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晶泉
我的名字叫白晶泉，1929年生，黑龙江省安达站（今大庆）人。我出生在吉林下九台。封建家庭有许多规矩：当媳妇的要轮流做饭，我母亲三天一轮班；生了男孩奖给三丈布，还供念三年书；生了女孩，不仅没有奖励，而且不准上学；吃饭时，媳妇得站在旁边，伺候着当家的人吃饭；男孩子可以上桌吃饭，女孩子则不许。我出生不久，母亲即患精神病，全靠大姐喂我土豆长大，直到她出嫁前，我都和她盖一条被子。长兄如父，大姐如母，信非虚语。我母亲不能值饭班时，奶奶和大姐便替她当班。后来，奶奶觉得这也不能长久，便叫父亲白玉枫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安达去了。
当年，安达很荒凉，放眼看去，几十里没有庄稼，也不长草，尽是些碱甸子。粮食、蔬菜和生活日用品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宝藏就在脚下，却无人知晓。今天，那里已是我国的石油工业基地、全国和全世界闻名的大庆市了。
姥姥家在吉林，很富有，开设大烧锅，母亲性格坚强，敢做敢闯，出嫁前，因为防备土匪抢劫，学会骑马、打枪，有一种不服输的倔劲。她认为，只许男孩子读书，不许女孩子读书不合理。她觉得自己没能读书，已经很遗憾，无可挽回，但是，不能再让女儿们吃亏。于是，力促我们几个姐妹上学。她常从自己的家中取钱，一面贴补家用，一面支付我们的学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九岁。一天清晨，有人敲大门，声音急促，而且伴有嘈杂人声：“开门！”、“快开门！”门打开时，涌进来好些日本兵，命令我们立即搬出去，但门口站有日本兵，不许出入。我们全家只好从窗户爬出，走后角门，随身只带了衣服，其他物品全都丢了。我们被扫地出门了，我第一次尝到了亡国奴的生活苦味，小小的心灵中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伪满洲国成立后，一次，一个农民穿越铁路被日本兵抓住，抡起鞭子抽打，边打边问：“你是什么人？”农民答：“我是中国人。”再打再问，农民还是答称是中国人。无论怎么打，农民也没有承认是“满洲国”人。最后农民说：“我不是人！”日本兵才哈哈大笑，罢手。我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切，心中发狠，有朝一日，必为同胞雪耻报仇。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各种财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全面推行奴化教育。我是在巴彦读中学的，巴彦位于松花江边，我常去松花江边散步，不时看到有浮尸流下，浮尸给了我启示：无论日本侵略者进行怎样的统治，中国人的心是不死的，这些浮尸显然都是所谓“反满抗日分子”，是被百般折磨后投入江中的，对日本侵略者我恨不得把他们碎尸万段！在课堂上，强制学习日语，我很反感；历史课，讲的尽是伪满的历史，还要我们承认是“满洲国人”。可是，我心中却说，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进行欺骗，“我是中国人”的信念永远不会改变的。九一八事变不久，铁路小学停课了。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沉痛地对我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沈阳等地，我们这里，也就要被占领了。学校怎么搞，要等铁路局的指示了。何时开学，要等候通知，期望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还加重语气重复一句：“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堂课和都德描写的《最后一课》很相似，老师的嘱咐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了。
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日本巡逻兵，打着膏药旗，昂首阔步地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心中真不是滋味。我恨自己不能行侠仗义，匡世济人，又不能对反满抗日事业有所贡献，很是苦闷。我知道五姐白竞凡（白桂荣）在北平读书。北平和东北是两个天下，于是，产生了想离家出走、去北平读书的想法。1936年寒假，五姐回家探亲来了，我向五姐倾诉了衷肠，这种亡国奴的生活无论如何也熬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五姐把我带走。五姐完全同意，父母虽不同意，但哥哥嫂子和二姐却支持我们，并变卖了首饰为我们作路费。临行前，我们诡称五姐是去哈尔滨补习日语，我去巴彦上学。
火车开过山海关，我那悬着的心就落下来了。我庆幸能从人间地狱中逃出，以后，不必向敌人卑躬屈膝，可以自由顺畅地呼吸了。刚到北平的时候，我住在五姐学校的女生宿舍里。学校的女学监每晚都来宿舍查房、点名。我和五姐正愁得无法时，五姐的朋友傅彬想出一条妙计，让我钻进她的被子里，她露出头，假装生病，果然混过去了，以后每晚如法炮制。同学们也很帮忙，前边来查房，就有人报信，这边就开始有人装病。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女学监在前边一开始查房点名，我就到最后的一间宿舍里躲着，等女学监查过我住的宿舍，我再回到房里。
后来，五姐在学校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我就住在那里，补习功课，准备考试。五姐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里是五姐和民先队员聚会的地方，每次她们开会，我都坐在门口装作看书，当一名小小的哨兵。五姐告诉我，学生中有两派，民先的对立面是力行团。听她说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五姐常和我谈起学运的事，把一些文件和材料给我看，时间长了，我的思想也开窍了。这个小屋竟然成为培养我进步思想的政治学校。
五姐的同学中，傅彬特别热情，关心人、慷慨、乐于助人。当年，我们逃出虎口后，和家庭断绝关系，没有经济来源，只偶尔得到哥哥寄来的钱，生活十分困窘。五姐的内裤破了，无钱购买新的，傅彬发现后，就悄悄地买了一条放在五姐的床上。五姐的肥皂、牙膏没有了，傅彬便悄悄地买了给她。傅彬的家在天津，手中有余钱，但她并不乱花钱，总是资助别人，谁有困难，她就帮助谁。我是小妹妹，每次来，她都给我带点东西。一次，骑车春游，在下坡拐弯时，她不慎摔倒，磕破了腿，既没有哭鼻子，也没有叫苦，而是若无其事地又骑车上路了。她的优秀品格，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觉得和她亲近，常倾心交谈，友情便很快扎下根来。
五姐常带我参加民先的活动，有时是以游园为名到公园去集合。北平学联组织的香山春游，我也参加了。看到崔嵬和张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既感到新鲜，心头又感到震动。在香山，口号声接连不断。当我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心中特别舒畅，喊得特别有力。我觉得，我喊出的不仅是我心中多年的心愿，而且也是家乡父老、东北三千万人民的心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在全城进行对抗日分子的大搜捕，其中特别是东北学生中的东北大学学生，因为，在历次示威游行中，他们都是打冲锋的。于是，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大批逃亡到后方。五姐送张家琳同学的母亲去了西安。我独自一人留在北平，等待着哥哥寄钱来，好作为路费南下。哥哥的钱寄来后，我到了天津，立即去看望傅彬，本意是约她同行。见面后才知道，她家不让她走，而且进行经济封锁。她正苦无办法，见到我时，特别高兴。于是，我们商量从她家中偷跑。我买了船票，在街头接应她，便一同登上轮船。傅彬对我，倾心相待。俗话说，得一知己可死而无憾，正道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可是上船之后，我们便开始忍受饥饿的折磨了。
轮船停靠在青岛，我们上了岸，有平津逃亡同学会的人接待，免费乘火车到了济南。在济南住在师范学校内，食宿也完全免费。我们稍事停留即直奔西安。在那里，我与五姐会合了。
后来，我和五姐逃亡到武汉，找到了五姐的学校东北中山中学，五姐回到学校，我也考入这个学校，随学校逃亡到湖南。
在校中，由民先队员发起，吸收进步同学，组成了宣传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宣传队在迁校途中边走边宣传，效果很好。许多村镇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对于抗战全无认识。宣传队在宣传现阶段在传播抗日战争信息、鼓舞人民抗日斗志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校方却横加干涉，处处限制，最后竟把宣传队给解散了，还把几个主要活动分子列榜开除，五姐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政治现实，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表面上国共合作了，共产党是合法政党，在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还设有办事处，可是暗地里，国民党却“限共排共”。解散宣传队的理由就是其中杂有共产党！
我们在湖南时，收到傅彬的来信，她详细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告诉我们那里最自由，可以自由呼吸，抗日热情极为高涨，学习和生活都很快乐。动员我们快些再快些地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个信息使宣传队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几乎人人都树立了到延安去的信念，边走边想着向延安前进。
在中山中学时，有一个训育主任姓马，好像很关心我，因为都是黑龙江人。一次，他仿佛担心我会误入歧途似的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那纯粹是害人的花招，误人子弟呀。他想用乡谊软化我，叫我脱离宣传队。我立即正言厉色地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谁抗日，我就拥护谁！我们宣传抗日，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使抗战胜利早日实现，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我脱离宣传队是万万不能的！也许，还是乡谊起了点作用，开除宣传队员的名单中没有我。
宣传队解散了，我也就离开了中山中学，考入了东北中学。1940年2月，我在东北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4月，由于出现紧急情况，领导我们的地下党支部陈平同志通知我立即撤离，以免遭到逮捕。在国统区遇到这种情况，采取行动刻不容缓。我立即星夜兼程地逃到重庆，去投奔邓爽学姐和她的胞兄丘琴大哥。那时他们兄妹二人都在重庆领事巷14号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了石光，邓爽拉着我的手介绍说：“这是我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患难朋友白晶泉妹妹。”石光满面春风地笑着和我握手，说：“这回育华有伴了，不寂寞了吧。”我在这里住下，每天和石光、丘琴、郭仁等人一起读书、学习。有时议论起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很痛心。而石光的充满爱祖国、救人民的火热心情，又使我很受感染。
在重庆，每次空袭警报时，石光都拉着我和育华的手，像大哥哥似的把我们带进防空洞。随后又去照顾其他女同志。炸弹轰响时，石光把我们二人搂在怀中，安慰我们：“不要怕，这个洞很安全。”洞中挤满了人，空气很污浊，长时间不解除警报，闷得我喘不过气来，石光便把随着带来的行军水壶递给我，让我喝冷开水，还用冷毛巾给我擦脸上的汗。后来我们总结了经验，早早乘船过江，在南岸树林中躲警报。在林中，既可以读书、看报，还可以举行学习讨论会，等于把机关搬到了野外。在讨论青年人的出路时，石光说：“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要站着生，决不卑躬屈膝地苟且偷生。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到抗日前线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我早就向往延安，想到延安去，这次离开学校投奔东总来，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到延安去。我的难处是既无引路人，又无路费。石光很同情我，把我的心愿向东总党组书记于毅夫作了汇报，征得他的同意，派我到东总成都分会工作，等待去延安的时机。7月底，石光给我买了车票，把我送上汽车。临行前又塞给我五元钱，以备零用。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很受感动，泪水涌上眼眶，车开了，我闭上眼睛，仿佛仍能看到他的手在挥动……
同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就寝，突然有人敲门，破门而入的竟是石光！我高兴地抱住他，说：“石光大哥，我真想你呀！什么风把你刮到成都来了！怎么不早来封信哪！”他笑着说：“是随于炳然同志去榆林视察，途经延安。正好达到去延安的目的。汽车今天刚到，明天下午走，我抽空来看你。”又说：“丘琴和育华都惦念你，要我无论如何也得来看看你。”听说他要去延安，我想这是个好机会，便要求和他们同行。他说，这要取得于炳然同志的同意。于是我便和他连夜去见于，于慨然同意，于说：“离重庆前，董老让我把刘振华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这个女孩子才17岁。正好你跟她一道走，也是个伴。”
同行的还有作家舒群、陆斐，诗人严辰（厂民），东总秘书卢广声及其爱人张琳和陈凡、舒展等十余人。车行很慢，公路既窄又凹凸不平，汽车常抛锚，边走边修，走了十余天才到西安。一路上每到住宿地点，石光就带我们外出散步游览，边走边讲三国故事。他对诸葛亮非常钦佩，说他克己待人，品德高尚，是个才智过人的大学问家。参观王三姐寒窑时，他说王宝钏苦等了薛平贵18年。这个爱情忠贞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了西安，于炳然和石光把我送到了东总陕西分会。
东总陕西分会的领导人是高崇民，他还是东总的创始人之一。高老为人襟怀坦白，刚正不阿，敢作敢为。对待青年，特别慈爱。一见到我，他就高兴地说：“咱们是亲戚了，你姐姐白桂荣和我儿子高存信结婚了。”听他说后，我就哭了。他迷惑不解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愿意你姐姐和我儿子结婚？”这时我才哽咽着说：“想我姐姐。”高老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着急，很快就能在延安看到他们了。”
傅彬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抗大入党，1939年初党组织派她回西安做地下工作，1940年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听说她已被组织营救出来，我急于见到她。石光冒着生命危险，穿一身国民党军装，拿着国民党军委的护照，带我去看傅彬。一别三年，当我看到她的两条腿上被电火花烧得一块块黑紫色的伤痂时，不由得失声痛哭。她想回延安。我劝她，如不能回延安，也要早日离开西安。我答应她，到延安后，要求党组织设法营救她。石光也劝慰她早日康复，逃脱虎口。她还为石光赶做了棉军装和羊皮大衣御寒。
高老知道我去看过傅彬，很是吃惊。他像是责备又像是安慰地对我说：“你这个青年人，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和那些特务们的毒辣。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你不应该去看望才出狱的傅彬。你去看望她，会惹出大祸来。你没有被抓，还算侥幸。”高老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件事是否被人发现还很难说，但不能不从坏处着想。你得快点走，今晚趁天黑，我送你去八路军办事处。”从中午到晚上，高老几次外出，佯装买东西，查看外面有无特务盯梢。他嘱咐我，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千万不要走出门外。到延安后，吃小米，住窑洞，种地纺线，不要怕吃苦，可要好好锻炼啊！还告诉我在延安如有困难可以找的人。临行前又在我的衣袋里装上几元钱。
出了高家的门，我的警惕性也高了起来，担心路上出事。这时，高老却安慰我说：“不要紧，这里有一条去八路军办事处比较安全的路线，送我儿子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他领着我，绕过了好几个黑暗的小胡同，走进一座花园，花园面对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查看四下无人，便快步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他面请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子健同志照顾我去延安。从此我便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高老亲自冒险送我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10月底，我终于到了延安。石光已先我到达。随后，他同于炳然同志去了榆林，直到1941年才回来，经组织分配，在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任副秘书主任。我在延安行政学院本科一班学习。院长是林伯渠同志。在一班学习的多是县团级干部，只有我们几个外来学生，听说毕业后分配担任县级领导。
在延安，学习和生活是愉快的。尽管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粮食及生活用品极缺，每天只能喝两次稀饭，劳动时可以喝稠一点儿的稀饭。每人每月只有三钱油、四钱盐，吃得几乎全是白水煮白菜、煮土豆，但是谁也没在意，因为大家早有思想准备，到延安就是不怕吃苦来的。大家精神饱满地听课，做笔记，热烈地讨论……最难忘的是毛主席号召实行大生产运动。那时，半天生产半天学习，男同志上山砍柴、烧炭；女同志纺线（棉线和毛线）。我纺的棉线质量达到直接上机器的程度。我织平针毛衣，一周可以织一件，织好就送到合作社。平针的毛衣一件给八升米，织花的毛衣一件给一斗二升米。那时，一个人的定额是二石四斗米。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不仅可以吃到小米干饭，而且每逢周日还可以吃到肉菜。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活跃的，周末黄昏后，王家坪树林里挂起煤气灯，舞会就开始了。那时候，朱老总刚学跳舞，还是走着八字步，口中唠叨着“一、二、三、四”……
在延安，我和石光的交往频繁，每逢星期日，我都带着魏克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那么亲切地照顾我们，请我们饱餐一顿。他还常给我们讲解诗文，批改作文，我遇有不顺心的事就找他谈谈，经他一分析就云消雾散了。那时，我把他看做最关心我的老大哥，在他面前，有时我也像小妹妹一样任性、耍小脾气，他总是温柔地指点我怎样做人做事，我觉得我和他建立了真正的兄妹感情。
1942年秋季一天，马加约我河边散步，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他才慢吞吞地说出想为我和石光撮合的事。他说，他和申炜、黑丁、曾克等人都认为石光对我的感情最真挚，结合在一起比较合适。我问他，是不是石光让你来说的，他说不是，是关心你们的人希望有情人早成眷属。当时我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和石光纯属东北同乡、兄妹之间的感情；第二，石光比我年长12岁，我还年轻，不想过早解决个人生活问题。可是，马加却还在说服我，他说，石光和你已相识多年，感情深厚，你不应该再让他苦等了。最后他笑着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兄妹感情和爱情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高墙。
同马加谈话以后，我的心就翻腾起来了。我想：难道男女之间真的没有纯真的永久的兄妹之情吗？石光真是有所求吗？我爱唱歌跳舞，性格爽朗，石光文质彬彬，沉重稳重，两个人能长期生活在一起吗？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越是想不通越要想。我不唱也不跳，哑默了一个多月，我的心事被魏克发现了。她和申大姐，还有在行政学院时的好友蓝曼同志一起来劝说我。他们三人的一致意见是，石光是一个心地善良、感情深重的人，他对我早就埋藏着一颗爱心，因为他比我大十余岁，怕我不高兴，所以未敢当面提，才让马加来传话，这就更说明爱我之深。她们相信，我们俩的结合是幸福的。我想起马加说的那番话以及她们三人的忠告，我被说服了。仔细回想，每到星期天或假日，石光就给我上文化课，讲《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四大名著。每次我和魏克去他那里，他总是站在山坡上等我们。因事不能去时，我总得写信告诉他不要在山坡上等我。他把我的信也像改作文那样，指出不通顺的句子，不恰当的形容词、错别字乃至标点符号，都做了批改。他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我爱玩、偷懒，没有完成作业，他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抓紧时间自学，将来怎么为人民服务，要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最使我难忘的是，1941年秋，我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时，中央组织部决定派我回东北做地下工作。和他告别时，我说我家是小地主兼搞榨油买卖，没有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深怕不能完成任务，我已向组织上提出了上述困难。这时，他说：“你有困难，我可以替你去。在东北，有不少人是我在东北大学时的同学，我还能当个中学教员，可以掩护我，给党做工作。”我没有同意，而是坚持听中组部的调遣。后来，组织考虑我太年轻，就没让我去。那时我是多么敬重他，出于真情地把他唤作石光大哥。这些年来，他的确很爱我，只是我没有往那想。我自己多年来对他的敬佩、尊重、亲近、信赖，一经点破也就成为爱的表现。我自己想通了，我也是爱他的。于是我便去看他，直率地对他说：“你过去那么关心照顾我，你对我的爱太深了。我年轻幼稚，不懂得那就是真诚的爱情的表现。多日不见你，我感到孤独、空虚甚至痛苦。这时我才感到我真的不能离开你。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早已埋藏了爱你的种子。让我和你更幸福更快乐地白头偕老吧。”1943年三八节那天，我和石光到边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天，由罗峰同志主持在边区文委会餐祝贺。罗峰同志热心关照石光，替他干杯，喝得酩酊大醉，是白朗把他背回窑洞的。婚后，石光更加无微不至地关照我，当时，我的确感到很幸福。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蜜月刚过不久，他就被关起来了。那天是星期六，我到他的窑洞去，只见门锁着，我看到罗峰和白朗，他们满面忧伤地对我说：“你去找支书柯仲平就明白了。”柯仲平对我只是说石光被紧急调走，去做秘密工作，要我把石光常用的衣物和被褥送到他那里，说石光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我满怀疑虑地回到延大俄文系，隔了一天，召开全系大会，要我交待历史，讲清我和石光以及于炳然是什么关系。从此，我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了。
1944年夏季，我的政治结论作出之后，我到保安处去看石光。他激动地说，我不是特务，为了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拯救水深火热的东北同胞，才投到共产党的怀抱中来。他说：“我不怕死，不怕任何艰险，不怕任何摧残和折磨，愿为捍卫真理而斗争到最后胜利。到延安来，是想更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于炳然，他说：“我听他说过，他是中共派到国统区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他是拿着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护照到榆林去视察，职务是少将视察员，护照上注明带两个人、三枝枪。唐坤是警卫员，我是以他的副官名义随行的。从榆林归来，我和于都要求留在延安，唐坤不愿留下，回大后方去了。唐带的是一枝大枪和一枝匣枪，而我带的是一枝小枪，全都由于炳然交给组织了。”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中，说于炳然带着人和枪到延安来，是准备勾结胡宗南进攻边区。从他这段话，我才明白，我就是小册子中所指的带来的人，怪不得我也遭到牢狱之灾。
石光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沉地说，现在边区受国民党包围和封锁，于炳然的问题，短时间恐怕搞不清楚，他决心经受审查和考验。只是叫我不要等了，不愿我为他而受连累。他流着泪说：“我最痛苦的是感到对不起你，愿你忘掉这段感情，去寻求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你年轻，还有前途，有希望。这样，无论我在保安处待多久，也心安。”他的这一番话深深刺痛我的心。我泪流满面地对他说：“我的身心都交给你了，我不会离开你。我的心中只有你。从我知道你被捕、关在保安处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等你。王三姐的故事是你亲口对我讲的，王宝钏能在寒窑里苦等18年，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无论你在保安处受审多久，我也一直等着你。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他听后，眼泪顺着面颊向下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半晌才吐出一句话：“你受苦了！”我安慰他：周副主席回来了，估计不久你也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那天半夜，柯仲平敲门，说有紧急事，需要去对证。我一出门，立即被关押进一个窑洞里。一天，李宁同志（我在延安俄文系的同学）和一位男同志和我谈话。李宁态度和蔼，问我是怎样来延安的，何时认识于炳然，我据实以告。她听后，劝我要经受住审查的考验。谈话后，李宁反而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回来后，难友们都说我遇到好人了，这种用调查核实的方法办案，解决问题就有望了。
1944年底，我被调到延大行政学院生产合作社工作。那时，石光已被评为劳动模范，在帮助犯人搞生产。他已不住在犯人窑洞，而且每周六的晚上可以和我团聚了。他来时总是精神愉快地督促我写作文和日记，还颇有远见地告诫我，要抓紧时间武装自己，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一天，我为他蒙冤的事说了些牢骚话，他却冷静地对我说，康生搞的抢救运动，用逼供信的办法，捕风捉影，随意歪曲和捏造事实，把一些满腔热情、不怕流血牺牲投奔延安的好同志打成“特务”，逼迫一些人说谎话、诬陷好人，伤害了许多同志，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种混乱局面已经逐渐澄清，现在许多人都已得到甄别平反。毛主席及时纠正，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废止肉刑的九条方针，使大家都得救了。他认为，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日寇，解放全中国。我们必须热爱党，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他常把党比做母亲，说母亲有时也会错打子女，做子女的哪能怨恨母亲呢？我们是党的儿女，应该谅解党，原谅那些错误批斗过我们的同志才对。他认为，那些离开边区的人是自投罗网，敌人会利用他们做坏事，过着那种奴颜婢膝的生活，还不如死了好。他的教诲，我深深地铭刻在心，对党更加信任和热爱。
1945年日本投降了。8月20我接到中组部的调令，到中央党校报到。集训后，定于9月2日出发，赶赴东北，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我欣喜若狂，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大队的负责人是刘澜波同志，他指派我担任一个行军小组长。8月27日开始领取路费、干粮袋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去和石光告别。我告诉他，我将去东北等他，请他放心。随后我找到保安处负责专案的人员，告诉我即将出发，行前很想了解石光的政审结果。那人异常亲切地对我说：“云杨同志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对不起石光同志。他本人无政治问题的结论早已写好，因属要案，须经领导审批后才能公布放行。”我说：“我是行军小组长，出发在即，不能等待。”那人劝我再等一周，他们一定会办好手续，让我们同行。
9月1日，大队领导告诉我，中组部通知我于9月9日出发。到了9月8日仍无消息，我以为石光走不了啦。那天晚饭后，他突然来了，满面笑容地搬着装行李的白色马褡子，说：“汪东兴同志签字，批准我无政治历史的结论，让我和你一起回东北。”我立即拉着他去大队部报到。胡松（富振声，曾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同志说，已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让他参加大队部的领导班子。大队部领导共三人，胡松任队长，苏渤（段永杰）任政治协理员，负责政治思想和党务工作，石光负责后勤总务。
当时，我担心他身体尚未复原，恐怕完不成任务，想请组织另行安排。他坚决不同意，说：“党派我们回东北，收复失地，需要我们干什么，就不能顾及个人得失，不能和党讲价钱。一定要服从分配，一定要干好，照顾好同志们，早日赶回东北去。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无限光荣。”
我的小组里有金铁群、王哲、陈放、潘毅、金亚涛和周力生（段永杰的爱人），还有潘毅的两个孩子。我和周力生都有身孕，正担心照顾不好小组的同志们。晚上石光回来，说是大队部考虑到我们组病弱者多，苏渤和他又在大队部，照顾不了周力生和我，决定派解放日报社的高延忠同志来我们组帮助管牲口、行李、打饭和联系等事宜。问他回来晚的原因，他说，明天上路，担心准备工作不足，抄写了大队一百多人的名单，又到各组了解情况。若不是胡松同志催我，还不回来呢。我说，实践出真知，明天走上一天就有经验了。夜间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对我说：我们即将离开革命圣地延安，应该总结点东西带回去。近来我常想，你在我危难时没有离开我，给我莫大的支持。今天，离开保安处时，王晓清秘书（原延大俄文系秘书）和李宁同志都向你问好，祝贺咱们终生幸福，我必须把他们的关怀心意告诉你。其次，我非常感谢他们成全了咱们俩，是他们认真负责进行内查外调，才使我们能幸运地同归故里。我很满意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我和于炳然分开。于的历史复杂，等他作了结论解决我的问题是合理的，让我先出去工作，有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否则，再拖下去，我真不知后半生将怎样度过。第三，延安整风学习，我们的收获就是很大的，使我们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今后到新岗位上为人民服务打下了思想基础。但是，我们也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对人的审查，用“抢救”运动的突击方法是错误的。今后，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经过调查核实，结论做在调查核实之后，就不会冤枉好人。最后他说，这次回东北去，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要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并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坚决服从党的分配，事事从党的利益出发，决不去吹拍逢迎，换取官运亨通，甘愿做一个埋头苦干的人民公仆。我回东北工作数十年，没有在政治上犯错误，应该说是与他的这番教育分不开的。
行军途中，一次，夜过封锁线。我骑在马上，因疲乏直打瞌睡。石光揪着我腰间的皮带，不时地小声叫我警醒点。但是，睡虫迷住了我的眼睛，已听不见他的劝告了，有几次险些掉下马来，都被他揪住，到宿营地时，他已累得浑身是汗了。最难忘的是，我们通过无人区后，走到一座被炸毁的县城外的集市，那里距张家口只有120里。突然，我骑的毛驴惊了，把我摔在石桥上，我的脊椎受伤，疼痛难忍，无法行动。人们抬着我，我平躺在门板上，既不能侧卧，更不能翻身，有人碰我一下，我就疼得浑身哆嗦。考虑到这种情况，大队部临时决定把石光留下陪我养伤，我们在老乡家里住了七天。他本来不会做饭，更不用说护理重病患者，可他却硬是为我熬粥、喂饭，为我接尿接屎。五天后，我能坐起吃饭；七天后，我们便坐兵站的马车到张家口，才赶上大队。
到承德后，换乘火车到沈阳城外马三家子。大队领导换便装入城向彭真同志作了汇报。彭真同志指示，因国民党要派人来接收，大队不能进城，让我们第二夜里随同东北局转移到本溪去。
东北局分配我们到安东省政府工作。刘澜波同志是安东省副主席，他指派石光、苏渤、周力生、刘亚平和我等人，到八道沟伪警察学校旧址创建安东省建国学校。
后来，国民党发动内战，党组织下令疏散，我便搭车绕道回到哈尔滨。其间，我回过家一次，母亲见到我痛哭失声。到家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人说我和五姐投奔了国民党，因此家中受到敌特家属的待遇，我的归来，使他们得到了剖白。当时，东北刚解放，遍地土匪，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匪，乃是旧警察、旧官兵们的混合体，他们专门杀害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是一伙政治土匪。县委很担心我们的安全，特别派一班骑兵护送我回家，才免遭袭击。
虽然身在后方，我却时时想着前方，那时我患有慢性阑尾炎，想去哈尔滨动手术，割去阑尾，以便到前方去打游击。此时，石光已担任桓仁县副县长，正领导打游击。我的请求组织上没有同意。主要原因是主刀的医生都是白俄，对我们有二心。
我被分配在北安省的海伦贸易分局任秘书兼党组书记。局长是一位没有文化的老干部，我每天给他读文件，起草报告，兼代拟信函。支援前方的军粮，我亲自看着装车运走，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很是壮观。当时没有今天这么方便，有事可以先用电话商量，也没有代步的汽车，全凭两条腿奔波于有关方面。我能独立工作，当然很高兴，同时也不忘记及时总结经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1947年桓仁二次解放后，石光派人把我接回桓仁。我担任了政府秘书，后又任财粮科长。我认真细致地工作，革除了积弊，大力整顿，尽管遭受战争破坏，可是全县的财粮工作却达到自给自足，还可上缴省府。这一时期的工作，应该说得益于海伦工作的经验。
1949年2月，我们调回安东市，石光任辽东省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组织书记，我任省保育院院长兼支部书记，抗美援朝后，我任安东省妇联主任、市妇委书记。1954年8月任辽宁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初调任本溪市委统战部长。1960年我们都调到沈阳，我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3年起，经组织安排我和石光多次外出旅游。白日相望，携手同行，乐何如之！但是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1987年，石光外出洗澡，在公共浴池的澡盆中突发脑溢血症，幸亏被人及早发现，立即送往医院抢救，卧病三年，直到他去世。
石光生前曾写有遗嘱：“子孙后代，不论革命道路如何曲折、如何艰难险阻，都要为共产主义——真正无压迫、无剥削的自由社会，奋斗终生。”
回首前尘，延安的明灯始终照耀着我的前路。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延安的乳汁哺育了我。理论上的武装，思想上的培养，全都功在延安。我们说延安，那就意味着说的是党。也许有人会问我，你受过那么多苦，怎么对党毫无怨言？我愿用石光那句话来答复：哪有怨恨自己母亲的孩子？哪有不热爱自己母亲的人呢？
延安，延安，如果说我在工作中还有点滴收获的话，那也是延安生活结出的果实。我是延安的女儿，我无限怀念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