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悠
离别温馨的家
我父亲孙达生，江苏扬州人，国立医专毕业后考取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公费留学。母亲杨慧珍，苏州人，女子师范毕业，婚后与家父同赴日本留学。父亲归国后，先在山西省绥靖公署当医官兼川至医专教授。父亲生性清高，不愿在政界谋事，便在太原开设了一所小小的私立达生医院，父亲看病，母亲司药，另有一位助手。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颇得各界好评，医院四壁悬满患者赠送的匾额。我深受父亲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我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离别了温馨的家。
踏上抗日之路
我喜欢读小说、看电影，现实社会及小说电影中反映出的种种问题，使我厌恶贫富悬殊、善恶颠倒、黑暗污浊的旧社会。父亲的清高善良给我以深刻影响，社会的龌龊黑暗使我向往一个博爱、平等、自由的理想王国。
1937年10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路经太原，这消息使我骚动不安。我读过丁玲的小说，渴望在她率领下去战地救死扶伤，我向往那些激动人心富有诗意的景象……我心急如焚，骑车赶到，不料西战团刚刚离去。我如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穿过漆黑的城门洞，绕过横七竖八的防空沙袋，出了城门，只见旧日繁华的大街，躺在昏暗的路灯下，好生凄怆！回到汶瀛湖畔达生医院的家，叩开门，一头栽进看门的李妈怀里哭泣起来。
11月8日太原失守。我在孝义参加了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二纵队新编一总队。这支名义上属阎锡山的部队，实属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所以党组织是秘密的。1938年5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密，改名孙克悠。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贾克，四川人，瘦小个儿，男式分头，灰军装，皮带束腰，绑腿打得工工整整，走起路来一蹿一蹿，富有个性活力，四川乡音像连珠炮般快速，比我只大两三岁，可她是师部派来给我们讲党课、做思想工作的，所以她在我心目中，形象是高大的。57个春秋逝去，许多事早已淡忘，她在我心中却留下隽永难忘的印象。
入党后，我们到一一五师政治部参加新党员训练班学习。只有两名女兵，我们住在一间停放寿材的小草屋里，冷炕，麦秸上铺一块布单，集训完时我们都得了湿疹、关节炎。这样的日子，虽然皮肉和筋骨是劳苦的，但精神却无比振奋，能为我所向往的真诚、公正、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而奋斗，是我感觉无上光荣的事情。当时给我们讲课的首长有林枫和郭明秋、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杨尚昆和李伯钊等。
进入革命圣地
1938年9月，我与同日兵、林彬姐妹等五人，由我团去延安参加青年代表大会的张指导员带领，前往延安学习。我们一行沿兵站线晓行夜宿，奔赴延安圣地。离开战斗环境，走在根据地的土地上，不必担心遇到敌情，只要给放哨的民兵或儿童团看看路条就是了。我们一伙年轻人，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说说笑笑、唱唱闹闹，山川沟壑、草木溪流都使我们倍感亲切。可惜我两腿长满湿疹，一个个黄豆大的疱直淌黄水，走一阵路，腿就肿得紫粗。指导员步行，把马让给我骑。我们经交口、隰县至永和，西渡黄河，经延长到达延安。
这是我首次渡黄河。当艄公憋足了劲，一脸威严，拼命喊着号子，把满载人马的木筏，推上丈把高的浪头，在汹涌奔腾的黄河巨浪中起伏飘荡、险象横生时，我异常振奋，忘却了畏惧，蓦然有了一种彻悟感：我读懂了这幅血脉相连民族之魂的画面，啊，黄河！我的母亲，你多么伟大坚强，你养育了无数英雄儿女，世世代代在你的周围扮演过多少兴衰轮回的史剧，你是历史的见证……我，你的女儿，为你骄傲，为你战斗，与你同呼吸共命运！
渡过河去，像打了一个胜仗，大家松了口气。我们住在河边石崖上的窑洞里，我披着棉袄坐在窑门前的石崖上，飞溅到崖边的浪花，像明珠挂满头发和面庞；听着震耳的涛声，就像聆听一首雄浑奔放的交响乐……直到半夜才恋恋不舍去睡。后来，我最爱唱的歌就是不朽的《黄河颂》，她给我激励，给我慰藉。之后，曾多次在黄河两岸渡来渡去，那壮丽景象，回味无穷，终生难忘。
到达延安，天色将黑，踏上东门外木板搭成的小桥，颤颤悠悠渡过延河，高昂的歌声激荡夜空，几日来行军的劳顿一扫而光，年轻的心顿时随着歌声在延河上空沸腾。“十月的高空太阳光里……十月的大地怒潮澎湃狂呼着时代的真理……”（保卫大武汉）。这就是我投向延安怀抱的第一支战斗动员曲。
我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学习，大队长方正平（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副大队长庄振风均由苏联回国，一身列宁装很是神气，教我们唱歌和指挥。后来方正平回琼崖打游击，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延安的军训，时间短、进度快，制式教练射击、打靶、投弹，此外还有基础政治课和思想纪律教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不久，八大队（女生大队）成立，大队长是红军女将、建国后任国务院纺织部部长的张琴秋。我编在八大队三队，队长丁雪松，指导员王东瑜。丁雪松与著名音乐家郑律成结为伉俪，建国后出任我国首任女大使。八大队结束，我们又编入五大队女生队，陈慕华是五大队学员，她个头特高，很有气派，同学们亲昵地送她绰号“副校长”（校长罗瑞卿是高个儿）。
1939年三八妇女节，中共中央通过《开展全国妇女运动的决议》，毛主席党中央倡议成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工作方法和职业技能的女干部，以适应抗战形势之需。
这天，初夏的清晨，荒秃秃的延安，在浅翠的新装上，点缀着红的山丹丹和黄的野蔷薇。我们这一队十七八岁的女兵，由全副武装、灵巧精干的丁雪松队长和眉清目秀、笑容可掬的王东瑜指导员率领着，渡过清澈的延河，开往坐落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和军委所在地王家坪之间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延安，校领导关心女学生身体的特殊情况，为学员安排了一排排新挖的窑洞，粉刷得明净豁亮，窗楞用木条拼成漂亮的五角星，怕女生受潮湿，不再睡土炕，用木板搭成宽大的通铺，新桌凳散发出树木的芳香。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感温暖和振奋慰藉，更令我沉思：在前方战斗，进抗大学习，自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终生奋斗的一名战士，实在光荣。女大开学典礼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讲话后，茅塞顿开。我常想，为什么我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满指望做一番事业，却不得已在相夫教子的繁重家务中度过彷徨、苦闷的一生？为什么那些在封建枷锁和愚昧贫困中挣扎的广大妇女，那样苦难深重？毛主席说：“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国妇女的解放，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联在一起的。那时，毛主席还讲到有些人不赞成办女大，阻止妇女到延安女大学习，他们不愿妇女彻底解放；还特别指出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周恩来也列举了中国救亡运动中的妇女领袖及名人：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丁玲等及她们的业绩，鼓励女大同学努力学习，毕业后到全国各地领导妇女运动。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一个女人的命运及社会价值，意识到应该为自我及妇女解放事业奋斗终生。过去我遗憾自己不是男儿，现在我庆幸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妇女解放事业的一名战士。
到群众中锻炼
1940年女大毕业，我被派到三五九旅驻地——绥德警备区工作，先到米脂县妇救会，后调到警备区妇救会宣传部从事宣传教育和上层妇女统战工作。妇联主任邵清华，高高个儿，苗条身材，皮肤白晳，男式背头，闪亮的双眼文雅而善解人意，大家都愿与她合作。她早年在北京、天津读大学，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到延安，先后任三边和绥德分区妇联主任。可惜我们相处不久，边区政府调她去安塞县当县长。她是中国首任女县长，这一举措震动全边区及蒋管区，对妇女参政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42年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下乡，许多作家下乡当乡文书，雷加等下到绥德警备区。地委书记习仲勋深入农村抓典型，在绥德县郝家桥乡搞“试点”工作，派我到该乡任乡文书兼党支部书记。在习书记亲自领导下，那里的农业生产、民兵建设、识字运动蓬勃发展，培养出闻名边区的劳动英雄刘玉厚。我就住在刘玉厚家。他家仅有一孔窑、一盘炕，我在炕边挨他老母睡，身边高高叠着一摞南瓜，我很怕倒下来砸着我。刘玉厚说：“不怕”！原来他有好方法，把大瓜整整齐齐一排排垫底，逐渐花插着往上摞，像砌砖一样，结实得很。他家的包米、辣椒都按大小层次绑成串儿，挂在门楣上，红的黄的煞是好看。早上约摸四点钟就摸黑起床，我们背上锄头下地干活，一直劳动到半前晌。那时候没有表，以日照的影子说前晌（上午）、后晌（下午）、晚上。在县里按时一日三餐，这时空腹劳动半晌，肚子饿得咕咕响，回家的路要走三四里崎岖山地（穷人没有家门前的好地），又乏又饿，到家后，等着我们的是糠菜窝窝头和野菜渍的酸菜汤、包米面糊糊粥。刘玉厚圪蹴在窑门前一棵枣树下，像是感谢上苍赐予他一顿饱饭，恭恭敬敬端着饭碗，啧啧有声地嚼着窝头。他曾沿村乞讨打工，共产党的政策使他种上自家的土地，在自己屋檐下饱餐，他感到很满足、很踏实。陕北贫苦农民的生活景象，默默地感染着我，使我终身受益。每忆及陕北、山西贫苦农民的勤劳艰辛、吃糠咽菜，每想到他们能够一辈子默默地茹苦含辛，我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感谢那些与农友相处的日子，这种日子使我同劳苦大众建立了深厚感情。我常常愧疚地想，曾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生死与共、鱼水情深的、我国偏远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目前一部分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我们动员他们闹革命时，曾为他们描绘了非常美好的前景，这种前景何时才能实现呢？他们是最淳朴、最伟大、最辛苦而富有韧性的劳动者啊！
1942年2月，我与相识两年、以鸿雁传情、间或趁工作之便偶见一面的三五九旅九团政治部主任高铁结婚，王震司令员为主婚人。一个月后，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仍留在地方工作。以后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又是两年隔绝音讯。1944年九旅奉中央之命南下，建立粤湘赣边抗日根据地。我调回延安，送别丈夫后，以县团级资历考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直到1948年东北相会，才有了一个家，其间又一次分手三年杳无音信。战争年代的婚恋生活，充满了别离、牵挂、等待和怅惘……为了理想，为了道义，需要割舍，需要克制，需要牺牲，需要心灵的净化，只考虑千百万人民群众而忘却自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们这些在基层都是负责干部的学员，顿时变得那般雀跃狂热，我们把铺床的草垫子都抬到山坡上烧起旺火，洗脸盆、洋铁筒，凡能敲响的东西都拖出窑洞敲得山响，狂呼欢笑，震耳欲聋，许多人笑出了泪水，心中滋味一言难尽。此后一批批干部又分头各奔前程，因为我家在太原城内，决定我潜入太原做接应解放太原地下党的工作。到达晋绥后，又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暂缓解放太原。我遂被派往晋绥八分区交城县委工作。
战斗在交城山
1945年10月，我被派到交城县委工作。地委组织部长介绍说：八地委是晋绥的门户，交城是八地委的大县。书记华国锋、组织部长李立功都是本地人，情况熟悉，经验丰富，为人敦厚，很好合作。说着，风尘仆仆、细高个儿、垂目深思、身着黑棉制服的华国锋同志走进来，坐在炕沿上，慢条斯理，略带微笑地对我说：“欢迎你，县委共有三位男同志，没有女同志，你来了，调走一位，还有三个人，咱们一块儿干吧！”起先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地委与县委合并，华上调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李调六区任区委书记，我调七区（古交）任区委书记。1947年10月我调往东北，与分别三年的丈夫会合，与两年中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友谊深厚的战友们分手。
我到交城不久，华的哥哥苏从敌区来到我们驻地看望华。县委利用苏的商人身份，让他穿梭于太原与交城之间，为解放区了解敌情并购置药品等必需品。于是我托苏把我的照片和亲笔信捎给在太原的父母，想不到数日后，我母亲突然由苏陪同，乔装村妇，乘胶轮大车，几经敌人哨卡和崎岖险路，到达解放区看我。途中大车陷落沟壑，母亲还摔伤了臂膀。她在县里秘密住了一周，受到地委统战部长康永和（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县委书记华国锋、柳县长、组织部长李立功的热情接待。通讯员用脸盆煮了当时很难得的大块鸡与肉，为我母亲洗尘。同志们都赞扬她支持女儿革命，冒险到解放区探亲。那时我离家已十年，母女在特殊情况下意外相见，悲喜交加。母亲和我睡在只铺一层被单的炕席上，共盖一条被，被里破了，她的脚戳进棉絮套里，很为我们的艰苦生活难过。不过她看到我长得结实，头发黑亮，脸庞红润，很觉宽慰。她有文化、爱祖国，是积极支持抗日的，对我的战友倍加称颂，夸赞他们个个年轻有为，值得钦佩。后来我父亲热心地帮助苏为解放区做事。太原解放后，李立功调到太原工作，时常看望我父母，照顾宽慰老人。1971年，我母亲在扬州病危，我回去探望，那时她说话已很困难，仍含泪艰难地问我：“华……”我明白她的心思，俯在她耳边说：“他们都很好，也问候您呢！”她点头含笑。我想她一定是很珍惜往事，为在她生命历程中那一次冒险到解放区看望女儿的“壮举”而感到自豪吧！
在艰难岁月里，与交城的同志们相互支持、并肩战斗，使我受到锻炼，学习到很多好作风，我对交城的群众和战友情谊长存，深为怀念。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7年加入牺盟会，1938年到决死队，同年入党，改名华国锋。在担任交城各界抗联主任时，遍走交城山川村镇，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我与华下乡时，惊异他对每条沟壑和羊肠小道都了如指掌。他能直呼每位村干部和民兵的乳名，并熟知他们的家庭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渴望带领乡亲们重建家园，但阎锡山组织伪军，不断袭扰解放区。我们的前沿，距太原仅20余里，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因此，华常提醒我们重视与驻军配合，训练民兵，发动群众就地取材自制炸药、地雷，开展地雷战，交城被党中央在《晋绥日报》上表扬为“地雷战之乡”。1946年我任古交区委书记。古交是晋绥边区的大门，是敌人进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这年冬季，敌人包围古交，我一个月未脱衣就寝，彻夜巡回查哨。一天拂晓我刚回房歇息，突闻枪声，急忙冲出去，这时，头一天半夜赶来观察工作的华，已在指挥突围。我们虽早有准备，但被敌人三面包围，处境险恶，华沉着应战，我带一部分人在他掩护下，冲出三面山头上机枪的封锁，凭着地形熟悉和有群众支持，终于突围。
1947年秋，土地改革中八地委一度执行过极“左”路线，在农村搞“查三代”、“搬石头”，号召把党员干部交给群众大会斗争，“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的县委班子坚决抵制极“左”路线，保护党员和干部。为此，华被调离交城县委（等于撤职）。不久，中央“纠偏”，华又被调回任地委宣传部长。我调到北京后，与国锋同志有机会见面。他与夫人韩子俊种一大片蔬菜瓜果，有时还分送老战友们尝鲜。我去看望时，总见他潜心读书，修练书法，安度晚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北京治病，李立功夫妇在红霞公寓热情接纳了我和女儿，管吃管住，还不时透露些最新消息。他调往太原后，来京总要争取见面长谈，少不了提起年轻时在交城山里的往事。记得每次下乡回到县上，第一件事，我准是叫通讯员烧一大锅开水，令男士们烫死衣服里的“革命虫”（虱子）。我是唯一的女同志，抓清洁卫生之类的事情，非我莫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也都有局限性。毛主席常常提醒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已经进入晚年的时期，对自己应该是清醒的。但经过战争考验的老战友的革命友情是永存的。
几句结束的话
我17岁离开温馨的家，辞别慈祥的双亲，走上光荣而又曲折的革命道路。虽几经风雨，幸有苦恋结成的终身伴侣，互相理解，互相体贴，互相支持，营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子女们尚知努力学习，尽力奉献他们的知识与力量。
几年前，我回交城老区参加纪念死难烈士的活动，看到交城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工作过的古交区，已成为国家重点煤都之一，是太原市属的县级市了。那儿的乡亲们还记得当年我们共同战斗的情景。这证明我少时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是通向幸福的光明大道。
一个人真正想为人民做一点实事，必须把自我摆在群众之中，做他们的一分子，向他们学习，为他们着想，才能真为他们办实事，得到他们的认可。反之，高高在上，做恩赐的救世主，或则站在一旁挥动指挥棒，都是不灵的。
要想为群众把事情办出好效果，必须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太重要了。“唯书”、“唯上”或以个人是非恩怨感情用事，都会坏事的。
让我用老伴写给我们自己的几句话，结束我的未加修饰的、袒露内心世界的由衷之言吧：
我们已近耄耋之年，
仍然关注我们坚贞的理想。
国家变得越来越辉煌，
但尚未进入梦寐以求的天堂。
虽无须卧薪尝胆，也不可乐而忘忧，
居安思危，方能富民兴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