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火器是在燃烧性的“霹雳火球”和“霹雳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时，人们用竹蔑编制成球形，外糊泥纸，内装火药和瓷片，施放时发出霹雳般的震响。这更是处于萌芽时期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火球”。它主要起燃烧作用，但同时可崩射出碎瓷片以击伤敌人。后来进一步制成“霹雳炮”，是用纸筒做炮管，内装石灰和硫磺等物，燃放时，弹体先射向空中，再降落水中，硫磺和石灰见水便膨胀发火，跳出水面，纸筒随即炸裂，石灰烟雾四散，可迷障敌人，伤及双目。1126年，金人围攻汴京时，宋将李纲下令施放霹雳炮，击退了敌军。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时也曾用过霹雳炮。据史料记载，金属炸弹是出自金人之手。金世宗时，阳曲（今山西太原）北郑村有个名叫铁李的猎手，专门以捕捉狐狸为业。他制造了一种陶质的“火罐炮”，下粗上细，罐内装入火药，在细口上装引信。捕狐时点燃引信，火罐爆炸，所发出的猛烈响声，惊得狐狸慌忙乱跑，都逃进预先设置的网里。这种陶火罐就是金属炸弹的雏形。
大约在13世纪初，金人学会了制造火器，并发明了铁制炸弹，金人称为“震天雷”，宋人叫它“铁火炮”。这种炸弹用抛石机发射，弹壳用生铁铸成，有罐子形、葫芦形、圆体形、合碗形四种。其中罐子式的震天雷，口小身子粗，壳厚2寸，内装火药，上安引信。投掷或发射出去，爆炸声如雷灌耳，弹片炸起，可钻透铁甲，杀伤力相当大。1221年，金兵攻蕲州时，曾用震天雷轰击，给宋军以重创。1232年，蒙古兵进攻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在攻城器械“牛皮洞”的掩护下，挖掘城墙，城上守军开始用矢石反击，毫无作用。金兵遂用一只“震天雷”沿城墙用铁索吊下，发火后，“其声如雷，闻百里外”。城下攻城掘墙的蒙石兵连同防护用的“牛皮洞”皆被炸成碎片。在当时“震天雷”的爆炸威力是十分惊人的。1277年，蒙古人阿里海牙攻广西，宋将马暨率兵守卫静江（今广西桂林），三个月后静江陷落，马暨的部将娄钤辖率领250人退守月城，蒙古兵合围月城十余日，娄死守不降。这时城内因缺少食物，200多士兵难以继续坚持。娄钤辖便站在城墙上大喊：“我们太饿了，不能出城投降，如果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听命。”蒙古人信以为真，派人送去几头牛和一些米，娄的部下接过食物，又关紧城门。蒙古人登高瞭望，只见宋兵忙着煮米、宰牛，各司其事。吃过饭后，宋兵气力鼓足，便吹起号角，擂响军鼓，蒙古兵以为他们要出战，整甲以待。只见宋兵拥出一门大火炮，点燃引信后，立即爆炸，声如雷霆，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城壁崩塌，蒙古兵近前看去，宋兵200余人皆被炸死，连守在城外的蒙古兵也被震死许多。足见这种铁火炮的威力之大。古代人所称的“铁火炮”，与现代军队装备的大炮截然不同，那时的火炮，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大型地雷，形体笨重，其爆破性强，但不具备发射机能。那时借助抛石机或人手抛掷，所掷距离有限，而且目标难以准确，多用于炸毁敌方的城防设施，在攻守城的战役中使用最多。
元代铁火炮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使用过铁火炮。第一次是在1274年，元军在忽敦等率领下，同日军交战于博多。据日本《八幡愚童训》记载，元军登岸后，指挥者居高临下，命万人发射短而毒的箭，一时箭如雨下，毒焰弥障。退兵时发“铁火炮”，声如雷霆。日本兵被这炮声惊得目瞪耳聋，不知所措。这一仗打得日军惨败，而元军也因弓矢用尽，不得不退兵。1281年，元军在范文虎等人率领下再度东侵日本，进攻壹岐、澉浦时，曾发“铁火炮”击败日军，并杀死日将少贰资师。但此时元军遇到飓风，兵士各自逃生，天灾使士卒陷没10万人。曾参加过这两次战役的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战后将亲眼目睹的战斗场面描绘出来，并于1292年汇集成画册，题名为《蒙古袭来绘词》。其中有一幅是画元军施放“铁火炮”的真实场景，画的左边是元兵，右面是日本兵，中间地上有一只呈炸裂状态的“铁火炮”。这只铁火炮下半部还完整，上半部已炸碎，碎片飞起，火焰四射。从画面上可以看出，这只铁火炮是两半合成的，就是金人的“震天雷”4种形式之一的“合碗式”。我国劳动人民在13世纪初创制的两个半壳合铸雷壳的方法，在过了4个世纪之后，欧洲各国才使用它来制造炮弹。
明代的炸弹种类增多，燃放方法也大有改进。依炸弹质料不同可分为铁弹、木弹、石弹、泥弹等。铁弹有“击贼神机石榴炮”，它类似现代的手榴弹。用生铁铸造，形状像成熟的大石榴。上端留一孔，内装火药和毒药，将药装满大半，再放入一个酒杯，杯内燃火种，用铁盖将石榴炮口塞紧。炮外壳涂成白色，上面绘成五彩花草。临敌时，可用手投掷，以炸敌兵，也可放置路旁，待敌人拾取后，动摇火种，立即引爆弹体，炸死敌人。
石弹有“威远石炮”，是一种类似地雷的炸弹，用石凿成，内装火药2斤，小石子100枚，用大石弹塞炮口，外观呈椭圆形，弹壁较厚。另外凿一火眼安装引线和发火装置，并用蜡封口固定，外接长绳以备拉发。守城时可置于城下敌人易接近处，野战时放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稍施遮掩，乘敌不备时，拉绳引爆。
泥弹有“万人敌荔枝炮”等。“万人敌”又称“火罐”，用生铁铸成，每罐装火药及斤，再装入铁蒺藜、碎石、碎铁等物，罐口安装引信，罐外四周有耳，系以粗麻绳，使用时，点燃引线便可随时掷击敌人，爆炸力强，弹片飞及数百步，伤敌甚众。此外还有木质弹“木炮”等等。
慢炮是一种定时爆发的炸弹，是明朝嘉靖中曾铣镇守陕西三边时发明的，类似现代的定时炸弹。这种炮的形状像个圆斗，外面涂五彩花纹，就像一个美丽的玩具，内装火药和发火装置，点燃后，三四小时自动爆炸。当敌人经过时，将慢炮放置路旁，待敌人拾取后，相互观赏时，突然爆炸。这种慢炮，在晚清时也有人制造，名叫“手捧雷”。清朝咸丰初年，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军，听说捉到了胡以旸电，便让他回去招降其兄胡以晄。赛尚阿让当时的兵工专家丁守存特制了一个装有炸弹的木匣，假称有一封信放在匣子内，让胡以晄交太平军首领。这种炸弹便是“手捧雷”，一启匣立即爆炸，十分灵便。
在明代除了使用各种炸弹以外，还有许多爆破器材。通常用管状、桶状物装入烈性炸药，引爆，用于攻城炸船等战斗中。爆破器材直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仍是攻克敌人碉堡、坦克、防御工事及桥梁、铁路等的重要武器。也许，今天的青少年们还记得战斗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他手中托举的炸药包就是一种爆炸力极大的爆破器材；还有《英雄儿女》电影中王成手握的爆破筒。尽管那时的爆破用器还很笨拙，火药成分也不够精纯，往往需用很大的药量才能发挥巨大的爆破力，但在当时战场上也曾大显神威。
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统帅数十万将士挺进四川，先后用爆破城墙的攻势攻克重庆和成都。张献忠在攻重庆时，以他的足智多谋，命令部队“多穿地道，四面攻城”，待地道掘至敌城墙下时，“灌以火药”，然后点火引爆，一声巨响，轰开了坚固的重庆城墙，大军从炸开的缺口攻入城中，活捉了瑞王。紧接着起义军进逼成都，成都防守严密，城墙高大坚厚，城上守军3万。起义军几次强攻，均被击退。张献忠决定用炸药爆破城墙。他命令部队砍伐数丈高的大树，剖开树干，掏空树心，装满炸药，然后两半树干合拢一体，用绸布缠紧，外糊泥浆，制成巨大的爆破筒。当这种高与城楼平齐的爆破筒伫立在城外时，明军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魂不守舍。张献忠又令部众从城北掘通穴道，埋上炸药。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城墙炸裂，声如雷霆。成都城大爆破可以说是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元。
明末另一位著名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也是位爆破能手。1642年，起义军第二次攻打开封时，大顺军在开封城东北角挖掘了长10丈、宽1丈多的大穴道，里面装满火药，放入三四条4丈多长的引信，然后引火爆破，崩塌城墙。据明代兵书《武备志》《火龙经》记载，有一种专门用于炸敌船的火药桶。即在木桶中放粗缓火药5斤，上面覆盖一层薄沙土。临用时，取无焰火炭二三块放在粗碗内，覆以薄灰，平放在桶内的沙土上，轻轻将桶加盖加闩，投掷时，须双手平举，轻抛出去，落到敌船上顷刻爆炸。这种火药桶不装引信，只要桶碰及目标，碗内火炭打翻，便可引爆桶内炸药，使敌人没有时间拾起来掷回。另外明朝还使用一种水上爆破艇，名叫“子母舟”。在母舟的后部只有两边帮板，腹内空虚，后藏一小舟，通连一处，亦有盖板，用来掩蔽人。母舟舱内贮满火药、纵火器具，船头两掖钉满狼牙钉，当与敌船靠帮时，用钩拒搭住敌船，拴上缆索，将母船发火，与敌船共焚，爆破手乘子船返回。后来又经改进，创制了更为灵活的联环舟。舟长约4丈，外面看像一只船，分开则为二只舟，中间以环联结，前半部船舱盛火器，船首钉满“大倒须钉”，遇敌时，猛撞敌船，大钉钩住船，然后点火，解脱联环，乘后半截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