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及其演进机理研究”（70372006G021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机制及其制度创新研究”（03JD630001）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
作为一种现象或一种发展方式，企业集群早已出现，经济学家借助不同的理论对其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做了解释。集聚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区位的选择是由成本费用大小决定的，当集聚所带来的好处抵消或超过由此引起的运费增加时，集群因子便会对工厂区位选择产生作用。韦伯把集群因子归结为四个方面因素：技术设备发展引发的相互之间依存、专业化劳动组织发展的结果、市场化因素和减少经常性开支；另外，外部经济性也是导致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马歇尔（1997）把企业集聚引发的外部经济归结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获得中间产品、技术和信息共享。交易费用理论把企业集聚现象解释为不确定情况下，基于社会资源价值的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结果。在交易频率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为减少不确定性的发生，企业会借助契约实施治理。但单纯的市场契约治理成本高，人们转而借助于建立在社会资本之上的信任和产业文化降低交易费用，集群化发展刚好满足这种需要。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集群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的系统因素中，软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因素包括：制度、文化、法律、企业家精神等。企业集聚所形成的社会性系统是软因素系统日趋同质化，形成相互学习机制，进而降低创新的风险，加快创新速度（林平凡，2003）。波特利用竞争优势理论创立了企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他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扎堆”，其结果形成学习机制；借助交流机制，形成产业群内部的自我加强机制，进而形成持久竞争力。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企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生成机理，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丰富了经济学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企业集群内涵的认识并不统一，主要原因是研究角度不同。亚当·斯密从分工的角度描述了企业集群现象，他认为，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成的群体。韦伯从产业集聚作用形成角度分析了集聚的两阶段，指出高级阶段的企业集聚就是企业集群，即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也就是说，在韦伯眼中，企业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马歇尔把企业集群定义为产业区，在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的相关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其内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促使区域与外部经济空间建立持久与广泛的联系。威廉姆森突破了组织形式划分的两分法，把组织形式分成三种，他认为，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性组织，这些中间性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节约交易费用。遵循这一分类方法，实际上，威廉姆森把企业集群视同为中间性组织。迈克尔·波特在1998年发表的《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给企业集群下了定义。他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的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
从以上学者们给企业集群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给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集群是相同企业或相关联企业的集合体，是企业的集聚。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强调企业集群的地方性特点，有的学者强调企业集群的产业关联特征。而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集群既可能表现出地方性的联结，又可能表现出产业化的联结，并且单纯的地方性可能导致集群的封闭型和退化性，也不利于企业集群的长期发展，但过宽的产业链联结可能会使企业集群概念过大，不利于人们把握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们认为，遵从威廉姆森的观点，把企业集群看成是一种网络化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把握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也更有利于研究企业集群的治理问题。所以，本书把企业集群定义为一种企业网络组织形式。
组织的发展需要组织不断学习，其原因是社会经济价值不断变迁，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企业竞争态势和竞争深度的变化。换句话说，组织学习是对市场信号的响应。组织学习分个体层面、小组层面、组织层面和组织间层面。过去，企业提高学习能力主要借助于个体学习能力的提高和改变。无论是行为学习理论，还是推理学习理论，都是反映个体学习的方式和方法问题。随着人们对学习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集体学习方式的不断探索，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一个集体交互记忆基础之上的集体储存知识的能力超过了个体储存知识的能力，进而基于专业分工和分散化信息储备的搜索信息优势，使得集体学习具有较高的学习效率和结果。也就是说，基于社会认知基础之上的集体学习可以使社会聚合体比个体拥有更多的知识，且产生更高的学习效率。创新是组织学习的根本。从现实创新的情况看，知识外溢对不同组织层面的学习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组织学习效率不仅取决于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富余度，而且建立、创造和培育相互信任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空间积聚和通过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文化加速了知识在组织之间的外溢，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
经济生活通常被认为受到标准、规则、道德和其他风俗习惯的约束，并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深深根植于社会，因此，对它的分析不能脱离决定社会如何运行的那些标准或惯例（明示或默式的）。早在1922年，马克斯·韦伯就强调在社会中人文因素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包括公司）的行为受大量因素的共同制约，而不仅是简单地遵守社会系统（或部分）中由法律所确定的一系列规则的问题。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还要考虑一些诸如社交、声誉和权力等非经济因素，这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现实中，人们认为，交易可以通过两种形式的交换关系实现。一是非私人化的市场方式；二是关系型的社会方式。这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交换关系的结构和质量。新古典主义框架主张交换过程中私人关系是淡漠的和原子式的，保持一定距离的市场交易会促进企业的表现。而现实中，交换是个连续体，在这连续体的另一端是嵌入式关系。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式交换可以通过信任和私人化关系使期望更可预测，减少监控成本，并促使隐性知识的信息交流和促使促进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协调机制的形成。换句话说，嵌入性创造出了很难通过市场、契约或纵向整合进行复制的经济机会。嵌入关系具有悖论。嵌入丰富了企业的关系资本类型，同时整合了企业网络的结构，产生了网络层面的正向叠加效应，给企业带来正的外部性。一个组织与其网络相连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嵌入关系，它为获得网络中流通的好处提供了比市场关系更好的机会。但过度的嵌入导致负债，影响企业的发展。最佳网络结构是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的结合。
组织治理的目的是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和效益的提高。企业集群治理与一般企业治理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治理运作基础、制度化关联程度和治理机制的差异。具体而言，市场的治理运作基础是价格，企业的治理运作基础是权威，而企业集群的治理运作基础是信任。企业集群的地域集聚和文化根植的特性，导致更多地借助于社会嵌入和制度捆绑的方法，形成不同形式的制度化关联，进而使其组织间的联结更趋复杂，治理形式更趋多样。企业集群的治理机制与一般组织的治理机制也显不同。一般组织的主要治理机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而企业集群治理则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与信任有关的社会机制。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企业集群治理机制也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而是说，由于社会嵌入原因使得原本不可能产生的治理机制成为可能，同时组织的治理重点和目标发生变化。作为企业集群的一种特定类型，高技术企业集群的治理也表现出网络组织治理的特征，与一般企业集群治理不同的是，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组织之间会表现出更强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学习的内在需求。
综上理论研究和现实经验，企业集群治理主体主要包括：集群企业、合作商、中介组织、政府机构。考虑到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特点，其治理主体包括企业家、知识员工、创业投资者、中介组织、政府。
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主体中，企业家无疑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在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中，企业家的作用不仅仅是企业家才能的创造价值，而且还在于基于根植性的关系资本的价值。知识员工在高技术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内在价值，同时也决定了其在知识外溢和权力分配中的价值。创业投资者对高技术企业及其集群发展来讲，至关重要。与企业家的作用一样，创业投资者对高技术企业集群发展的贡献也不仅仅在于提供发展基金，而更重要的在于介于内外交界的创业投资者创建了新型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中介组织是提供专业服务。中介组织的专业化服务不仅完善了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市场环境，而且提供了连接企业集群内部各组织的桥梁。从世界各地的企业集群发展的现实看，虽然政府的作用有时是外化的，但地方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正式规则的制定和税收及财政的支持对企业集群的发展也是十分关键的。
从广义角度讲，治理机制可以看成是由第三方实施的作为策略性参与人介入博弈的稳定结果。现实中，治理机制呈现多样性特点，同时又具有整体性特征。治理机制的多样性在现实中表现为个人信任、交易者社会规范、惠顾关系、俱乐部规范、第三方实施、道德准则、法治系统等。在某些情况下，特定治理机制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主导型治理机制应是效率促进型的，同时在不同的交易域内具有不同的主导型治理机制。对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而言，信任治理成为主导型治理机制的一种形式。单纯的私人信任建立于重复性博弈过程，但建立在根植性环境背景下的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私人信任还表现在社会嵌入的影响，即社会交换域“嵌入”到其他域，使得某些在关联博弈发生前不可能的策略组合成为可能。联赛式治理机制是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另一种主导治理机制。硅谷是典型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典型的联赛式博弈结构，其治理机制是创业资本联赛式治理机制。
科层治理以节约组织成本，尤其是代理成本为要约，且科层治理框架是以三重维度为基础来试图解决企业的组织成本，特别是代理成本的，这三重维度是非确定性、资产专用化、交易频率。与科层组织相比，网络组织的一个重要基点是非正式组织能充分发挥效力。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间相互联结，扩充组织的活动规模与空间，扩展组织的边界，触发治理环境的变化。而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变化，引发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渐变。
按照Jones的网络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的治理环境变为四重维度，即需求不确定性、任务复杂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治理环境的改变，使得治理机制由科层组织的以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主的框架，变为以结构嵌入的社会机制为主的框架。治理目标也由以科层组织的保护、监督为目标，演变为以协调、维护为目标。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网络组织特征决定了其自身的治理环境与一般的网络组织具有相同的特点，其治理机制也是以信任治理等社会机制为主，但除此之外还有创业投资者的联赛式博弈的市场治理机制。治理目标也不仅仅是协调和维持，还包括组织能力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么，对于高技术企业集群的治理而言，知识外溢、集群品牌、集群式技术创新和集群国际化都是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与科层组织治理相比，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公司治理的概念范畴，而是范围更广。治理从权力制衡向决策科学，从治理结构向治理机制转变。
综上所述，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为：
建立在上述分析框架基础之上，本书共分十章就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第1章是一个理论解析和分析框架，第2章～第5章分析治理主体问题，第6章和第7章研究治理机制问题，第8章～第10章讨论治理重点问题。作为一部从治理角度系统研究高技术企业集群演进和发展规律的著作，解决了高技术企业集群发展中的许多关键问题，理清了逻辑演进机理，提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无疑会对我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但我们也看到，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知识结构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和争议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