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欧洲——阴阳两极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有太多与西方明显相反或相对的方面。
中国历史以谋求大一统为主，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均强调统一，中国大多数时间也是处于统一状态中，而西方正相反，西方世界是一个零散的世界，在这里谋求统一几乎就是不得人心的事，即使依靠罗马军团或是亚历山大这样的强权统一欧洲实际上也是短暂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尽管它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海上威胁，所以它的战争都是依靠陆军解决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海战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洲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属性地区，没有海军的参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决定下来。
中国国内政治是第一主题，国家统治者一向谋求长久、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国家间政治决定着国内政治的走向，各个国家统治层也并非像中国那样坚决地谋求稳定，而是经常更迭，也包括领土、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变化。
中国皇室一向非常看重血统的正统性，如果有混淆皇室血统的现象则要么被族杀，要么意味着改朝换代。在西方，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继承者也往往不是嫡亲，甚至是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即养子，或者干脆在毫无血统关系的人中挑选，并且，欧洲皇室在后来普遍有请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甚至是敌国皇帝、皇族为本国国王的现象，这在中国会令人大惊失色的。
还有许多，如中国一向是世俗权力统治国家，而欧洲宗教势力异常庞大，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方面几乎体现在任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讲究合餐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努力；中国人不喜欢冒险，而西方人一向视冒险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人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而欧洲人认为战争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中国对藩属国是以建立纳贡和赐予的体系为主，连郑和下西洋都是抱着宣扬大明帝国威德和富有为目的的，而西方一向用坚船利炮开道，强权贸易为后的办法与世界打交道；上至历史政治，下至百姓生活，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方面太多了，甚至在股市中中国以红色代表上涨，而在西方正相反，红色是下跌的象征。
这些对立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可以解释为文化的简单差异，但如果在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领域都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方式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差异了，而是有深刻的文明对立内涵的。无论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文明，都是由众多历史前期的小文明汇聚而成的，并且都受到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等和影响。并且罗马与西汉也曾有过相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为什么今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走向了两个正好相反的方向呢？
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主导了世界现代文明，但作为文明另一极的中国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越来越强，为什么？也许，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阳极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阴极的世界也无法生存，所以可以说矛盾创造了历史——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农民地位同等重要；矛盾创造了财富——大英帝国的舰队与郑和的皇家舰队使命显然是对立的，但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 爱的法则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的第五十三章有这样一段话：“用基督教的术语说，上帝的孩子们的那种光荣的自由是他们在爱的法则下所享受的，是上帝本人所拥有的最完美的自由，博爱的上帝不惜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行施这种自由，为的是拯救他的创造物——人类。爱的法则就是上帝自身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下，上帝在人的面前树立了一个精神完美的理想，向人提出挑战，而人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是接受这种挑战，还是拒绝这种挑战。爱的法则使人有自由选择是成为罪人，还是成为圣人；它使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权选择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说得很好，人性中本就有向善与向恶的两种倾向共存。到底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则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思想是人的灵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则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也就决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走向。在纳粹德国，当法西斯思想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后，整个德国就成了一个罪恶的漩涡，卷进这个漩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这也就决定了德国、日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丧失自己理性的思考；同样，所谓正义一方的美、英等国，也就只好被迫做出选择，不知当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天堂相互而遇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求生存、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在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会得到响应；相反，如果与人性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就会遭到无情的抵制。但同样，如果无节制地放纵人性中的掠夺性，那就无疑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则非常好地处理了“过”与“不及”两者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一个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中。
只有符合人性的思想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是一条法则。
以民族平等为例，中国历史上多数是汉族建立的帝国，但在汉族政权统治时，从来没有实行过像元帝国时期那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在这个帝国中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契丹、回等民族第三，南方汉人最低。同样，印度也曾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欧洲尽管没有明文规定种族歧视，但建立了事实的等级社会，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类似动物保护一样的保护区政策等。所以说，汉文明是一个真正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也是最有资格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民族平等地发言，提出建议，并提供力量支持的文明国家。
西方的理论家们尽管也曾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就阐述过应该尊重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也曾用“世界律令”这个概念企图让野蛮的欧洲人接受慈善的道德标准，他甚至反对殖民政策，强调民族公平。但显然，在殖民掠夺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说教变成了令人讨厌的蚊子声。
一直到上世纪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欧洲诸国终于被彼此间的角逐拖垮了，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开始摆脱这些欧洲老爷。整个50～60年代，遍及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成了一个辉煌的“脱殖民时期”。这时欧洲才被迫接受民族平等这个观念。
中国是提出现实、公平和可执行的民族策略新国家。中国建国后在国内实行的民族自治区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种政策一直良好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了，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民族和睦，这种效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中国在未来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如果能为遍及世界的民族冲突寻找到一个合理、普遍接受的民族和谐共处政策，将会赢得整个世界的尊敬、信任和巨大的潜在利益。西方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正当的革命”必需有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严重的、骇人听闻的邪恶”；必须能产生有上帝之仁的结局；必须是除了革命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建立新政府。爱德蒙·伯克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看起来是在为反抗者提供法理依据，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先决条件颇有可利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条件，那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了。革命总会带来损失和伤害，以此为借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对你不利的革命。最经典的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对大印度进行肢解的蒙巴顿协议，它将大印度分解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并有意制造了克什米尔争端，这是为维护印度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还是防止一个大印度崛起呢？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野蛮地为它的历史宿敌阿拉伯人安排了一个敌人——犹太人，并且从来都是利用干涉手段促进阿以矛盾激化和破坏每一个可能达成和平的阿以协议。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是众多。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民族矛盾的，但自建国以来，中国并没有为民族矛盾所困，它很少为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候，中国会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对世界民族矛盾的干涉，它自身的民族政策是最接近人性的，也就最有可能被接受。
？ 为了完美
是否可以从建筑说起呢？
我很喜欢玩“帝国时代”这个游戏，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战略游戏，还因为它那精美、逼真的画面，尤其是它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筑刻画非常贴切、精彩，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都有漂亮的式样，又不失对其建筑精典型特征的描绘，十分细腻，又十分形象。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它的优点是取材容易，保暖性好，但却难以长久保存，尤其怕火；西方建筑多取石材，结构沉稳坚固，可以保存很久。在欧洲大陆，经常可以看到上百年的城堡、宫殿等建筑，有的甚至可达上千年之久，在建筑风格上，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屋檐，而西方建筑尽管流派纷呈，但却更接近欧洲开放式的思想，无论是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都是其历史人文思想的体现。
各种建筑都有其特点，对中国而言，建筑风格过于千篇一律，建筑结构也是一成不变，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如北京的故宫和西安的古城建筑就没有太大差别，无疑对体现民族性有好处，但却丧失了个性化。也许这种矛盾在古代社会是难以解决的，但在今天，世界日益狭小的空间里，就可以兼容并包，否则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不是前进道路的开拓者。
中国的建筑应该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风格，这方面，在北京有二件事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
一是在90年代，北京的报纸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把古都风貌夺回来”的号召，单从其标题上看就颇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口气，似乎又回到了那种一切靠发动一场运动就可以的年代。而北京在这种口号的影响下，其建筑也显得十分偏颇，简单地以为在新建筑上“盖帽子”——即加盖古建筑的巨檐式屋顶就是让北京的建筑看上去富有古都面貌，岂不知这样既违背了结构与风格一致的建筑原则，也违背了美学原则，看上去不伦不类，如同一个穿了西装的人戴了一顶瓜皮帽一样，这就更谈不上中西合璧了；二是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招标，最终法国的设计获得青睐，这如同一个标志，让国人终于认识到融汇中西文化绝不是形式主义，或简单的拼凑，而是内涵与外延的和谐，中国大剧院那优美的设计不仅不影响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形象，反而更增加其与时代共进的心声。
我们说中西合璧，即在思想修为上不抛弃中国固有的精神，而是加强之，也就是说要吸收外民族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思想来加强我们的“内圣”，将其精髓吸收之后，让我们的思想重新成为世界思想的领导者。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以我为主，借彼为用，我们的行事标准仍然是以国际通行标准为标准。其实这种所谓的国际标准实则是西方人制定的，它的许多方面都是对西方有利。在儒家文化圈中，现今做的最好的是韩国，它能够很好地将西方文化借鉴过来，融于社会生活中，却在精神上保持韩国人第一的信念——可以借鉴世界的标准，但这标准应有我的参与，这就是韩国原则。
其实，儒家思想是一种优秀的思想，它并不仅仅是孔子、孟子这几个伟大思想人的言论，而是一种经过社会、历史深思熟虑的思想，是经过历史千锤百炼的思想，是融合了各种外来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对社会的认识和进言都是宝贵意见，它所追求的社会与政权的和谐是追求人性和谐的体现。
中国有好的思想，也同样有缺陷。韩国有大规模的献金运动，为什么中国就难有所为？因为韩国在融合儒家文化和世界文化方面先行了一步，而中国还是路漫漫呢！
在又一个世纪来临之时，中国是不是该借鉴一下呢？中国原本有儒家思想的和谐言论，如能对国家长久利益进行思考，是不是就更为完美呢？正如中国的思想文化并不仅有儒学，而是还包括许多其他学派，如庄子的哲学、韩非子的法家学派、墨子的墨家学派以及道家等众多的学派；西方的文化思想同样也不是单一的。英国是新教的成功之地，但英国的思想家大多具有一种学院派的风格，由于英国新教改革较为成功，因而英国知识界与宗教，政治的矛盾并不像法国那样紧张，因此英国人较为保守，习惯于传统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往往追寻一种改良方式，而不是彻底地推翻，所以英国的皇室能一直保留至今天。而在德国，德国人更擅长内心思辨式的思想，德国因而更具理性的逻辑思考。德国人有一种超越现实的能力，能够在思维的空间达到很高境界。在现实中，德国人则遵从社会规范，这既遵守理性思维的原则，也是尊重社会现实原则的体现，因而德国人的纪律性是欧洲最强的；从这种理性思维，严谨逻辑中产出的军事思想也是最优秀的，而从士兵到将军的军事士气，素质也同样是一流的。而在法国，则感性色彩要浓厚的多，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好的后果就是法国人的美学相当好，因而巴黎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法国人的浪漫也闻名于世；在政治上，法国对待他们反动的统治则更激情满怀，所以他们的革命比英国彻底的多。如果把希特勒同拿破仑相比，虽然两者的企图都一致，也都在大致相同社会压力情况下煽动民众的愤怒而赢得支持的，但相比之下，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支持更多地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拿破仑个人魅力的热情；而希特勒则是借助民众对一战后果的不满而形成政治气候。同样，在此后的战争中，德国倚重的是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而法国则更依靠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在没有拿破仑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西班牙都征服不了。而在俄国这个东正教的国家中，由于有宗教道德这个心理压力的负担，所以俄国的思想显得有些混合，有些矛盾。可见，同是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欧洲的思想也是流派纷呈，欧洲除罗马时期外就再没有处于大一统状态中，所以也就不存在用政治强权使某一流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情况，这种流派纷呈的局面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西方思想是这样，那么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所谓中西合璧，并不是简单地一加一，而是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达到“世界目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特质，借鉴他山之石的传统方法，来达到雕刻“世界之玉”的目的。让中国不仅真正融入世界，更重要的是不但中国要保持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还要形成一种思想之源，成为世界的思想者，所谓中西合璧不是泛泛而论地了解、比较，而是要“拿来”，更重要的是拿来之后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仅“拿来”作花瓶，摆在那里。
同样，我们要“拿来”就要有空出的地方，这就需要“抛弃”，抛弃一些我们原有思想中的无益之处。如我们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众多的学派，但在儒学一统天下后，其它的大多学派则基本上就没多少发言权了，儒学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不是等于其它学派黯然无光。相反，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对今天我们制定法律就大有裨益。在历史中，如果认同民众对各种学派积极思考，那么中国就不会日趋走向保守，如明朝的海禁就是一种以政治手段代替思考的典型事例。在明清，儒学的日趋腐朽，也导致了对西洋科学的漠视，这种大国思想的作祟下，对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毫无知觉。相反，利玛窦、卜弥格等西方人都一再将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还不知道大英帝国身在何处；当大英帝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土地置于基殖民权统治之下时，中华帝国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开到海岸线时，还自以为是地对其指手画脚，这不会令国人感叹良多吗？
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是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认识，缺的只是对世界思想的包容。
其实，中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问题；其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其三是经济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是共产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标志。但是中国的政权依然是红色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不是前苏联失败的继续。显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谢幕，反而有可能是另一场历史剧的开始，这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衡量一个制度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人性——是否与人性相符，客观上是不是促进了人性在社会和自然界的延伸。人性的贪婪不是错误——人类的伟大不是遏制人性的表现，而是用智慧拓展人性在世界的延伸——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许多思想首先就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并非是带有阶级斗争的谩骂，而是非常中肯的评论。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手段，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研究比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更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如资本社会伟大的创造能力、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资本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等，都是非常伟大的预见——至今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按照他所预见的规律在运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人们蔑视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之处——1999年，BBC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让人们说出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在那一年的十月，距拆毁柏林墙10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星期时，BBC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就是任何哲学思考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确定了世界的运动规律；二是马克思证实了千百年来的事实，即经济活动是衍生其他一切社会事物的根源；三是阶级分析理论，依照富有的程度而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支配还是被支配的位置，以及由富有者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事实，马克思借助阶级理论还原了历史发展的原貌；四是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社会。
西方评论家认为前苏联的社会制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程序，但前苏联抛弃了这个规律，企图人为干预历史的进程，结果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