动，不过一些大型企业仍会将一定比例的研发资源投入于基础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知识能力水平，以使企业成员能够快速吸收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还有助于企业重大创新成果的产出。随着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化加速，新技术与新产品出现的频率不断提高，企业对于新知识的需求动机也不断增强，因此，企业将会投入比较多的资源来提高知识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的研究证实，企业吸收能力与其研发投入具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研发活动除了会带动创新与开发新产品之外，对强化企业的吸收能力也会具有显著的效益。例如，研发活动中的基础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移、派员出席技术会议、与供应企业合作开发，等等，都会有助于企业引进新知识。
3.外部知识的吸收
一般来说，同一地区企业集群数量越多，企业集群溢出效应越大。具有异质能力和知识的集群企业间可以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建立合作；而具有相同知识和能力的集群企业间往往存在竞争关系，因为相同的知识不能增加集群的知识存量。正是能力和知识异质性决定了集群企业间有效的互补整合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并促进企业集群效应的形成。为此，需要关注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企业或机构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获取外部知识源，而外部知识源的获得又与集群内企业的吸收能力息息相关。基于此，可以将“外部知识流”与“集群内企业吸收能力”以及“集群地方性知识系统”联系起来，集群的吸收能力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这里借用Cohen和Levinthal（1990）的“门户管理者”（Gate-Keepers）的概念。该概念是由Allen 等人（2002）最先提出，将集群中具有较高知识积累水平或技术能力的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企业或机构代理商）称之为“技术门户管理者”（Technological or Knowledge Gate-Keepers，TGs），而将集群内知识积累水平较低或技术能力较低的行为主体称之为“非技术门户管理者”（Non-Technological or Knowledge Gate-Keepers，N-TGs）。集群的动态演变主要由群内关键性主体即“技术门户管理者”的行为所影响，它们决定了集群对外部知识源的吸收能力与过程。“技术门户管理者”扮演组织与外部环境的“接口”角色，其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对外的，监控外部环境，评价组织可能需要的相关知识，这是反映组织吸收能力的评价能力维度；二是对内的，向组织内部成员转移、扩散所获取的知识，这是反映组织吸收能力的消化能力维度。“技术门户管理者”的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吸收能力，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组织的吸收能力，因为组织的吸收能力还涉及知识从“门户管理者”向组织的其他成员转移的效率。同样的，知识在组织内不同部门间扩散时，也需要有类似Gate-Keepers的接口，扮演接收、转移、沟通的角色。Gate-Keepers将新知识引进组织内，也不代表组织就能有效率地进行扩散与学习吸收。
因此，集群的吸收能力一方面主要取决于群内“技术门户管理者”的吸收能力，同时还受到“技术门户管理者”与“非技术门户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强度的影响，这两大因素共同决定了集群对外部知识源的吸收能力与过程。在集群的外部知识获取与扩散的整个过程中，“技术门户管理者”对于外部知识的获取起关键性作用，而外部知识在集群内成员间的扩散，则取决于集群成员（主要指“非技术门户管理者”）的学习强度与组织学习机制。集群成员学习的动力越足，学习强度越大，则学习效果越好。另外，组织的开放程度、学习激励机制都会影响集群成员的学习效果，从而影响“技术门户管理者”获取的知识向集群内其他成员扩散的效率。
在吸收、转化与利用新知识时，“干中学与试错学”（Learning by doing and learning by failure）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过程。因此，集群中企业的学习模式决定了地方知识系统和集群与外部知识源之间的联系，集群中“技术门户管理者”的吸收能力及其与“非技术门户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集群的知识获取、扩散、积累，最后引致集群整体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
企业通过内外部知识的获取与吸收，内外部知识源溢出的知识能够迅捷高效地积累到组织的知识资本的蓄水池中，企业知识存量得以变化与调整，这是一个渐进与累积的学习过程，并成为技术创新的雄厚资本与坚实基础。对知识溢出的吸收导致企业知识存量增加。知识存量（knowledge stocks）是指特定时点某个组织系统的知识总量，是依附于组织系统内部人员、设备和组织结构中的所有知识的总和，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知识积累，是“学习”的结果。它反映了组织系统生产知识的能力和潜力，体现了组织系统的竞争能力。这部分知识可以分为冗余知识（obsolescence knowledge）和适宜知识（appropriate knowledge）两类，冗余知识作为一种新的溢出源参加整个集群的知识溢出循环，而适宜知识会促使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产生新的知识，良好地利用知识溢出可以成为收益递增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