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
从小我就喜欢听歌，每当母亲在劳动得愉快时，总是唱唱河北的秧歌调，我虽然至今也不理解那些歌词，但非常爱听。只要哪里有戏或有人唱歌，我总是跟着去听去看。有一次一个戏班子的老板看上了我，非要买我去打戏不可（当时学戏就叫打戏），我家不同意，他们连着来了三趟，还说决不打骂，学会了戏，就让我回来。但母亲说：“我们穷死也不卖孩子，更不卖给唱戏的……”做梦也没敢想过，后来我会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这都是党对我的教育，特别是最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支持。现在回忆起往事，都还历历在目。
逃荒年月
我家在河北省曲阳县南下关的大路边，很穷，六口人只有一亩半土地，和三间没有院墙的土坯房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到赵财主家去做活，经常把我也带去。再大一点就让我跟着姐姐们去挖野菜，刮盐碱土（淋过以后当盐吃）。我吃过各种野菜、树叶和树皮。有时吃得脸肿得大大的。这时母亲就说：“穷人的命不值钱，死就死。”当肿消了，没有死，母亲又说：“穷人的命大，有天保佑。”因此，至今我对野菜很有感情，每年还到公园去挖些野菜来吃。
在家乡无法生活，加上兵荒天灾，我们全家就逃到人烟稀少的口外去了。据传说那里人少地多，种地不掏租子。我们先住在一个乡亲爱，他们烧的是牛羊粪，一个村没有几户人家，土匪还经常去要这要那。我们是春天去的，每早大雪封门，地也无法开垦，不知几时地才化冻。在那里实在无法活下去了，我又逃到张家口，费尽周折，总算托乡亲帮忙，找到了些零活儿干——给人家洗衣服，缝皮子，撩衣服边，袜子口，糊纸盒等，挣几个钱糊口。母亲是个勤劳又倔强的人，尽管日子很苦，经济那样困难，还是设法让我上了两年小学（因为我家没有男孩子，母亲希望我有点出息，将来给她养老送终）。我放学后，还得帮母亲送活、取活。
当时张家口在军事上是个必争之地。在座连接桥西和桥东火车站的大铁桥，在铁桥的南边还有一座专过火车的桥。那里当时算是郊区，我们家就住在两座桥的中段。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无论哪个军阀打败了仗撤退时，都要炸这座过火车的桥，而占领者又要强迫人民再去修这座桥。所以经常听见炸桥声，也经常看到一群群修桥的人。铁桥上还经常不断地挂着人头，桥头又偏偏是我送活去的必经之路。我害怕，不敢去，但又非去不可。因为如果让母亲或者姐姐们去，都要耽误做活。母亲只好对我说：“过桥时低下头，别抬起来，跑快些。”但我到了桥头，又不由自己，好奇地把头抬起来。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下映在眼里，吓得倒在地，泣不成声。至今那血淋淋的人头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走上社会
1930年，我们随着逃荒的人群逃到了山西太原。在这里，我好不容易进了德记烟草公司，当上了童工。后来又到晋生纱厂做徒工。卖死力气，也不得温饱，罢工，被抓进警察局，备尝艰辛。
1936年，太原女子职业学校招生，是半日制，并说结业后学校可以帮助找工作，我就试着报了名。出人意外地我考上了。
职业学校的课本最低也是高小的，其他还有初中和师范学校的书。我只念过两年小学，如果跟不上就得停学。于是我就拼命跟，期中考试好不容易居了个中。老师见我那样努力，家里又穷，就把我介绍到护士短期训练班，每晚去学包扎（当时傅作义的队伍正在百灵庙抗战），准备送到绥远前线去服务，后来停战了，没有去成。经过一年的苦干，结业时，我考了个第三名。我高兴极了，满以为可以有固定职业了，但万没想到学校并没有给我们找到职业。校长高清溪（后来我到延安后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见我非常用功，又能吃苦，又学习，又做工，早上还随母亲去捡煤渣，很同情我。1936年底，他把我介绍到由共产党掌握的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去学习，不久我就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训练班的生活很有规律，要求很严格，军事课和政治课各占一半。军事训练是由阎锡山的军队里选拔来的旧军官负责，他们对我们女兵连的训练要求完全和正规的连队一样，开始有点吃不消，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什么持枪正步走、打野操，各种姿势的实弹射击，投手榴弹，利用地形地物，在地上爬、滚。练了一段时间，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当时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现有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薄一波等革命老前辈。
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在战地，冬天我行军一天走过120里，不仅身体很棒，枪打得很准，而且思想觉悟也提高了。我不再在找个什么固定职业，给母亲养老送终里打转转了，而想的是打日本救中国，妇女要解放……由于有这些思想，所以在“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战地工作，背着我母亲偷偷地跑了出来。
开始接触文艺工作
小时我虽然喜欢唱歌，可从来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中放声唱过。只是在少数女工中小声学唱，在家哼哼几句而已。
我在烟草公司作童的时候，见很多女工都会唱山西小调和秧歌调，我就跟她们学。每天早上公司还没有开门前，女工们都聚在那里等开门，那是我学唱的好机会，有的歌词不大健康，大娘们就训斥我说：“小女娃子家跟她们学那干啥！”于是我们就一块儿小声给大娘唱：“山西有个阎督军，挣下大洋坐飞艇，飞艇飞在半空中，胜似（那）外国人”。把大娘们又逗乐了。
每天在下工的路上，总要路过一些搭棚子唱戏的园子。我们几个爱看戏的小姐妹，就从戏棚破了窟窿里钻进去，藏在一边，看半出压轴戏。名角果子红（即丁果仙）、三二声的戏，我们都看过。什么《汾河湾》、《捉放曹》、《大登殿》、《三娘教子》等等我们都能整段哼下来。有了下了工，又饿又想看戏，这时就有人说：“人家讲，看了毛毛旦（名角）三天不吃饭，回去挨顿打，回来还要看。咱们就饿一会儿怕什么？”于是我们就跑到野地里去找能吃的东西。高粱上长的一种黑蛋，我们也摘下来吃，吃的满嘴满脸都是黑，活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被看园子的看见了，就往外轰我们。
我在纱厂做徒工时，有一次遇到太原剧社到工厂来招业余演员，我和另一个爱唱歌的女工被录取了。我们文化浅，剧本念不下来，他们派一位叫凌信之（后来到了延安）的老师教我们学文化，读台词，走台步。第一个剧本学的是“屠户”，这个剧本学完了，我认的字也多了，心里特别高兴。可惜好景不长，被家里知道了，说那是唱“文明戏”的，母亲说只有下等人才能干那种行当。说什么也不准去。但剧社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到军训班后，好像天也高了，地也广了，大大地开了眼界。戏剧组、歌咏组，外出去宣传，为营救政治犯去请愿等等活动，我都去参加。我学会了许多歌曲，如《大刀进行曲》、《逃亡三部曲》、《新女性》、《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夯歌》、《大路歌》，还有《反对走私货歌》、《手把锄头锄野草》等等。记得那时阎锡山当局不让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让改唱“……××帝国主义”，而我们就偏要唱。一上街就把“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得特响，还把“日本”两个字咬得特别狠。那时《五月的鲜花》也是禁唱的，当局最怕第三段词即：“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啊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红五月时，我们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各连都到国师大礼堂和外面的救亡团体的人在开会前一起唱了《五月的鲜花》。那时，越是反动当局不让唱的歌，我们越唱的起劲，唱完了还都有一种胜利感！
在戏剧组里，我们男、女兵连演戏时是不合作的，因为我个头高些，就让我演男的。汉奸、特务、警察，我都演过。有一个次，薄一波主任看我们演的戏很高兴。由于我在戏中串演了汉奸，后来他见了我就开玩笑地叫我“汉奸”、“汉奸”。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给我的印象很深。1943年在延安他看我演《兄妹开荒》后，很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山西娃！这是我们山西娃！”（实际上我也是半个山西人）。
戏剧组、歌咏队在训练班搞的甚是活跃。不久在牺盟总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牺盟旅行业余剧团”，各连的文艺组织都参加了剧团，我也就不再演男角了。由于旧势力的影响，女同志动态加剧团的很少，这样我倒有了演各种角色的机会了。哪由戏里需要女角都让我演。记得我在115师时有位政治处的主任（他看不惯女同志演戏）就说过：“演戏的人都‘不害臊’。是的，那时我就没有害过臊，而且出场心也不跳，也不知道紧张。我就知道多唱支歌，多演出戏……记得开始唱《新女性》时，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歌词说的是我们女工贴心话，一面唱，一面流泪，我还学会了识简谱。”
当时大多是演话剧，如《察东之夜》、《拜月》、《神童》、《撤退赵家庄》、《痛改前非》等等。也有带点唱的，如《放下你的鞭子》、《夜半歌声》等等，我们也化装表演《码头工人歌》、《新莲花落》等。但我没有独唱过，当我第一次演《放下你的鞭子》（剧里有两段唱）时，我放开了喉咙，满怀激情：“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观众听了反映很强烈，这也给了我很大鼓舞和教育。为纪念“五·一”节，我们排演了《顾正经之死》，我演纱厂女工。当剧情进行到高潮时，在我脑子里出现了我们和资本家斗争的情景，完全忘了是在演戏，愤怒地喊出了从前我对资本家讲的那句话：“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观众反映非常强烈，同学们说我演得像，可是这句台词在剧本里没有，我的心一直在打鼓，怕导演怪我随便加词，但导演并没有责怪我。
闹了一场“家庭革命”
为了演戏，我和家里还闹了一场家庭革命。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是个受封建思想和旧道德观念影响很深的人，她认为一个姑娘家当兵、演戏都是卑贱、丢人的事。她常说：“人穷没有关系，但要穷得清白，穷得有骨气。”有一次，我们剧团在海子边搭棚演戏搞宣传，那次演的戏是《痛改前非》，我演一个老太太。当时正好母亲和姐姐去看热闹，被姐姐认出来，母亲不信，于是她们就在后台梯子旁边等着。我一下来，母亲火冒三丈，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你当了女兵就够现眼的了，又唱文明戏，你把祖宗三代的人都丢尽了……”要我和从此断绝母女关系，再也不准我回家。临走还喊：“我死不见你，你也别见我……”当时我懵了，非常苦恼。我把事情告诉了李林团长和副团长傅兵友，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闹一场“家庭革命”。我听了很新鲜，怎么闹呢？他们对我说：“你母亲是在气头上吓唬你的，要沉住气，你要真不回家，过些天你母亲着急了，就会来叫你。”虽然我们母女感情很深，可是到这时，也只好狠狠心。咬着牙假日没有回家，到了第二个假日，果然姐姐来叫我回家了。同学们都庆贺我的“家庭革命”闹成功了。回家后母亲没有骂我、打我，只是流着眼泪劝我，让我在训练班结业后就回家，她说：“穷要穷得有骨气，咱人穷志不穷，饿死也不唱文明戏，不能让人家指着祖宗的坟头骂……”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没有那样想，我知道母亲对我的感情有多么深，她一直把我当儿子养着，还指望我养老送终呢。她所以这样骂我、打我，正因为太爱我了。我对母亲非常同情，不愿伤她的心，但我也不能按她讲的去做，因为我已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懂得了一些大道理——“我们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青年妇女也要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回到训练班，我还是照样演戏唱歌，搞我的宣传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剧团的演员都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平时我们唱歌演戏就是为了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做亡国的奴隶……现在日本鬼子向我们开火了，哪个青年的血不沸腾？当时我们把正排的《雷雨》马上停下来，赶排《血洒卢沟桥》，到各地去演出。在剧里我演了一个愤怒的老太太。当我拿起刀向鬼子砍去的时候，观众都叫好，同学们说我演的感情充沛，很真实。接着我们又到太谷祁县等地去巡回演出，我除演戏外还担负服装、化装的管理，并向观众介绍每出戏的剧情。演完后刚回到太原，“新生剧院”就约我去演戏。新生剧院是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因为阎锡山搞“新生活运动”，所以剧院也给带上“新生”两字。当时我不敢去的。我搞业余的跟大家瞎混还可以，到正式剧院我就不行了。同时我想跟训练班到北路去，即山西新军决死队。但剧院非要我去不可，说他们剧院就缺少我这样的女演员，实际上那时剧院还没有一个正式女演员。从此我就由一个业余演员转成正式演员了。
剧院白天不能排戏，都在晚上工作，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在太原还亲眼看过一场空战。由于日机天天轰炸太原，群众四处逃散，城里一片惨状，我的母亲也逃到乡下亲戚家去了。9月我被派到民族革命战争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动员宣传团戏剧组到西北战地去服务。战总会是由李公朴、续范亭等人发起，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领导人是程子华、南汉宸同志。
动员宣传团共有24人，戏剧组占9人，有马玉（组长）、陈强、林微、冷若水、王庚瑜、周通、郑宝元和我等人。团长是郑季翘同志。临走前每人发了一套棉军装、一枝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三颗手榴弹，两个月的薪金留做安家费，我给母亲买了一袋白面送到乡下，把全部剩下的钱都给母亲留下。我知道我将要离开母亲了，但又不能当面说（说了就走不了了）。老实说，我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母亲，而且在我14岁以前都是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临走时，连句实话也不能对母亲说，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我已认识到只有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才有真正的出路。我的行动和表情引起了母亲的怀疑，她问我：“你是不是丢下我要走啊？为什么有这多么钱？”（40多块钱）我背向母样不敢看她，说：“不走，这是一块儿发的两个月的钱。”但母亲并不放心，让姐姐跟着我。当时我们的集中点在太原女师专，姐姐每天白天跑到女师专看着我。但她可没有想到，我们在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悄悄出发了。后来据姐姐说：“母亲知道我走了，白天黑夜里哭着叫我的名字，还骂她没有看住我。”天亮后，我们已走出几十里路了，还能听到日本飞机一早去轰炸太原的声音。回头望太原，烟雾冲天，当时恨得我们咬着牙说：“这次到前线抓住日本鬼子，非咬他几口才解散！”
在西北战场
晋西北天气是那样的冷，才进11月就把人冻得吃不消。我穿了两条棉裤，一双大棉鞋，又背着枪弹等，开始走起路来真笨的像个熊，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我们每到一个村镇就展开宣传鼓动工作，动员老乡参加自卫军保卫家乡，不当顺民，不当汉奸，不给日本鬼子带路做事……我们来到王寨后，在11月7日那天，郑季翘团长把我们带到一个部队去，这个部队对我们很热情，长官还亲自出来欢迎我们。这位长官很年轻，潇洒，又热情，和我见过的阎锡山的长官不一样。经介绍才知道这个部队就是八路军某师的政委肖克同志。从这天起在我脑子里，深深印下了八路军和肖克同志的形象。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才知道11月7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这个日子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肖克同志说今天庆祝十月革命节，给我们吃好的——黄米干饭。这种米不是粘的，又比小米粒儿大，很好吃，这种饭在平时是吃不上的。肖克同志还请我们看了节目，有舞蹈和唱歌，他们唱的《噼呖拍》很带劲，当我听到“……我的枪对准他，打倒日本鬼，铲除叛国贼，嘿！我们的红旗插遍中华”时，禁不住流出了眼泪。这个宣传队都是小同志，他们演唱的，是那样活泼有力，我不想走了，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可是郑团长还是把我们带走了。虽然没让我留下，但我这次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八路军肖克同志，十月革命节，小宣传队员，黄米饭……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记忆犹新。
戏剧组一共才九个人，却要演好几出戏，有《放下你的鞭子》、《烙痕》、《在太阳旗下》、《秋阳》、《保卫家乡》、《血洒卢沟桥》等等。每个戏里差不多都有我。我除了演戏，还管服装道具、化装、报幕，并解说剧情等等。其实那时的服装、道具、化装、布景都是很的，所谓布景就是几块灰布，有条件时（如遇村里有土台）就把灰布挂起来，面更多的是在老乡的打谷场上，或在一块平地上演出。服装除几件旗袍、大褂和日本兵服装由我们自己带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走到哪里借到哪里，道具也是如此。化装，就是红、黑、白三色。黑的是从老乡锅底下面刮下来的黑烟灰和上点凡士林，白的是农村妇女擦脸用的桃儿粉再和上凡士林，买点胭脂片就是红油彩，打装粉是牙粉……这种简单自制油彩，也能化装各种各样的人物。
我们每到一处，一面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道理，一面也向老乡学习，学习当地语言、民歌，了解乡情故事。我们把好人好事和战地消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双簧”、“拉洋片”、“扭秧歌”等，表现出来，把向群众学来的民歌、小调，填上新调，再教给群众唱，群众很容易接受。这些小节目虽然粗糙，但它和战争的现实生活结合得很紧，从而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起到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上前线杀敌的积极作用。
老乡们白天常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在晚上演。那时的演出没有汽灯，更没有电灯，老乡找来两个大铁碗似的家什，倒上棉籽油，用棉花搓几根粗捻子，点起来挂在舞台的两边，冒着大黑烟，“出将入相”（农村旧戏台一边一个门）地演起来。无论在土台上或在广场上，每当我们演到狂妄的日本鬼子打死中国人，枪挑小孩的惨无人道的野兽行为时，观众就万分激愤，有的竟然跑过去扮扮演日本兵的演员。后来我们虽然有了这方面的“防御经验”，但也防不胜防。因为我们多半是在广场上演，四面都是观众，不知他们会从哪个角度跳出来，跑到扮演日本兵的演员跟着打他几拳踢他几脚。但演员挨几下打，也是高兴的，因为通过演出，激起群众对群众的仇恨和抗日的热情，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收获。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和群众一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给死难同胞报仇！”“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们常常在重山峻岭中行军。在大队出发前，要有三四人去打前站，我因为受到军训，枪法较准，每次打站站差不多都有我。打前站的任务是：一路上画路标，遇有什么情况报告大队，到休息时找地方烧开水，休息时准备吃的，到目的地号房子，烧水做饭等等。
山路和平原路可不一样，在我们和老乡打探路途时，老乡要是说：翻过一个小山坡就到了，那起码得用三四十里路；如果老乡说：翻过一个山头就到了，那我们就得准备翻一座大山。因为这些对山里的老乡来说是不算什么的。有时为了鼓励同志们爬山，常在半山腰明显的地方，用粉笔写上：加油！加油！过了这个“小山坡”就休息了。
我们这支24人的动员宣传团从太原出发，走遍了大部分晋西北的县、镇、村，演出了数不清的场次，还渡过黄河到陕西的府谷给群众演出。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们的思想意识得到了锻炼提高，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我的知识太少，文化又低，迫切地需要从各方面提高。
回到战动总会后，我要求到抗大去学习。但因工作的需要，总会于1938年初把我和周通、王庚瑜等五个人派到杨虎城将军部属十七师血花剧团去工作。
“血花剧团”据说是由于部队在雪花山打过一个大胜仗，牺牲了许多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是为纪念烈士而起的名字。这个团才成立，只有六七个大人（学生），九个小孩，大的17岁，小的才10岁，其中有两名红小鬼。我们去了，一面行军，一面把我们带去的节目稍加调整，很快就演出了，部队首长看了都很高兴。
剧团是随部队行动的，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上街写大标语，我常给写大标语的同志提白灰桶。我在剧团什么都干，唱歌、演戏、拉洋片……我还演了新编京剧《汤恩伯》中汤的老婆。没有戏装，就在头上扎条彩带充数。一次我演《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有卖艺人向群众要钱的情节。完后，有个从东北军过来的营长拿出20元光洋给我。我们说这是演戏，不是真的要钱。这位营长含着泪激动地说：“我是东北人，我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这是我们东北人的一点心意，你们不收下……他哭了，我们也流下了泪。”
由于我们积极宣传抗日，就有人说：“我们的师长赵寿山被赤化了。一天师长突然被调到后方去。”回来他对大家说：“上面要叫我当军长，还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我要枪炮子弹，要打日本救中国……”但结果还是把十七师改为三十八军，但一兵一将也没给，只是不久派了个战地服务团来领导我们，接着又来了血花二队，领导人是冷波。团长被调到服务团去，冷波当了剧团团长，王庚瑜（曾当过阎锡山主张公道团的团长），当了副团长。这以后团里的空气就紧张了，再不让写“发展游击战争”一类的大标语了，也不让唱进步歌曲了。连“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也不让唱了。这时支部书记和几个党员都陆续离开，剧团的小孩也不断地走光，我也要求走，他们不让走，非要我慰问演出，等部队休整完才行。我刚演了一轮戏，就在西安登报找我妈，等我巡回演出完了，我妈的信也来了。师长的秘书帮了我的忙，给我开了护照，开了一个月的假，还给了我50元钱。因延安路不通，我们只能先到共产党办的西安安吴堡青年训练班艺术连去学习。
1938年初，我被分配到一一五师留守处（后改荣校）俱乐部工作。先当干事，后来又当俱乐部的代主任。一开始就主任和我俩人，一面到连队教唱歌，一面积极组织演出。那时的山沟里，一年四季看不着戏和电影，领导上又要求我们节假日必须演出。我不仅要演戏，连导演和舞台上点汽灯在内的一切事都得我管。我还把非俱乐部的人员——股长、干事、秘书、勤务员组织起来，让他们演话剧、小歌剧、秦腔、……什么都演，但主要还是话剧如《人约黄昏》、《流寇队长》、《魔窟》、《军民鱼水》等等。当时生活很苦，连小米饭也吃不上，尽吃高粱、黑豆茬子。后来我们自己开荒种地，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时向我们进攻，搞摩擦，生活很不安定。我在荣校三年学了不少民歌小调、道情、信天游等，有的是整出戏学下来，如《十二把镰刀》、《张良卖布》等。解放后我又学了大鼓、坠子、京戏、评剧和其他地方戏。因此后来我带队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时，走到哪儿就学哪的当地民歌，再用当语言演出。到朝鲜去慰问时，我就用朝文演唱他们的民歌，到新疆，我就用维文、哈萨克文演唱他们的民歌，为此我曾得过文化部颁发的“积极向民间学习奖”。
到延安鲁艺去
1941年底，组织上批准我到延安鲁艺去学习，本来是去部队艺术学校的，但我却要求去考我鲁艺。先考音乐家，考了个59分，没有及格；后考取戏剧系，录取了我，从此我成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第五期的正式生。
我刚到鲁艺，就让我参加演出话剧《带枪的人》，扮演的是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列宁办公室的打字员。列宁这位大人物的形象活动在舞台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干学伟同志扮列宁，我就觉得他真是列宁，给他打字，我感到无上光荣。
打字员是背向观众的，化装师用火剪把我的头发烫的弯弯曲曲后，就用在山脚下挖的红土研成细面的“粉”，往头上揉擦一番，便成了外国女孩子的头发了。我记得第一次演完戏，从边区礼堂穿过延安，经过飞机场走回学校时，已是大半夜了，赶忙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我的被子、枕头都弄成红的了。等天暖了，洗了洗不下来！
当时鲁艺的教学，还是按正规艺术学院课程进行的。张庚同志（戏剧系主任）还给我们上过表演小品课，内容是正在烧锅做饭（农村烧柴火的锅灶）时，外面突然发生什么事，大家都跑去看，正看时突然想起锅里的饭，赶忙跑回来……我表演跑回来的情景时，又看锅又添柴，把烧到灶门外的余柴直往里头塞……结束后，张庚同志肯定了我表演，说我表演得真实，可信，有生活。还有一次教员给我们上斯坦尼表演课，题目就叫《神游莫斯科》。这可把我难住了，莫斯科是什么样？我一点也不知道。同学们闭上眼睛在那里“游”，说看见了莫斯科大街了，楼上多么高，马路有多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可我闭上眼怎么也游不进去，教员问我看见什么了，我说：太原的土货商场，张家口的大桥……为了帮助我，教员拿一些有楼房的照片给我看，启发我，然后再问我游进去了没有？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的仍是那几张照片上的楼……把教员气得哭笑不得，说我怎么没有一点想象力。是的，我确实很笨，因为我对莫斯科的直接生活、间接生活都没有，实在想象不出什么高楼大厦来。这件事，使我深切感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延安鲁艺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艺术大学，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板凳，各系上课就在院子里，上大课在操场上，同学们席地而坐，把两条腿拱起来记笔记。我们戏剧系也上声乐课，每周上一堂课，我的乐老师叫叶凤，教的是西洋发声法。我每天在一个破窑洞里，那儿放着一架声不全的破手风琴，我就靠着它练起声来。两个月后，老师说我有很大进步，我就练得更积极了。
不久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集合，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这也是我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特别激动。毛主席要我们走出“小鲁艺”（指学校），到“大鲁艺”（群众中）去，要我们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提出了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向民间艺术学习……他还说现在群众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等等。当时我就把“面向工农兵”写在笔记本上，作为座右铭。
参加延安秧歌运动
1943年新年时，鲁艺俱乐部组织了秧歌队、推小车、跑旱船等。一天黑板上写着：李波、王大化同志表演“打花鼓”。我很意外，因为大化同志在当时已经是鲁艺的知名演员，而我是个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是从部队到鲁艺的“土包子”，一双草鞋穿了很久也不破，同志们都笑我是“背着脚走路的”。王大化同志当时在实验剧团，平时我们连也没有说过，现在突然让我们一块儿搞节目，真不可想象。我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大化同志却主动来找我了，他亲切地问我：“你看见黑板上写着让我们搞打花鼓吗？”我紧张地说：“看见了……我不行。”他笑着问我：“过去你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我说：“扭秧歌，说快板，演双簧……”他又问：“会唱凤阳花鼓吗？”我说：“那都是旧词，不能唱。”于是他就带着我们到音乐系，找到安波同志，我们说明来意后，安波同志就把已写好的一首用民歌《打黄羊》填的新歌唱给我们听，我们很喜欢。因为这个歌的内容是拥军的，形式又要求打花鼓，于是我们给它起名叫“拥军花鼓”。王大化拿了一面小锣，我背了一个小鼓，就这样开始了排练。在排练过程中，我曾经产生了一些顾虑，我顾虑的不是形式，而是唱法。过去我在战地和部队，都是用大本腔（真声）唱歌，到鲁艺后从没有见人家用这种嗓子唱歌，都是用西洋发声法唱，可是我跟老师学的西洋发声法，一时还用不上，更不用说表达感情了，特别是在音乐系同学们面前，我确实有点害怕。王大化同志却鼓励我，让我什么也别管，并让我唱几句给他听。我唱了几句，他听了很高兴，说就这么唱才好，只要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惯就行。就这样在王大化同志的鼓励下，我完成了《拥军花鼓》的排练。各系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都准备好了，大家都集合在操场上开始了预演。领导上看了很高兴地说：这是鲁艺的“新气象”。但有些人却说这是“低级”的，没有艺术性等等。但领导不但肯定了成而且还让我们到校外去演出，首先演给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群众看。于是我们打起了锣鼓，扭出了学校，在老乡的打麦场上，面对围成圈的观众，表演起来。老乡看了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说我们的《拥军花鼓》唱得清楚，听着亲切。这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也增加了我的勇气。于是我们又扭出桥儿沟，到机关，到部队，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西北局、党校、联政等等各处去扭。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干部、战士、领导们的热烈欢迎，扭转了鲁艺当时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的《拥军花鼓》在小节目中占了优势。在鲁艺，我是第一个用民族方法演唱的。
最难忘的是我们到毛主席居住的枣园演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出来看秧歌。毛主席身穿一件战士穿的白布里、灰布面的棉大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看我们表演。我们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面前扭起了大秧歌，一会儿“龙摆尾”，一会儿“剪子股”，各种花样，越扭越欢，扭到“卷白菜心”时，达到了高潮。也就在这时，起了大风。四周黄土飞扬，我们都成了黄土包，毛主席脸上、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只是兴奋地哈哈大笑。我们见毛主席那样地笑着，全身一股暖流，久久不能平静！
周恩来副主席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对王大化同志说：“马门教授（大化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曾扮演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子（当时大化演《拥军花鼓》时的打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周副主席还对我们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还需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这个意见，我们在党校演出时，彭真、邓发等党校负责同志也向我们提出过，彭真同志一方面鼓励我们说：“这样搞才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另一方面也指出我们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创造和提高，注意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和对劳动人民形象有损害的东西去掉。这是指在我们节目中，虽然内容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宣传抗日的，但有一些角色是用丑角的打扮出现的，如大秧歌领头的就扮成个丑婆子：手里拿着两根大棒捶，脸上一块一块白的，耳朵上还戴了两个大红辣椒。在《拥军花鼓》里，我倒是村姑打扮，而大化却被扮成了小丑，抹了个白处，白眼圈，头上还扎了许多小辫子。这和我们演唱的严肃内容、纯朴的表现形式，很不协调。所以周副主席和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关切地指出了这些不足的地方。我们结合实际，再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才更具体理解了主席说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后来在我们的秧歌队里再不见那样的丑角了，秧歌队成了一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抗日的、健康的秧歌队，领头的手里拿着镰刀斧头。老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们是新的秧歌队——“鲁艺家的秧歌队”。后来延安的秧歌运动一直发展到各个解放区。
创作演出《兄妹开荒》
1942年，希特勒向苏联疯狂进攻，深入苏联国境。日本帝国主义又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兵力集中到中国解放区战场上，实行“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扫荡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胡宗南又集中全部精锐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扬言要把边区的军民困死、饿死。革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渡过难关的号召，边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艰难时期。到了1943年春，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我们结合庆祝红军胜利，在春节期间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
这次领导让大化和我，并让路由同志来协助，三人自编、自演、自导一个小节目，题材自己去找。我们在《解放报》上看到一篇反映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事迹，我们感到这个题材和当时的生产自救运动结合得很紧，就决定选做创作题材。
在创作中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更没有什么形式约束，思想特别活跃。一开始就七嘴八舌地你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结构起来。觉得这儿用唱好，就唱；觉得这儿用说好，就说。一个不到20分钟的小节目，有说有唱，有舞，还有快板。因为节目是包干，演员只有大化和我两个人，也只能按两个人来安排情节和人物关系。决定大化演哥哥，我演妹妹，开始是哥哥落后，妹妹积极。经过多次讨论，才改为兄妹都是积极的，这样更符合当时边区青年实际情况。形式上，我们仍然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步，加上情节故事，还是在锣鼓声中扭着上场，但要加上生活的舞蹈和步法，我们感到这样既热闹，又能表现开荒的乐观情绪。下场时，妹妹挑担，哥哥扛锄，扭着“龙摆尾”下去。我们把结构、对话、轮廓搞出来后，就由路由同志去编词。剧编好了，起个什么名字呢？由于主题内容是开荒，那就叫什么人开荒吧。延安的男孩子通常都叫什么娃啦，小啦，疙瘩啦……我们就给男主角取名叫“小二”，由王大化同志扮演，于是小二也跟着姓了王，这样剧名就叫《王小二开荒》。音乐仍去找安波同志来写。
安波同志在写第一曲时，很不顺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几次试唱都感到民歌味不够浓，就再改。周扬院长对我们这个小节目很关心，每次试唱他都听。白天我和大化同志一块儿设计位置和动作，晚上就一块儿到安波同志屋里去。安波同志不顾疲劳地在一盏小油灯前苦思冥想，大化和我一边一个趴在他肩上（因为灯光太远了看不见），他写一遍，我们唱一遍。不行，又改，从未见他不耐烦。有时我们着急，就幼稚地和大化地块儿唱一些、道情、信天游调给安波同志听，希望他从中得到启发，其实安波同志会的民歌比我们多得多。
审查节目的日子近了，曲子还没有弄完，我急得不得了，七年未犯的偏头疼病也犯了，疼得眼睛也睁不开。排完了无曲谱的戏，我就蹲在大化门口发愁。总算完成了审查，那天我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上了场。没有想到审查后领导非常高兴地通过了，并认为比《拥军花鼓》提高了一大步。在小节目中我们又占了优势，这时我才把一直吊在嗓子眼的那颗心放回到原处，头也立刻不疼了。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叫秧歌剧。只知道群众喜欢看，我们就这么演。
那时我们的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服装道具，也没有制作费，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如妹妹的衣服是我自己缝补的，担子是大化同志屋里的一根顶门棍（延安风大，他住小平房，晚上不顶门，就会被风吹开），担子两头拴上两根背包绳子，一头是平时打水的旧水罐，一头是个旧篮子。碗、筷是向伙房借的，锄头是自己用木头做的。陕北老乡喜欢在腰要系一条紫红色的粗羊毛围巾，大化就向老乡借了一条系在腰里。化装品是带颜色的土制成的，当然，擦在脸上很不舒服。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更没有扩大器，一大早从桥儿沟出发，走过飞机场，穿过延水，每走到一处，锣鼓一敲，全体演员就都扭起大秧歌。扭完就演唱小节目，在万人以上的广场上，全凭自己的嗓子把歌声送到观众耳朵里。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文化沟的青年体育场演出时，操场一面是个大山坡，虽然当时天气还冷，但坡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其他三面也坐满了八路军的指战员和头上扎着白羊肚子手巾、手持红樱枪的自卫军，真是人山人海，连篮球架子上都是人。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我们心里非常激动。演员们情绪饱满，感情充沛地表演着每一个节目。老乡们看完戏高兴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散场后，老乡们碰上熟人互相转告，但不说看的是《王小二开荒》，而是亲切地说看了《兄妹开荒》。于是后来《兄妹开荒》便代替了我们原来的剧名，大群众中传开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审一清早化好装就出发，一天要赶三四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饭。那时正是春天，西北的风沙特别大，利起黄土来，眼睛都睁不开。我们常常第一场还是有眉有眼的，到第二个地方，就成了黄土包脸了。演唱时，风沙刮满嘴，们只好咽下沙土继续唱。老百君子也在满是尘土的广场上看我们演出。一场演完后，又动身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总有许多的老百姓跟着我们走，常常是我们走几处，他们也跟着看几场，还有的人一大早从家里带着干粮跟着我们跑，有的人对我们的节目已经非常熟悉了，于是一面看一面就仔细地向新来的观众介绍情况，说哪个节目好看，现在的戏该怎么样了，该谁出场了，下边该演什么了等等，好像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秧歌队的成员一样。一直到跟着我们回来，进了校门，我们对他们说声“再见”，他们才回家。
《兄妹开荒》演遍了延安，毛主席也看过我们的演出。春耕时，我们还到金盘湾和南泥湾去劳军。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看了我们的演出，非常高兴。他们看了《兄妹开荒》，还向我们提出过意见，说现在都提倡剪辫子，你为什么还梳上一条大辫子呢？我说这是演戏嘛！接着我们又提出“来，来，咱们来比赛开荒”，当时他们正在开荒，我们在地头演出。我和大化也不甘示弱地学着台词中的话说：“比赛就比赛，来！”于是我们拿起真的锄头和战士们一起向荒地进军。这时只见一位同志挑着一担水，满头大肝地走上坡来。走近一看，他只有一条胳膊，战士说这是我们的团长送水来了。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便更卖劲儿地开荒。
我们到各处演出，经常收到一些礼物，有战士送的，有报社送的，也有个人送的，如白报纸小本、书籍、小的地图等。记得在党校演出时，几位炊事员同志很想送点礼物给我们，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送，结果托人转送，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最后转到了党校负责人邓发同志手里，才由他送给我们。礼物是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声洗衣服肥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而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舍不得用，却送给了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就是在演出中，也常有老乡端出来酒来给我们喝，还说：“好娃呢，跳累了喝碗米酒吧，这是自己做的。”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大化和我还获得西北局“秧歌运动积极分子奖”。
演出歌剧《白毛女》
1943年演出告一段落，继续整风。但在这期间，大家的创作并未间断，涌现出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也涌现出一些像《牛永贵负伤》和《周子山》等多场次的秧歌剧。鲁艺的秧歌运动推动了秧歌剧的发展，各地区的文工团都掀起了一个创作秧歌剧的高潮，其影响甚至也扩展到了蒋管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秧歌剧从产生到发展，情节从简单到复杂，出场角色从少到多，地点也从广场搬上了舞台，一直到1944年下半年，诞生了《白毛女》这样的大型民族新歌剧，应该说秧歌剧是新歌剧的孕育阶段或雏形。《白毛女》出现以后，《兄妹开荒》也仍然没有从舞台上退出。一直到建国后，从延安演到北京，演到各省市，又演出莫斯科和布达佩斯。
在歌剧《白毛女》中，我扮演了地主婆黄母。过去我没有演过这种角色，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地主是什么样，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但我在革命大家庭里，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同志们都热情地帮助我分析角色，提供材料，这样使我回忆起自己见过的资本家、工头、房东老太婆这类人物对工人、对待小丫环的种种凶恶的手段。在导演的耐心启发下，我完成了《白剧》的排练。演出后得到了好评，同行说我演绝了，还说我是“活黄母”。但群众恨死了我，我走在路上，他们认出来骂我老妖婆，孩子们就用土块打我，骂我。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时，他们齐声回答：“你找喜儿，我们就打你……”拍成电影后，在农村放映时，群众骂声不绝，致使我农村的姐姐来劝我不要再演了，说群众骂得可难听呢，她们实在忍受不了，只好走开。还说要是母亲活着看你演这戏，也得气死。
歌剧《白毛女》到苏联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维也那等地演出的时候，献花、送礼，从没有我们（反面角色）的份儿。有的拿着鲜花在我面前晃晃说：“不给您鲜花，您应当理解。”
日本投降后，我被留在鲁艺地干班当助教。1946年调到中央管弦乐团，演过歌剧《兰花花》、话剧《望穿秋水》（苏联剧）、秧歌剧《前线》、《归队》、《抬担架》等等，还唱独唱，学拉大提琴，那时什么都干。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我们先转到佳县去搞土改，后又转到华北搞土改（这时乐团并入华北文工团，我任戏剧部副部主任）。在土改中，我亲眼见了许多地主和地主婆，这对我表演地主婆黄母有很大帮助，使所演角色更加充实。
1949年，我们参加了世青年联欢节。那时还没有建国，打的是“八·一”军旗。联欢会上，我们参赛了几个舞蹈和独唱。《红绸舞》获得头等奖，我演唱《翻身道情》获得二等奖。回国后，文工团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担任了歌剧院队长。
1949年12月25日，周总理见到我时，关怀地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不要唱得太简单了，要提高一些，唱得丰富一些……”又说：“你回去，对伯钊（院长）同志讲，就说我说的，不要让你再搞行政工作了……”1952年，周总理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讲话中提到关于培养专门人材时又说：“比如李波同志，她的戏演得很好，可是行政上把她调去搞党务工作，搞行政工作，这样怎么叫她演戏呢！”接着又说：“一切中外的艺术，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活，才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艺术成品来，不能积累，怎么能发展呢？”（《周恩来论文艺》46页）
1955年，为了提高歌剧演员的演唱水平，周总理请来了苏联声乐专家——季米采娃给我们授课。我脱产学习了两年多西洋发声法，目的是为了把中国民歌唱好。两年后，向总理汇报，我先汇报跟专家学的西洋发声方法唱，最后再唱民歌，看看是否有所提高。遗憾的是总理因外事工作，提前走了，没有听我的唱的民歌。一次，在怀仁堂，请金日成将军，先看戏，后吃饭。散戏后，秘书同志住我说：“总理叫你去。”我说：“你看我这样儿，怎么去（因脚肿，穿了一支剪了口的破布鞋，又正在咳嗽）？”他说：“你不去，总理要批评我没有完成任务。”无办法，无便坐在最后的桌子旁，但也被总理看见了，就说：“你不用躲，来，唱个歌。”我说：“咳嗽得厉害，嗓子哑了。”他说：“你就知道你不敢唱。”我这是总理对我那天汇报唱法的不满意。我很难过，我真恨我那天嗓子咳哑了，要不我怎能不唱给他老人家听听呢！
1958年，我以全国文联代表身份随全国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我没有演出任务，也没有伴奏任务，但我看见海政文工团去了，我要求参加出，请他们为我伴奏。开幕式前，总理亲自审查我们的节目。听完后，总理又亲自给我确定唱哪几个歌，还说：“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唱呀！”又说：“《兰花花》你只唱了两段词，你偷懒了，哈哈哈！”我说曲调很简单，换觉得唱多了，不太好。他连声说：“对，对，对！”他很高兴。接着就是舞会，总理问乐队：“你们会拉《兄妹开荒》吗？”乐队同志齐声回答：“会！”于是奏起了《兄妹开荒》的乐曲。
这些往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领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刻在心。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我要牢牢记住周总理他老人家的教导，坚持我们党的革命文艺路线，走自己民族艺术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