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给了国防尖端部门的科研人员最高的待遇，1961年，科技人员的伙食标准是“2611”，即每月26斤粮，每餐1个馒头或粗粮窝头，1角钱干菜汤。所谓干菜，大都是晒干的白菜帮子，或者萝卜缨子之类。因为粮食定量不够，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肉类、蛋奶、水果蔬菜基本没有，营养自然跟不上，人们肚子里面普遍没有油水，致使很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出现了浮肿、色盲等病症。当然，一般人群这种情况更严重。问题是科学家要搞科研攻关，要动脑子，他们压力很大，没有基本的营养，科研工作的效率可想而知。彭桓武有一阵子经常说：“我的脑子不好使了。”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仍然在加班加点，苦心研究。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研究院的办公楼、资料室里，灯光时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干部们心疼，劝他们，甚至是要撵他们回家休息。
导弹研究院科学家黄纬禄，每天吃很少，但精神头儿很足。有人问他，如何对付饥饿，他说，在裤腰带上多钻两三个扣眼，肚子饿得吵闹时，就勒一勒它，再闹，就再勒，勒紧了，肚子就服贴了。
消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聂荣臻这里，聂荣臻十分焦虑，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就连毛泽东都不吃肉了，可见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人民信赖共产党，信赖毛主席，国家会出大乱子的，但是中国平稳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可见共产党的凝聚力是何等强！聂荣臻有一阵子住在协和医院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躺在病床上，他心里很不平静。听到来自科研单位饿着肚子攻关的汇报，他深深地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呀！”
他给秘书范济生交待，让他马上去找张爱萍。张爱萍是副总长，也兼着国防科委的副主任，聂荣臻希望张爱萍和国防科委的同志，以及二机部的同志商量一下，让两个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他说：“鼓足干劲争口气是可喜的，但不能拼命。否则，即使技术攻关成功了，身体也垮了，下一步怎么办？要劳逸结合，要搞个规定，还要经常检查落实。”
后来就有了规定：晚上加班不得超过12点。聂荣臻甚至在一天晚上亲自打电话给导弹研究院政委刘有光，检查落实情况。有一天，又有人向他汇报：在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所，每到晚上，超过12点后，有的同志就躲到厕所里看书，有的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白天把干粮省下一个，留到晚上吃，实在顶不住，就冲一碗酱油汤喝下去。
这让聂荣臻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对夫人张瑞华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只强调休息，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也是要垮的，脑子会不好使唤的。可是，到哪儿去搞营养品呀？……”
在这种情况下，再向国家伸手吗？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国际封锁，搞得内外交困，国家也拿不出填肚子的东西呀……聂荣臻穿着病号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夜不能寐。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对他说了自己掌握的情况，然后说：“总理呀，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点捐。”
电话那头，周恩来一愣：“你是说募捐？”
“募捐！让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呀、海带呀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点问题。”
周恩来想了想，就说：“眼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支持。”
放下电话，聂荣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表他，把电话打到了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军区和海军，传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生活清苦，任务很重，需要各大单位援助一些副食品。
陈毅到医院来看望聂荣臻，听说此事，热辣辣地说：“你要募捐，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时，也加上我的名字。”这位性格爽直的老总又说，“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两位老战友为“募捐”的事，议论了很久。
“募捐”行动布置下去后，副总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来医院看望聂荣臻，这二人都是聂荣臻在晋察冀的老部下，一见面，聂荣臻就对郑维山说：“郑维山，你的气色不错，是不是经常吃肉？”
郑维山忙说：“报告老总，我已经很久没沾荤腥了。”
“真的吗？”
“真的！”
“没吃肉，并不说明你们没有肉。知道我募捐的事吗？”
“知道。”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
郑维山回答得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
郑维山回去后，亲自打电话到内蒙古的部队，布置他们打黄羊，并且特别说明，这些黄羊肉是保障科学家生活的，谁也不能动。
“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慷慨解囊，价拨给了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豆油等副食品，还有各种水果。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拿到这些物品的清单，聂荣臻笑了，病也感觉轻了。有人对他说：“聂总，还是你的面子大啊！”
聂荣臻说：“我的面子，是科学家，是尖端武器给撑着的。”
东西一批批运来了，如何分配呢？聂荣臻把有关单位的领导叫来，说：“这不是小事，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
他特别严肃地申明：“领导、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包括你们，一两也不能要！”
也许是还不放心，他又补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东西很快分下去了。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当时在导弹研究院工作，她亲眼目睹了专家和技术人员领东西时的感人场面，有些人是流着眼泪排队领取的。他们得知是中央和军委特意给大家弄来的东西，更是激动不已。科学家们纷纷表示：听说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却给我们吃肉，我们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搞出“两弹”来啊！
本来是艰难的岁月，因为有了关怀，人们也就不觉得有多苦了。多少年过去了，甚至还要怀念它。
聂荣臻果真派安东下去检查，在导弹研究院，刘有光政委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分了一两，就开除我的党籍！”
“募捐”，是那个饥饿年代的一个无奈之举，但也是一段温暖人心的插曲。“文革”中，有人批判聂荣臻走“专家路线”，说这是“科技鱼”、 “科技肉”、“科技水果”、“科技豆”。而在今天，这些词汇却成了科技人员美好的回忆，一再被人提起。
聂荣臻还给科学院张劲夫打招呼，让他想办法每周请大家聚餐一次，补充补充营养。这件事情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
聂荣臻一直惦记着钱学森。他特意吩咐，给钱学森分半片猪肉。钱学森拒绝，说，第一，我不能要那么多；第二，家里没冰箱，也放不住。秘书说，这是聂总定的，不能不要。最后没办法，把这半片冻猪肉放到公家的冷库里，隔几天钱家的炊事员就去分割一块。
导弹试验基地挨了批之后，孙继先、李福泽动员基地所有官兵，在弱水河畔开荒种地，他们很快开垦出号称万亩的一片平整土地，种上了小麦。
总参谋长罗瑞卿来基地视察时，在大礼堂给参加会议的连以上军官，讲了一段有名的话，他说：“人们要生存就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你们基地大人小孩几万人，如果把每个人的嘴巴都连起来，那是一张多大的嘴巴啊！每天要向这个嘴巴倒进去多少粮食啊！要是全中国的人都把嘴巴连起来，每天又要倒进去多少？那是个无底洞！所以，你们基地开荒生产，自力更生，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尖端武器的需要。”
1962年上半年，基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收获了15万公斤小麦。
国防尖端科研部门的状况牵动着党中央的心，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讨论导弹研究院、二机部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总书记邓小平说：这两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待遇要高些，工资要高些，生活安排要好些，由李富春同志挂帅，统一考虑解决这两个重点单位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
核试验基地缺少运输车辆，事情反映到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亲自同北京市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国家拨给北京市的400辆解放牌卡车全部调拨给基地，那个时候，这样的卡车多宝贵啊。400车新卡车运到基地，人们自豪、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1962年春节前夕，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宴会的参加者不是各级领导，不是会议代表，不是外国友人，而是一千多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核武器、导弹、卫星方面的专家如数到场。请帖是以陆定一、陈毅、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是周恩来最早提出的，并报告毛泽东同意，目的是让科学家们吃顿肉，增加点营养。
周恩来突然到会，引发热烈掌声。他在陆定一、陈毅、聂荣臻陪同下，来到大家中间。他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说，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全体人员落座后，主宾席上，钱学森、钱三强分别坐在周恩来两侧。临桌的彭桓武小声对身边人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
菜很丰盛，以肉类居多。人们差不多已经有两年没这样吃肉了。参宴者谁都明白，中央这是给大伙鼓劲加油啊！
陈毅来到邓稼先所在的桌子上敬酒，看到邓稼先比较腼腆，拿筷子的手有些抖，就说：“同志哥！这样可夹不到大块肉啊！”说完拿起筷子，往邓稼先碗里夹了一大块肉，引发一片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