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
我原籍山东省高唐县，1917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父亲王荟乡，字挺波，晚清秀才。1905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攻读法律，1907年毕业回国，1908年被推选为高唐县劝学所总督兼视学员，两年间创办乡村小学30余处，1910年到北京考取法官后，在辽阳、沈阳等地审判厅（法院）工作。1924年，他任奉天（辽宁）省高等审判厅推事兼刑庭代理庭长时，辽阳一财主家被土匪绑架，状告他家从前的佃户，辽阳地方审判厅认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原告不服，上诉奉天高等审判厅，经我父亲审理，仍维持原判。原告找了军阀张作霖，张越权干涉，要把被告按土匪治罪，父亲拒绝改判，更不同意移交军事法庭，愤而离职，去济南任律师。五卅惨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济南，我父亲去吉林省民政厅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叛国投敌，对附逆人员一律加薪进级，父亲不肯当汉奸，遂去宾县（当时张学良电令吉林省政府移宾县）参加抗日政府，后因势力单，抗日政府解体，他返回济南，重任律师，是一个较有名气的穷律师，与法理相悖的案件，他不受理，有人有理无钱，他仗义受理，他的处世誓言：“明白做事，清白做人”，“要将清白遗子孙”。他青年时期就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读书，反对妇女缠足，他教育子女不要依赖父母，不要追逐名利，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解放后，他拥护党的政策，并以子女孙辈能为人民服务而深感欣慰。1962年在长春病逝，临终前再三嘱咐，他死后一定要火葬。他说中国人多地少，死人不应与活人争地……
我的母亲李秋实，幼时曾在她外祖父家读过私塾，结婚后读过锦州师范学堂。她坚强朴实，能吃苦耐劳，能忍能让，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子女不溺爱、不娇惯、不偏袒，教育子女要勤奋上进，不要追逐荣华富贵，虚荣之心不可有，不义之财不可取。她尽力使子女都能上学读书，说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她主张女子更要读书，能自食其力，在社会上在家庭里才可以免受欺凌之辱。
抗战期间，我和家里音信断绝，日本投降后，两位老人由我三弟接去北京。1949年解放军入城时，我母亲伫立街头，引首翘望，希望能在队伍中间看到我。老人家失望了，后来几经辗转，通过画家李苦禅先生才收到我的信，他们喜出望外。我初高中在济南女中读书，那是管理严格的住宿学校，平日外出要请假，学生与外界很少往来。当时有位英语教师，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过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对苏维埃并不理解，对电气化很感兴趣，便从老师那里借来《好人与社会》（倍倍尔著），囫囵吞枣地读一遍，不得要领。语文老师授课兼容并蓄，涉及古今中外，讲《古文观止》，也推荐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柔石、丁玲、巴金、萧军、萧红等人的作品，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项链》等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1935年高中毕业我获得全省会考第一，我放弃了可以免试进入山东省内几所大学的机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
进了北平师大，开始我仍埋头读书，后来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将东北三省拱手让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又占领察哈尔，秘密签议《何梅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汉奸殷汝耕之流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侵略者不断地袭扰北平，把坦克开进城里示威，飞机低空盘旋，平静的古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北平的反动势力猖狂，国民党宪兵三团随意抓人，这时“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迷茫苦闷中，我开始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萍踪寄语》等。北平师大歌咏团教唱的救亡歌曲引人向往，那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那歌声引导着人们奔向前方。《毕业歌》唱出了爱国者的心声“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向着青云直上”；《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东北逃亡三部曲》如泣如诉……
学校内外，进步力量与反动组织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1937年“新五四事件”发生在师大后，我参加了民先队。
1937年7月1日，学校放暑假，我回济南，火车上有几个日本兵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给人精神上很大的压抑。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失守，平津学生陆续南下。9月间济南成立了平津逃亡同学会，平津六所大学内迁，师大、平大、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大迁西安，清华、燕京、南开组成西南联大迁长沙，我与杨演、宋延平、宋彦之、李彝臣、老马、郝大姐结伴离开济南。火车站已处于战时状态，车上十分拥挤，多是逃难的人，在济宁还遇敌机轰炸扫射，到徐州转陇海路西行。到开封停留数日，继续西行，到郑州后，宋延平去长沙西南联大，郝大姐去武汉，剩下五人去西安西北联大。后来，除去马与郝大姐不知去向外，其余几个人先后都去了延安。
到西安后，我们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去医院为伤兵服务。1938年春，学校南迁汉中，步行数百里，越秦岭，走古栈道，出褒谷，到汉中。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从事救亡活动，时常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与迫害，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更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定奔赴延安。
在城固我和杜绍西相遇相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先队的成立大会，任民先队西北队部宣传部长，学校南迁后，负责组建陕南民先队。他平易近人，热情坦率，与之相处，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同时离开学校，到西安后，他去西青救办事处，在刘光同志领导下编辑《青年战线》。我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那时，进出办事处，十分小心，先注意身后有没有跟踪人员。我去延安乘坐的是八路军的汽车，车上同行的有平大两位同学，还有演《八百壮士》的主角袁牧之和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他们两位都穿军装，签名是化名。路上过了两夜，第三天傍晚，远远地就听到军号声，车到近处，望见城墙上有位小号兵在吹军号，我们高兴极了，终于来到了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
我进了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第五队（女生队），地点在离城20里的柳树店。大队长何长工，队长丁雪松，指导员王珏，从此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到抗大的第一天是星期日，班里只剩班长鲁燕一人，她去帮厨，我也跟去了，和她抬了一筐菜，去河边洗菜，这是我到延安的第一课。
在抗大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格外舒畅，真是海阔天空，生活在这里感到骄傲和幸福。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紧张的军事生活和自觉遵守纪律以及集体活动互助学习的风气，加上老同志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把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了。
在抗大，军事课与政治课并重，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的命运》、《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论持久战》等等。平日上课在窑洞前的平地上，凳子放倒坐，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有时去城里或东门外广场上，直接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使我们了解各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的斗争情况。有一次听朱总司令做报告，中间休息时，大家都请他签字，他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坚持抗战到底”，我一直珍藏着。
军事生活丰富多彩，除操练队形、站岗放哨外，学习怎样开展游击战争，怎样掌握武器、练习瞄准，每天抽空把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注视三点连成一线。一次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子弹，我射中21环，其中有一个10环。有时按实战要求，夜间紧急集合行军，听到命令，立刻起床，迅速敏捷地整装集合，随即出发，每次总有人或是绑腿松了，或是皮带丢了，像是丢盔弃甲，行军归来总结检查。
参加劳动，也是一种锻炼，有时去背柴或背粮。一次背柴，遇上雨天，走在山路上，路滑，站都站不稳，舍不得把柴丢下，一位同志出了个主意，人坐在捆好的柴垛上，顺山坡滑下去，像坐滑梯一样，有惊无险，既省时间又省力，一个个滚得像泥猴。回到队上，指导员早已为大家煮好了菜汤水，催我们快把湿衣服脱下来，擦干头发，以防感冒。还有一次，我和宋琦合抬一根树干，我在前面抬小头，她在后面抬大头，一路走来，肩上越走越轻，回头一看，整个树干的1/4都在她的肩上。这个挑重担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件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生活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环境里，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可当时并不觉苦，个个意气风发，其乐无穷。
在集合时，都有人指挥唱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每唱到“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时，便无比自豪，感到责任重大，并决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要为实现这崇高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学习充实自己，把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把民族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11月间，抗大成立了女生大队，我们队转为八大队一队。在八大队成立大会上，毛主席讲话说，我们的抗日不仅为求民族平等，同时要在抗日战争中求得中国妇女地位的平等，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当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指示给予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女生大队成立不久，敌机突然轰炸延安，星期日，很多人进城去了，新华书店是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不料竟成了敌机狂轰滥炸的目标。这次轰炸，更增加了我对敌人的仇恨，我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化悲痛为力量。
1938年底，队上的同志有的去前方，有的去卫生学校，有的去通讯学校，我和一部分同学去党校，在那里学习六中全会文件、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
1939年1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发出了通知，“为了克服抗战新阶段中的困难，为了改善人民与工作人员的生活”，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在基本上不妨碍战斗、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抓紧春耕时机开展劳动生产运动。同志们立刻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上山开荒的高潮，女同志也不甘落后，和男同志一起扛镢头上山开荒，手上磨出了血泡，没人叫苦，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使多年的荒山披上了绿装。这次大规模的生产开荒运动，不仅改造了大自然，也使每个参加劳动的人更深刻地体会了“劳动创造进步”的真理。
1939年夏，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了，我们全班转入女大一班。“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一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女大开学典礼上讲的。女大开学不久，班上指导员和班主任相继调走，经民主选举，我先后被选为不脱产的班主任和指导员。女大为锻炼女同志的独立工作能力，从一班开始，各班指导员都由学员选出，以后又陆续调出一些人到政治处、教务处工作。女大除校长外，八名处级干部中有七位女同志。这一重要措施使同学们看到了妇女自身的力量。
女大成立高级班后，我调到四班当指导员。1940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作了调整，根据每人具体情况做适当的安排，上级任务，按小米折价计算，分为五升、一斗、三斗三个档次；在专业分工上，有的种粮，有的种菜，有的养猪羊，有的烧木炭，有的纺线，女大主要是做衣服、做鞋、纺线、织毛衣。女大的校服，就是学员自己动手做的。学校里有十几台缝纫机，以班为单位，缝制过程采取流水作业，按部位分工，有人做衣身，有人做袖领，有人上袖上领，有人锁扣眼，有人钉扣子，还有人专门把相关部位用手针固定在一起，大家协调配合，不窝工，不等活，配合了熟练程度，也展示了组织才能。衣服的样式与军装稍有差别，当时称做“列宁服”，穿在身上，格外精神，解放初期在各地曾风行一时。我还学会了做棉衣、做鞋、纺线、捻羊毛线。纺线、捻羊毛线用的是古老的生产工具，有时也给供销社加工织毛衣，领取工资。通过辛勤劳动，生产提高了，生活也改善了，以前冬天穿草鞋毡袜，现在换了棉鞋毛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更顽固地推行其反共方针，不断制造摩擦，并于1940年停止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为保证军队和机关学校粮食供给，边区政府组织征粮工作团，女大四班同学被派往延川县，参加征粮工作。我们去的同志，大部是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缺乏农村工作经验，但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个共同愿望，力争完成任务，决不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下去之后，深入基层，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家串户，做耐心细微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交纳的救国公粮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并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他们建立了感情，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特别是妇女，把我们看作是她们的贴心人。我们跟随老乡打场、推碾推磨，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摸清粮食产量，动员党员带头，带领群众踊跃交纳救国公粮。任务完成后，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扬，这次征粮对我们是一次锻炼和考验，使我们从实践中对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增加了感性知识，提高了工作信心。当我们离开延川返回延安时，路经我们曾住过的地方，婆姨娃娃围着我们，依依不舍，给我们衣兜和背包里塞鸡蛋和红枣，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工作学习中我被选为“模范妇女”和“模范青年”，当领到奖状和奖章时，又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只不过仅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深感不安。
1941年根据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其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去研究院经过考试，我报考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倡每人都要重点学习好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他说《资本论》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研究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展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真理。他在强调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我们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事实。为此，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中国经济研究室分三个组：大后方经济研究组、经济思想批判组和边区组。我在边区组，去财政厅、粮食局和边区银行，搜集资料，编制卡片，后因整风学习而停止。通过整风学习，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能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别人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通过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这期间有两件事我长久难忘，一件是杜绍西帮我借到一部崭新的《资本论》，我如获至宝，但在过延河时不慎掉在水里了，虽然晾晒干了，但水渍无法消除，对书的主人我感到万分歉意，那时候找到《资本论》总是很不容易的；另一件是一位同志在他离开延安到大后方去之前，看到一本《自然辩证法》，摘录抄下留给我，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1942年，我和杜绍西相处五年后结婚了，晚婚的原因主要是怕生儿育女给工作学习带来累赘。两年后大女儿出生了，因我身体虚弱，夜间照顾孩子的事情落在绍西身上，他是模范丈夫、孩子的好爸爸。
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时，来了一场大风暴，在“抢救”运动中，绍西蒙冤，此时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贺老总（贺龙元帅）嘱咐我：“告诉杜绍西，不要想不通。”对贺老总这话的深刻含义，当时并未理解，也未转告绍西。不久，中央发现抢救运动“逼供信”错误，迅速纠偏，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他的问题得到甄别。他能宽厚地对待历史的遗憾，没有流露过怨言和不满，仍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工作，我未被连累，亦属万幸。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在延安，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涌上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游行。南北门外市场上卖瓜菜的老乡，心情激动，招待游行的人群，吃瓜果不要钱。夜幕降临时，大家又高举火把，迎来了狂欢之夜，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牺牲2000万生命的代价，这胜利来之不易啊！
人们在欢欣鼓舞之后，希望重整山河。令人气愤的消息接连传来，新的内战又迫在眉睫，蒋介石下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投降，并开始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为建设东北根据地，中共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首批是以张肪（张学思）为队长的东干队，其主要成员是东北人。绍西家在沈阳，16岁去北平读书，九一八后有家难归，他时常怀念孤苦伶仃、百病缠身的老母。这次组织上批准他打回老家去，我和他一起带着孩子告别了延安。
离开延安时，组织上照顾带孩子的，给一匹马，马背上有一副驮架，一边柳条筐里放孩子，一边筐里放衣物行李。此行经甘谷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到黄河渡口。在这里看到了汹涌澎湃、奔腾咆哮的黄河，滚滚几千年，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老练的船夫在波峰浪尖上勇敢沉着地把我们送到对岸碛口。过临县到兴县，东干队一分为二，身强力壮的男同志为第一梯队，轻装前进，其余的带着老人、孩子为第二梯队，一前一后，日夜兼程，路过岢岚、玉寨、神池。抗战时期，晋西北条件比延安差，枣糠、黑豆为主食，吃麦面就是改善生活了，夜间过同蒲路，由民兵带路，不许讲话，不许吸烟，马失前蹄跪下了，牵起马来，继续跑步前进，大约跑出几百米，才想起来摸摸孩子甩出去没有？原来她还睡着哩。经雁北地区的朔县、山阴、应县、阳高、天镇去张家口，一路上多是穷山恶水，荒无人烟，敌人占领时期，在这里实行清乡并屯，把附近小村屯的老乡强行圈到一个寨子里，不许随便外出，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房屋倒塌，缺吃少穿，衣不遮体，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坐在炕上，用包米叶围在身上。没有牲口推碾拉磨，将干瘪的苞米粒煮熟吃，没有盐，没有菜，把捂在缸里又酸又臭的树叶子当菜吃，我们把随身带的衣服都送给她们了。
张家口是沿途经过的一个大城市，战后遭到破坏，我们住宿的房子没有门窗，没有床，地上铺有草垫子，席地而睡，这时已是初冬季节。
由张家口去承德，人和马都上了火车，在承德大约停留了一个月，把马留给当地后勤部门，坐火车到彰武，火车不通了，又步行前进。这时从各地奉命来东北的干部战士都汇集在一起，浩浩荡荡像铁流一样，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每天有人打前站，把菜饭和住宿地点先安排好。为抢占沈阳，蒋介石部队乘美国军用飞机捷足先登。东北局由沈阳转移梅河口，我们到了沈阳西面离沈阳18里的地方，接到通知：此地不安全，立即北上。绍西是中队长，要照顾大家，我背上孩子夜行军，走了许多路，问了当地人，才知道我们所在地是沈阳北面，距沈阳还是18里，不能停留，继续往北走，经法库、康平，到昌图县的八面城，等候东北局派人来。在八面城，一个偶然的机会，绍西找到他的堂弟，得知他母亲已于1938年去世，临终前贫病交加，举目无亲，日子过得很凄凉。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子欲孝而亲不在。随后，我们到洮南，从八面城坐火车走了三四天。那时机车烧煤，铁路上没有煤，用豆柄、大豆、包米棒代替，白天坐车，夜晚下车吃饭，找地方住宿。到洮南我们被分配到嫩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后来我去洮南县委任秘书，住在县委，把刚满两岁的孩子留在省委，白天在伙房炕上玩，三顿饭到司令部食堂取，夜里绍西带她睡。起初，县委共五人，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及警卫员，县委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酝酿成熟后，召开群众大会诉苦诉冤。不久发生鼠疫，为防止疫情蔓延，对出现疫情的街道实行隔离，并采取有力的医疗措施组织送医送药。
5月调往哈尔滨，由白城子乘坐最后一次开往长春的火车。此时蒋介石动员了430万军队，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东北向解放军大举进攻。长春正在撤退，我们未出车站，即转车去哈尔滨。东北局财委将绍西留下，分配我去东北贸易公司做人事科长。前方战事吃紧，哈尔滨实行疏散，我随老幼病残转移佳木斯，并负责接收和保管由哈尔滨等地运来的布匹、纸张、烟叶等生活日用品及原料。
1947年初，我到东北贸易公司牡丹江分公司任秘书科长，8月到东北贸易公司绥芬河办事处任秘书主任兼东北民主联军绥芬河办事处秘书主任，那里是对苏联进出口贸易的口岸。
1948年夏秋之交，我到吉林百货公司任副经理，当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平抑物价、繁荣市场。
1949年5月到吉林省工业厅，曾任研究室主任、生产技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地方工业主要利用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建厂，有煤矿、金矿、锡矿、油母页岩矿、变压器油厂、石棉制品厂、亚麻厂、火柴厂、陶瓷厂、糖厂、食品厂、煤厂、植物油加工厂，还有机械厂及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厂。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迁来公私合营的搪瓷厂、暖水瓶厂、铝制品厂、日用化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给国营企业输送了一批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及技术工人，并为哈尔滨亚麻厂提供原料而停办了吉林亚麻厂，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技术人员中有一部分是从伪满滞留的日本人中留用的，他们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一样对侵华战争没有责任，我们消除他们的顾虑，对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一视同仁。抗美援朝前他们回国了。其中今日健在者及其子女，在中日友好交往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我任吉林省统计局局长，统计工作要求准确及时地提供统计数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提高统计水平，尽力发挥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的整体作用。1961年参加了省里组织的全省手工业调查工作，这次调查对我省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工作深得省上领导的支持与信任。在1962年“四四决定”前，就规定各部委厅局（包括报社）使用和发表统计数字须经省统计局审定，省里主要领导人从来没有要求统计局随意修改统计数字，使我们在工作中免受干扰。与我共事的同级干部，工作中配合默契，互相信任，互相补充，机关干部大多数努力工作，积极肯干，并得到干部家属的理解与帮助。
1966年春夏之交，国家统计局开始批判以王思华局长为代表的“主副之争”，即统计工作应以报表为主还是以调查研究为主？并把“表报挂帅”的罪名强加于人，以后又上纲上线，是搞修正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各省统计部门的领导干部多受牵连……
革命生涯虽然艰苦坎坷，但也生动丰富。特别是我还有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绍西为人宽厚，对人从不疾言厉色，他是一个很能克制自己、宽容别人的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40多年中，从未争吵过，分离时间较长时尽量写信回来，字里行间一往情深，忙时片语只字，也让人感到宽慰。1957年我们结婚15周年，他从北京寄来一张明信片，画面是硕果累累、红彤彤的柿子树枝，左侧题款：“红到梢头甜到老”，正面他写了九个字：“祝愿我们美好的日子”。情深意长，耐人寻味。他对老人细心周到，对孩子循循善诱，在孩子心中他比我还受欢迎。孩子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如今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尽职尽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在革命的洪流中不过是一个水滴，并非披荆斩棘的英雄人物。但人生有许多道路可以选择，回顾过去，我无悔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