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种为了利益而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其中妥协是竞争的结果。妥协不是罪过，而是艺术；合作也不是情感，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无论妥协还是合作，利益都是最好、最有效的筹码。
记得有一部影片叫做《永不妥协》，说的是一个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倍受生活磨砺，但始终没有失去为自己、为社会、为生命而奋斗的精神，因此，当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发现一个环境污染案件的时候，就毫不妥协地追查到底，并最终为所有人赢得3.33亿美元的赔偿。这部电影取材于一件美国真实的环保诉讼案件，正如电影幕后人物卡拉·桑托斯·沙姆伯格所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两次离婚，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在一无财富，二无天赋，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竟赢得了如此复杂的一桩诉讼。难道这不就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美国人一个完美的典型代表吗？”
美国人崇尚这种勇往直前、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任何在生活中艰难跋涉的人而言，这的确值得推崇。其实在生活中——无论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在国际的政治生活中，妥协每天都在发生，尤其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国际法的实际效率还远不如任何一个小国的国内法，各国间实际上还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战争并不是依靠法律来避免的，而是依靠实力来压治的，整个世界不过处在一种相对抗衡的冷和平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任何处于利益争夺的两者之间都贯穿着这条矛盾的逻辑——既需要随时艺术地妥协，来和各种敌人结成短暂的朋友，这是一个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
从古至今，各种社会契约、法律条文、国家间的条约等等都是妥协—合作的约定，甚至包括道德、风俗、礼节等，都是如此。其实，任何两个人之间，只要处于某种利益状态，就会自动地遵守这种规则。如在公共场合，类似地铁站或是图书馆等地，当处于这一空间范围内的人较少的时候，任何陌生的两个人之间都会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小，当拥挤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人与人的距离甚至可以贴身相处，如在公共汽车上，而此时人们会感觉这很正常，但如果在空旷的图书馆内，突然有陌生人与你距离十分近的时候，你会立刻警觉起来，这就意味着：他超越了我们自然约定的空间距离，应该有某种合理的解释，否则，则预示着他另有所图。同样，在空旷的草原生活的人们拥有十分巨大的空间，而拥挤的都市里的人们则习惯了狭小的范围，尤其是喜欢拥有私人空间的人们就非常不能忍受他人任意的闯入。
有些生活就不像在公共地铁站中保持空间距离那样容易了，孔子说，“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因为在现实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小人和女人，“近之则不逊”，而“远之则怨”。这种关系实难处理，所以说处理这种关系是一种艺术，显然，你不可能一切都来硬的，就算你是黑手党老大，你也需要与人相处，需要妥协，需要利益分享，否则你就是躲到月球上也有人朝你背后开枪，然后他们再推举出一个承诺利益均沾的人来当老大。
国家间也是同样，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空间，只是以国家实力而言，这种空间涉及的领域和程度不同。一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利益是遍布全球的，并且往往也涉及到所有重要的领域内，它绝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国侵入他所拥有的空间。如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它可以容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拥有相对的地区大国地位，但绝不允许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将触角伸向全球。
在任何两者间的较量中，如果其中一方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都会选择妥协来保存生命和实力，而此时往往另一方也不具备完全吞并另一方的能力，双方此时都会选择谈判，这种谈判其实就是依据实力对比的结果重新划分一条利益线，现代最经典的就是美苏英三方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划出的那条分界线了，也就是丘吉尔后来所称的“铁幕”，而其中柏林正好处在这条线上，柏林在欧洲，是德国的象征，所以这里也就成了美苏上演历史剧的最佳舞台，同时也是最好的谈判桌，最好的展示橱窗。
自然，上演妥协—合作的戏剧需要有聪明人，或者他就是导演，或者他是戏剧家，或者他是重要的角色。美国在二战后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前苏联将是未来50年的敌人，尤其是在美国民间，斯大林一直是一个慈祥的大叔，还是一个盟友，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也还没有下决心正式与前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而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这位好战的老家伙则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其实美国在大国战略角逐的谋略上远逊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前苏联和中国，只因其实力庞大，无所畏惧。此时，英国对美国的战略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丘吉尔清楚大英帝国已经日落西山了，唯有美国可以遏制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野心家。丘吉尔不是一位和平首相，甚至他连当一个普通的部长都不称职，但他具有全球战略的眼光，这就够了，对美国而言，它们就缺这样一个人。
如果要与丘吉尔比聪明，那就是剧中的角色，一个好的演员其名声是可以超越剧本的作者的。肯尼迪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演出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普遍褒奖，这是因为，在人类突然面临巨大的核威胁的时候，他表演了最佳的妥协与讨价还价艺术。还有罗纳德·里根，他的舞台显然不是在好莱坞，在当真正的演员的时候，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二流演员，而当他在白宫表演的时候，他为美国赢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打下最坚实、最具决定性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他的政治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对前苏联的进攻性遏制政策运用得有张有弛。而相反，老布什总统虽然一手摘下了冷战胜利的果实，但他却没有领悟到此时应该将美国锋利的矛头隐藏一下，因为，此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周期恰逢低谷，应该是总统向美国人民展示其经济魅力的时候，而不是美国人一时还品尝不到的冷战果实，作为总统，下滑的经济曲线同样是他的敌人，他此时应该坐下来与这条曲线好好谈谈，否则，他将失去连任的机会。
就是这样，人们总是在尔虞我诈中生存，并且时常从中获得享受和痛苦，永远乐此不疲。这就是社会，一个人性社会。
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兼具建造与破坏功能的网络。
有一个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单一的一台传真机毫无用处，摆在那里顶多只是个装饰品，然而当有10万台传真机在工作时，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覆盖100亿个对象的大网络，即联系的数量以及网络的功用不是成正比增长，而是呈指数递增。现代社会的基础就是信息，而信息的不断发展，就成了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标志。
社会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指一个村落、一个地域，或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为什么呢？小小的一个村落不也是一个小社会吗？是的，确实一个小池塘也是一个生物群落，但在今天，你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喝到百事可乐，在任何一个角落看到报纸，所以，我们这个小池塘是一个大森林中的小池塘，不是一个孤立、与世隔绝的小池塘。其实，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北京的一只蝴蝶振动它的翅膀就和美国加州的龙卷风有关，气象学家深知此理，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整个世界不仅在同一时间内存在这种联系，在不同时间内也同样存在这种效应，如研究南极冰核就可以了解到远古的气象活动。又如地球在宇宙中又和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而一个小小的陨石在茫茫宇宙中不过就是一个蝴蝶的翅膀，它对宇宙来说影响微乎其微，但这个小小陨石却是导致6000万年前地球恐龙灭绝的原因，而谁能说恐龙如果没有灭绝不会导致历史的重大变化呢？甚至很可能大大推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
人的社会是人性的社会，有祈求、恐惧、希望、理解、友爱、贪婪、放纵，有对生存的本能渴望，也有对人、动物、自然界的愤怒、仇恨，等等。这无所谓本性的善恶，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利而奋斗不已罢了。
在秘鲁西北部的布兰科山下是一片沙漠。最近，人们刚发现这里有两座古平台。1999年已证实这是另一个古代文明的遗址，那两座平台就是这个文明的中心，一个是太阳台，一个是月亮台，是宗教或政治权力的地方——古代社会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往往融为一体。考古学家圣地亚哥·乌塞达的带领的一支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物品：在一个芦苇编织的箱子里安放着许多饰品，有缝在衣服上的金属片，带玉米穗的鹦鹉，镶嵌有硅孔雀石的人脸，还有一件精装斗篷，顶端是一个猫头。乌塞达说，这是角斗获胜者穿戴的那种斗篷，象征着荣誉或战利品，猫头大概象征他们崇拜的神，这就是莫切人的文明，在月亮台下还存有相当数量的黄金。
以他们变革和完善前人的技术的方式来看，莫切人的文明程度相当于希腊人。乌塞达说，因为只有拥有很大的权力和相当规模的财富才有可能建造起月亮台和太阳台。它们是用土坯建造的，并和附近城镇相连，这里相当于首都，在全盛时大约有3万人。月亮台看起来有点像金字塔，但它实际上是由房间、庙宇以及一些围墙组成的。同样，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这说明，这个文明有一个大体稳定的权力核心。在其中的一个房间已有彩绘浮雕，还有乌塞达认为是刽子手的浅浮雕，还有一些周年祭司绘画，显示他们抓获敌军俘虏，并用绳子绑起来，在献祭后喝他们的血，十分血腥。这显示出他们已经拥有了完整的组织、信仰和武装力量，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社会。
从莫切人绘画中的一些动物可以看出，他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些理念，他们认为每一种动物都和世界的一部分联系起来，如狐狸与陆地相联系，秃鹰显然和天空相连，蛇则代表阴暗的身后世界。
从这里的人类遗骨来看，他们大约生活在公元150～500年间，从陪伴他们身旁的小雕塑，以及他们肋骨、肩胛骨等多处骨折来看，他们生前经常参加战斗，他们的颈椎有刀割的痕迹，说明他们死于非命。
莫切人的文明还和另一个叫奇穆的文明相联系，可见也是历经了文明的更迭。
莫切人的文明只是人类社会众多文明之一，它的消亡和16世纪西班牙的劫掠有很大的关系。令人感叹的是，两个社会同样是文明社会，只因西班牙人的历史进化要比莫切人来得早，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莫切人除了仰天长叹，又能怎样呢？历史进化充满了劫掠、杀戮，或者说社会就是存在于两者——建造和破坏间，只有消灭敌人的力量，才可以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增强，人类似乎本应该向自然索取财富，文明进化的目标似乎也是如此，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呢？因为这个社会还有自然界的另一条法则——用最简捷的方式获得最多的利益，用武力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比自己去耕耘要简单得多。
人类社会组织中有一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并且永远自动遵循着寻找捷径这个自然规律。危机感和寻求简捷之路的本性共同支配了西班牙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他们也才敢给他们的舰队命名为“无敌舰队”，他们才有能力将遥远的美洲文明变成西班牙走向辉煌的垫脚石。
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积累得太快，而他们运用这些财富的思想体系却不成熟——西班牙人太富有了，他们运用财富的思想没有跟得上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以致这种财富得到了滥用。西班牙人最终也只能拱手让出他们的帝国了。欧洲纷乱的社会、无休止的战争导致整个欧洲社会不停地被破坏，又不停地被重建，一个帝国被击败紧接着另一个帝国迅速崛起，可以说欧洲的历史上没有一天是和平的，人们总是忙着在一边破坏敌人的一切一边建设自己的家园。社会就是这样，似乎永远生活在一个建造—破坏的矛盾体系中。建造是社会中每一个人走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而破坏又是人类的通性。
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荷马的诞生地，这里是一座历史古城，历经几代文明的统治，可谓是西方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是古罗马帝国“埃菲斯”的遗址，是世界奇迹之一，伊兹密尔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邑俑人在这里建了几座城堡，埃菲斯是其中之一。后来利底亚和波斯都曾占领这里。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世又开始建这座城市，再之后奥斯曼帝国于1415年又成了这里的主人……当你游览这座古城时，你会首先看到城门和城墙上雕刻的希腊神话流传故事，这里有古代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藏书量高达12万册；并且配有最早的空调设施——墙壁内的水为流动的空调；埃菲斯还有许多世界之最，如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最早的公共浴室、最早的城市供水系统、最早的商业妓院等，甚至因这最早的妓院而产生了最早的广告——一个箭头指明方位，可见古代人的思维和我们今天的思维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今天更进步而已，甚至这则广告倒显得比现在的虚伪更开明。
埃菲斯是一个几经历史变迁、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的城市，也如实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状况。同样，美好的故事后面总有一些丑陋的背影，同样是土耳其人，却在今天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境内留下了令人恐惧的一幕。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尼什市，有一个用真人头骨做成的“骷髅塔”位于现在的尼什市博物馆，如果你实地去看，在你进门一刻，你会看到美丽的草坪，优雅的树木，但还会突然感觉到惊恐——一进入展馆，你会赫然看到一个约3.5米高的四方体塔，上面镶嵌着人的头骨。这些头骨上有清晰的痕迹，有的有刀砍的印迹，有的牙齿破碎，有的颅骨不完整，可以想像，这些人生前都曾受到过莫大的痛苦。这个塔原本有952颗人头，今天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在18世纪末，这里的塞尔维亚人和统治者发生了战斗，土耳其人最后击败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把所有参与者的头颅都砍了下来，土耳其人为了威慑塞尔维亚人，建造了这座塔。
类似的屠杀不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即使在今天，几乎每天的新闻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消息，社会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不管破坏的规模或大或小，但建造一直在进行，生命也生生不息，人类实际上一直在这个社会中寻找着建造与破坏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因为，没有破坏就无法建造，而又不能不顾一切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