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认同
如果说批评是“前沿”，学术研究是“后卫”，这两者的界限在什么时候变得模糊？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对当下的文学现象逐渐疏离，对学院式“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认同感？是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吗？当时的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许多批评家写起散文随笔来了。然而，更深的原因是否与自己20世纪80年代参与批评的问题积累有关？批评伴随文学思潮像疾风一样卷过，留下多少东西需要整理清点。是1990年吧，那时与谢冕先生通信，记得自己对“潮头”、“道旁”颇有一番议论，希望诗歌批评界有一批人能从潮流中抽身出来把批评提高到学术的层面。这是否就是自己从批评向学术研究转移的起点？
不过，我由意向到比较自觉的学术认同，还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北大是我满怀敬意与感激的学府，虽然我不是她的正规弟子，虽然她也丰富复杂，不是每一棵小苗都能长成大树，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北大传统的精髓，但对我个人而言，事业上的两次转变都是在北大受到启迪的。一次是1981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我从诗歌写作的困境中拔出腿来开始了文学批评，并从散文诗这个小小的文类入手，梳理了中国散文诗的理论与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第一本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的世界》。第二次是1991年，我应谢冕先生的邀请做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这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觉，我从诗歌成就的关注，转向了中国新诗“问题性”的关注，并为写作《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一书做了认真的准备。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化界，表面上非常沉闷压抑，深刻的反思与转变却在悄然进行。有的人在提倡“国学”，但更多的人却在重读典籍和学外语，思想和文化的特征正走向历史化、个人化和边缘化。这里蕴涵着复杂的隐忍与无奈，昭示了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思想的年代”的结束，然而也多少去掉了20世纪80年代的空泛与浮躁，把学术规则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待在北京大学，真是我的幸运，虽然当时我正在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内心里真是虚无之至，但谢冕先生主持的“当代文学焦点问题讨论会”，让我看到索寞年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理想的认同与坚持；而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学术史研究”课程，则给我展示了学术的意义和可能。北京大学的访问调动了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问题讨论中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意识到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处境中，既要破除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结构的迷信，又要避免迷恋道统“向后看”的保守主义倾向；既要对现代诸问题持反省态度，又要避免情感主义的尖叫与反讽。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不再单向依赖行动人物的权威，而是依赖各行各业点点滴滴的自觉自为的建构。因此，当一年的访问结束，离开北京大学时，我终于认同了自己的边缘地位，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幻想，在边缘重返自身。在一篇记述这次访问的随笔《在边缘重返自身》（《作家》，1993年3月号）中，我写道：
中国现代民主文化之实现，公民社会的个人觉醒和知识分子的角色到位，是诸多问题中关键的问题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不断向边缘滑落，既是社会经济决定论和权力意志制约的结果，也是从士大夫中蜕变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撤出文化中心地带所致。其实，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不断被逐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分子自身能否在不断失去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中，在危机与挑战面前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认清自己的边缘处境，在边缘寻求立足之地和开拓自己的存在空间。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痛苦转型中，怀着巨大的失落感，眷恋过去的美好时光，企图重新进入中心位置，并不能真正完成现代汉文化的重建工作。事实上，正是那种幽灵一样徘徊的“中心”情结，使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在顺从与对抗两极对立模式之外，发现新的事业格式和价值向度。
边缘位置与边缘处境尽管有被抛、失落的意味，但也不妨看成是本位的皈依。处于边缘位置不一定是坏事，不再被宠与看护的同时，依赖性、附属性和奴仆性也随之消散，从而真正以智力上的自治，民主开放的结构，在社会和文化诸问题中，发挥独立的清理、甄别、预测和建构的功能。同时，边缘的位置更能使知识分子真正面向民间社会：在民间社会寻求立足之地并作为民间社会的良知，在民间吸取力量智慧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同时又反弹民间社会的进步，从而更好地展开社会历史转型中文化价值的重建工作。真的，边缘是必要的观察距离和高度，正如德勒兹与柯塔利所说：“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区的边缘，更能表现另一个潜在社区，塑造另一种意识或感性。”
我觉得边缘的认同对我从批评到学术的兴趣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了我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也使我的心态变得平静和安宁。我生性不喜欢热闹，这时候对大学院墙内的生活有了更深切的热爱。我也曾在短文《说边缘》里写过：“如果允许我重新选择职业，我想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研究和说话’这一行当。尽管据说大学为‘学问进步’服务的宗旨早已过时，大学的目标已从培养精英转向培养社会操作型技工，然而我仍然眷恋那古老而美好的观念。当然，这与其说是对‘过时’观念的眷恋，不如说是多年人生体验后的认同。无论如何，对精神和思想来说，大学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片最具时间和空间驰骋的广袤天地。”当然，大学在体制化的过程中也日益走向僵化与保守，但大学毕竟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历史最后策略之一”，两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大学任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培养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意识，不必迎合肤浅低俗的社会潮流，这在当今社会虽然很不容易，带有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闭的色彩，但在这个纷纷扬扬、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现代世界里生存，自我孤寂也似乎只有在大学才是一种可能。我认为孤寂不完全是坏事，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当然是与世界隔绝，像一种疾病；但也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赢得了沉思的空间和自由思考的时间，使人有可能反思生存的时代，寻找自我的身份，追求精神的归属。
认清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归属之后，对一些现象便会有新的认识。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读《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顾颉刚八万多字的长文《古史辨自序》时，也曾深受感染，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时代与学术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重读这篇长文，留意更多的却是现代学术风范的形成。我是把《古史辨自序》作为现代学术史中一篇重要的文献来读的，想得更多的，是国学、家学与公学的关系，以及新式教育体制、新发掘的资料和西学等对形成现代学术传统的影响。也许，现代中国学术形态与传统中国学术并非没有内部的关联，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训诂学和文字学对于社会功利性的疏离。当然，现代学术不等于清代学术，现代学风的形成得力于考古学的发现和西方学术方法的启示，但中国现代学术形态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初步建立，显然得力于许多学者站在了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见识到西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而历史转型时期政局动荡，民间却对文化敬意尚存的时代状况，反而为现代学术的草创提供了有张力的空间。问题是，现代学术传统本身还很粗糙，它的价值体系由于时代的特殊境遇并未被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和理解，即使后来在这个领域中谋生的专业人员也未必全然了解它的意义，以其规则、规范展开自己的事业。
据说许多同行从事了大半辈子的研究，出了不少书，顶着“学者”的头衔，却对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一无所知，这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悲剧。但对我们这辈学人来说，更锐利的问题还是有了认同后愈觉得力不从心。我们是有先天局限的一代，没有私学经史子集的根底不说，即使公学也是极不完善的，更不用提阅读西方理论原著的能力了。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人，除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存体验换来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激情，有几人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资源赶得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我越来越意识到独特经验、感觉、激情的可贵与可怕，它可以转变为一种建设的力量，也可以变成一种消极的因素，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足够多的角度和知识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变成人类思想和文化遗产的结晶。
这些东西成了我20世纪90年代信心瓦解与沮丧的根源。虽然自己早已疏离了一元论的、抗衡式的做派，但只有现在才锐利地感到了自己的空虚。我想自己这辈子是做不成大学问、一流的学问了，即使做二三流的学问，也得全神贯注，尽快补缺补漏，再不能让当下的时髦话题分散精力，满足于著述的出版与发表，而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从最具体的学问做起，从基本材料入手，或许能提出和澄清一两个有意义的问题。
视野的拓宽
我的主要学术兴趣在20世纪中国诗歌，不是由于中国新诗取得了如何显赫的成就，而是它呈现出来的问题对我的感受、智力是一种有分量的考验和挑战。这种兴趣可能跟自己大学时代曾是一个狂热的“诗歌青年”，读过许多“朦胧诗”有关（“朦胧诗”出场既调动了我读诗的兴趣，也彻底地打碎了我的诗人之梦）。但实际上，1993年我才在谢冕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中，出版以“朦胧诗”为主要论述对象的专著《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以下简称《艰难的指向》）。这是我从批评到学术转型过程中一本写得非常仓促的书，以从“国家话语”到“个人话语”，再到“诗歌本体话语”的变化过程为基本思路，也通过一些正式出版物以外的材料，揭示主流诗歌以外的一支诗歌异军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这本书出版后似乎有些影响，也引起海外汉诗学者的注意，但我自己认为学术意义非常有限，不过是观照问题的立场和角度有所调整，强调了诗歌写作个人的出发点而已。而自己最萦绕于心的诗歌本体意义上的反思，却处处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最终还是未能跳出“社会文化批评”的魔圈。
写作《艰难的指向》过程中力不从心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可能是更为深刻的问题：边缘立场和“价值中立”如果不能得到学理上的支持，最终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应该说自己对当代诗歌的许多现象不算陌生。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阅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开始，我仔细翻阅过包括《文艺报》、《人民文学》在内的原始资料，阅读的过程真是惊心动魄，感慨万千。我也在谢冕先生的指导下合作了《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那篇未完成的论文，企图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体制化的文学观念做批判性的反思，然而这篇论文写到一半就失去了热情，因为我发现自己还是就意识形态做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是通过诗歌内在的问题来反思意识形态，我认为后者才有说服力。然而，提出诗歌的内在问题，显然又必须首先回答“诗是什么，新诗又是什么”的基本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扪心自问，却是不甚了了、充满矛盾的。这样，为了寻求答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阅读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自然是受益匪浅，但还是没能解决新诗的理论认识问题。原因大概既由于旧诗与新诗毕竟在经验、语言、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也由于新诗本身还不成熟。
如何在自身观念的矛盾和对象的不定型中展开研究？香港三个月的读书生活给了我一些启示。我是1996年1月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到香港的。所谓“客座研究员”，就是由邀请方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研究条件，让你自由读书与写作，临结束时提交一篇论文。这种没有杂事干扰的读书生活是我所希望的，更何况那时邀请我的岭南学院已迁至屯门新址，旧校则未移交，我住在风景优美的司徒拔道旧校，手持三所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而离我最近的香港大学图书馆又在薄扶林道，诗人戴望舒当年居住的“林泉居”就在这条道上。
香港是一个迅速膨胀的商业化海港城市，她耀人的经济成就，曾是英国殖民者的骄傲。但英国人看重的主要是她作为“转运港”的经济利益，对于文化和学术，除了在大学里推行英国体制外，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的政策。这样，游离于殖民者的文化秩序之外，超脱于家国政治争斗之上，香港的文化和学术反而有了“三不管”的超然色彩。这种超然性，李欧梵先生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视野曾著文说：“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形成了另一种政治上的边缘：在两岸政府言论控制之下，大陆和台湾不准谈的，香港可以谈；换言之，香港反而形成了一种可以在报章杂志上论政的‘公共空间’。”他甚至认为这种“边缘性”具有国际视野：“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李欧梵先生的论述充满热情，但是否一厢情愿地把香港文化空间理想化了？他是否忽略了“几种文化的边缘”也往往是多种政治文化势力争夺的“中心”？香港文学史研究专家卢玮銮（小思）就曾指出，香港“由于交通方便，政治环境特殊，已经不止一次成为国际政治敏感地带。近五十年来，这个中国人为主的地方，更是左右翼斗争、宣传必争的据点”（卢玮銮：《香港文纵》）。香港学者和诗人梁秉钧也指出：“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种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它代表了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做的事视若无睹。”（梁秉钧：《引言》、《今天》）而比较文学专家叶维廉则指出了殖民地商业社会物质宰制的悲剧：“有民族自觉和文化关怀的作家和艺术家，往往在‘呐喊’与‘彷徨’之后便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默……五六十年代很多有相当自觉的文艺青年都走上了不归之路，不然就是与爬格子的动物同流合污。”（叶维廉：《解读现代·后现代——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思索》）
这样看来，香港文化空间的“边缘性”不是一个现代神话，而是一个汇聚了多种矛盾的场所。它与前面提到的个人思想立场的边缘认同不是一码事。至于李欧梵先生认为边缘可以逍遥于中心之外，甚至可以北进中原或冲击美国，则更是浪漫奇思了。不过，对于一个没有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具体生存压力的客居学者而言，香港的确是一个打开视野和获得多重参照的地方。香港各图书馆的优势不在历史典籍，包括现代文学的藏书也完全可以说是乏善足陈，但当代方面却拥有很多内地学者无法读到的书籍和杂志，欧洲的、北美的、台湾的、香港本地的，而且全是开架阅读，检索和复印也是由读者自己操作，因此在图书馆读书的效率也高。
三个月中我读得最多的是台港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前者，是为20世纪汉语诗歌的整体研究做准备；后者，是实施这种研究必要的“强身活动”。在诗歌作品方面，最大的收获，是原有的视野之外，读到了吴兴华（梁文星）发表在香港《人人文学》、台湾《文学杂志》上的不少诗作，它们至少说明在人们一般的了解之外，当代中国诗歌还有一种趣味很高又极讲究形式的追求。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接触最多的自然是现代派与明朗派之争，但最让我留意的还是一批“新古典主义”的诗学论著，包括叶维廉在古典诗歌中为新诗寻找解困策略的比较诗学研究，林以亮对新诗形式的质疑，胡菊人、余光中、夏济安等对新诗语言的不满，等等。这些人的观点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林庚、20世纪90年代郑敏等人的见解有许多相通之处，是经过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潮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再体认。其中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没有民族主义和通俗主义的狭隘性，注意诗歌内部问题的讨论，却是最可贵的优点。
香港的文化空间是多元共存的，有钱穆、饶宗颐这样出色的学者曾在那里的大学执教，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二十一世纪》等学术刊物。但最大的特色还是中西交汇，得欧美风气之先，学者们擅长以新出炉的欧美理论和方法处理面临的一些思想文化课题。不过，无论从经济、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看，香港都是一个“转运站”，而不是知识、文化创新和生产的重镇。它疏离了母体的文化传统，自身的区域性传统又还没有形成，既缺乏充足的历史文化资源，现实价值取向又受到商业文化和西方趣味的引导。这就造成了他们比较重视个案的理论疏解的现象，却难以顾全整体提出问题。这种现象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明显。譬如香港诗歌，在现代汉诗格局中，其现代城市美学的想象风格是很鲜明的，甚至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汉诗想象城市、理解城市的进程，它从香港城市生态的独特性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诗歌想象城市的新的感知体系和书写策略。但香港的诗歌批评家却普遍以“后现代”理论进行剪裁和阐述。你的理论前提是西方的，又不是提出自己的问题与其对话，就很难获得独立的思想价值。
不只正面，也有反面和侧面。香港三个月的阅读和思考使我意识到，研究20世纪的中国诗歌，光有大陆的视野与资料是不够的。而对研究者来说，由于20世纪中国诗歌已不能在封闭的系统里理解，需要有相当广阔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背景，但由于20世纪中国诗歌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于大陆、台湾、香港诗歌的巨大差异性，使互参、互比、互鉴成为可能，诸多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尽管新诗还不成熟，新的诗歌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从诗歌发展中提出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还是可以有建构意义的。重要的是，问题一定得从诗歌现象中提出，有自己的真问题，对话与理论反思才能得到真正的展开。
从基本问题出发
学科研究的推进，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新材料推翻了旧结论，二是更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发现”了旧材料的价值。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循环互动的。尤其是在面对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时候，造成“历史遗忘”的，主要不是由于时间、战乱或其他偶然因素，而是硬性权力的选择和意识形态偏见。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思想观念刚刚有所松动，“九叶”和“七月”两个被强势所掩埋的诗人群便得以“出土”，而这些作品的“出土”，又怎样引起了人们对主流文学史所规划的诗歌地图的怀疑。更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论争对当代诗歌理念的冲击了，它不仅使我们反思当代的主流诗歌，体认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探索，也让我们更加注意中国“新诗”与外国诗歌难解的纠缠，而最终，当然也会对这一诗潮本身进行反思和质询。
就20世纪中国诗歌而言，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悲壮争取，已有不少的资料重见天日，理论资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匮乏，可以说在物质上为它的学术化研究准备了基本的条件。然而，当问题一旦从外部回到内部，学人的压力实际上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几年前，一家报纸组织了一场关于“批评缺席”的讨论，我曾用随笔《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发过一段议论：
文学批评有它自己的命运，包括自己无法左右的命运的命运。我们完全理解社会转型戏剧性来临状态下批评家们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但文学批评从过去轰轰烈烈的“方法年”、“观念年”、“语言年”的亢奋状态，一下跌入“缺席”的境地，却不能不让我们反躬自问：当文学批评来到真正的考验面前，即当政治与经济的主角位置开始交换，文学批评失去了传统的对手与拆解对象，失去中心意识形态的看护和以往读者的热情，需要从自身提取动力并依靠自身的价值观来支撑时；当世界文化信息流通转入正常，现炒现卖逐渐失去其新鲜感，需要批评家从本土文学现象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自觉去分析、命名和评判时；总之，当附加的外在价值逐渐剥离，文学批评须以自身的价值与方法直接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能否经得起短兵相接的考验？
这些问题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显然更为严峻。如果说，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能否抗拒种种诱惑，以思想、学问的价值为价值，真正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自己的专业，是基于角色认同和价值、趣向的个人选择，那么，做出选择之后，是否努力都能获得较高的学术意义？如何避免重复的无意义的劳动？如何在层层覆盖的话语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如何在“理论过剩”与“理论贫乏”的矛盾语境中保持吸纳与反思的平衡？如何在急切摆脱习惯思维方式的同时，对文化时尚持反省态度，坚持在偏侧的时代说出真实？去年我给一位诗人的信中曾说：“有时候我越来越怀疑思想、意识领域的‘新发现’，却对真实、言说准确有一种私心里的尊敬。人们每每迷恋于‘思想的深刻’，历史往往让真实与恰当的言说形式长存。”写这话时，我心里想的是新诗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过程中唯“新”是举的历史情结，思考它从这一情结出发，怎样造成了两种表面相克、实质相通的现象，从而看到，“新”的体制化也是一种压迫自由的力量，也在巩固某种意识形态，不仅误导诗歌离开基本问题，也排斥它多元的发展。
求真、求是是学术的基本立场，但“真”和“是”是先在的指标，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我只认同后者。我觉得，不仅现实和诗歌是两个无法对应的概念，现实诗歌和诗歌现实也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20世纪汉语诗歌现实是一个丰富、矛盾、多元的存在，也是一个运动、变化的存在。有半生不熟的白话诗，也有把现代汉语运用得非常出色的文本；有此起彼伏的形式探求，也有“诗质”的一再倡导；有政治抒情诗和新民歌，也有各种各样的实验诗；有矢志不移的探险者，也有浪子回头沉溺在古典传统中的人；有的诗人的一生诗作数量不多，但质量和风格相对稳定，也有人的诗风与质量前后判若两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诗歌现实。一般的批评和个案分析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做出选择，但学术研究在选择时至少要考虑到复杂多元的存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倘若对这种复杂多元性、运动变化性了解越多，就越会理解：由于20世纪中国新诗并未成熟，中国新诗学本身是一种问题学。换句话说，对于新诗研究的学术性的考验，首先是能否在复杂、多元、变化的诗歌现象中提出真正的诗学问题，然后是，对问题做怎样的阐述。
近百年来有多场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些问题反复被触及，诸如诗歌与时代、内容与形式、“大我”与“小我”、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懂与不懂，等等。谁也不能说这些问题是伪问题，但反复被讨论却不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是不是问题本身也值得反思？它们是表面问题，还是内部问题？是打扫好外围再攻打内部堡垒好，还是进入内部基本问题的探讨，让外部问题迎刃而解好？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诗歌研究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在外部问题上花的精力太多，因此去年在武夷山筹备召开了“现代汉诗研讨会”，得到了国内外汉诗学者们的支持和响应。会议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研讨主题，对“新诗”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并着重探讨了现代性、现代汉语与诗的关系问题。与会学者不是一般地对诗歌的历史现象进行归类和描述，而是更关心基本问题的性质与阐述的前提，这是令人鼓舞的。
20世纪中国诗歌的问题当然是很多、很复杂，它与这期间中国社会转型时代境况中文化心理、意识形态难解难分的纠缠，为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非常多的话题。但就诗歌的基本问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恐怕是它的言说方式，即它的结构和形式。而结构与形式的探讨又离不开语言问题的探讨，离不开作者与读者的共同认识。实际上，20世纪初中国的诗歌革命是与语言革命同时发生的，它的发展也始终与现代汉语规范的不稳定相关联，处于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语言背景却比较模糊的矛盾中。我认为这是“新诗”不成熟和新诗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的主要因素，甚至连“新诗”的概念本身也值得质疑。这样也决定它的研究不应自设一个主观的理论前提，任何时髦的理论对它都不适用。或许只能从语言和形式的基本问题出发，观察和思考它的生成与变化中的种种问题，在偏侧的时代寻找标准，在混乱中凝聚质素。我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便是基于这种认识的一次尝试。在写作中，我更深地体会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权势寄寓在语言（语言结构）中的观点。当然，在这里，对语言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传统语言学的理解，不只是稳定封闭的符号系统，不只是反映“现实”的媒介，或是孤立于社会的个人创作的结果，而是与历史、社会、政治联系紧密的文化行为。由此，我们便不觉得关注语言、形式的本体研究会流于狭隘和肤浅，甚至怀疑近年报刊提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矛盾是不是假问题。我们当然免不了会把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因素写进和读进文学作品中去，但离开了文学本身的基本问题，马上就会造成材料判断上的失误，自然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因此，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在内的西方学者，在面对艺术作品的时候，也是主张“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当代语言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反思性实践，更是留意语言、文本中历史、社会、个人意识的踪迹，从而发现了文化解构与建构的可能性。
问题仍然是实践这种语言、形式角度的研究时，自己理论、方法资源的贫乏，因而处处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从批评到学术研究的自我调整时，虽然最萦绕于心的是20世纪的诗歌问题，但也不能不花相当的精力做“自我健身”的工作：也读古代诗话，也读西方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著作，也留意海外汉学界和台港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心有所得时，也写一些“批评的批评”。从“批评的批评”中得到启示，滋养自己的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
本书中的文字，便是我“从批评到学术”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阅读心得。除《一个有风格的批评家》写于1984年9月外，其余均作于20世纪90年代。取书名为《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无非是标示我的谈论对象，是中国特殊格局中内地与香港两地的文学批评现象。由于传统、语言的共同而具体批评语境的不同，它们在当代形成了既相通又相异的批评“视野”。因为相通而又相异，所以能够在一本书中“共处”，彼此又形成比较与参照。基于这样的原因，内容也就按“内地的文学批评”与“香港的文学批评”两部分编排。当然，这种编排与当代文化批评中的“地缘政治”无关，更值得关注的倒是“两地”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越界”现象：香港的不少批评家，常常以内地的文学作为评论对象，而一些原是内地的批评家，现已生活在香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本不受地域的局限，“两地”批评的不同视野是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而现在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随着许多历史因素的逐渐消失，两地批评的视野也将逐渐融合。
由于本书源于自由的阅读而不是有计划的研究，因此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版图无关。而对于被谈论到的批评家，我想借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跋》中的一句话表示我的谢意和歉意：“实际得到补益的是我，而受到损失的，已然就是被我咀嚼的作品——那朵饮露餐阳的花。”
（《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王光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