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评朱耀伟《“香港散文”与本土认同》讲评
《“香港散文”与本土认同》力图审视香港回归中国前后“香港散文中的本土时空，一方面寻找散文中的香港，另一方面则带出本土当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凭据《香港岁月：百家联写》一书和马国亮的《荃湾的童年》的阅读，认为“‘香港散文’所隐含的本土认同其实并不是稳定单元，重点在于不同读者在文本中游走时所体现的灵活多元、和而不同的本土认同”。
复杂性、不定性和多元性，的确是香港文化的特点。
在殖民地的、边缘的空间谈论香港的“本土性”是一种冒险。港岛在一百多年前是一个小渔村，而香港有“割地”，有“租界”，华洋杂居，语言混杂，是各种文化交汇、多种势力角逐的场所。作为近代一个经典的移民城市，“本土”是什么？无论如何，与全球化相对的“本土”理念，不能不考虑历史、语言、文化传统等因素。香港的“本土”凝聚了哪些基本的质素？倘若不同作者与读者“阅读香港”时莫衷一是，是否恰恰说明香港是一个“全球化”的城市，而非原乡主义的“本土”？
香港20世纪90年代的确有一股怀旧潮，不仅散文，亦每每见之于诗歌、小说、电影和流行歌曲。然而，面临回归大限演绎的种种怀旧本事，究竟与“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还是主要缘于对未来的焦虑？深入后者，是否更能勘探怀旧潮背后的历史意识形态？
《荃湾的童年》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散文，像是香江渔火中传出的一支哀丽的挽歌。几年前我初读这篇作品，竟想起沈从文的《边城》。当然，它与《边城》的不同，不是边城的传奇，而是个人记忆中的香港沧桑。文中的叙述观点，与其说是怀旧的，不如说是反省的。然而这篇散文反省的重点，正是人与现代“历史大叙述”纠缠迎拒。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将“社会进步”与“垃圾越来越多”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是典型的城市感性戏谑。
谈论文学中的香港，“本土”的内涵与外延过于吊谲。
黄维樑《散文与结构》讲评
《散文与结构》的一个贡献，是澄清了流行甚广的“形散神不散”的理论观点，让它尘埃落定，不再谬种流传。文章认为“‘形散神不散’说乃源自对散文的‘散’字的误解”，并对产生误解的原因做了中西两方面的纵横追溯，广征博引，采撷众长，让人联想到作者写作《中国诗学纵横论》、《中国文学纵横论》的宽阔视野。在此基础上提出散文写作须重视结构的经营，既顺理成章，也激发人更多的思考。
作为一篇解蔽的论文，它是有力的，对于散文理论建构，作者提出散文佳作都讲究结构，所言甚是。不过散文结构在文类理论上有何特质，似可展开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在各文类形式理论的探讨中，散文形式美学的结构探讨最为薄弱，在这方面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其《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收了那么多诗歌、小说的理论文章，却罕见散文的理论争鸣。而西方的散文理论也似乎不如诗歌、小说的理论发达。然而任何一种文类，倘若没有形式美学上的自觉，创作和批评必然会受到影响。苏东坡在《答谢师民书》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在《文说》中又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现代散文理论能否找出其“行”、“止”的规律？
散文结构规律的确不容易探讨，这一方面恐怕因为它是包揽种类最多的一个文类，另一方面又是最自由、最个性化的文类，不像诗歌可以从音、意、象方面展开讨论，小说可以从叙事入手展开形式理论的探讨，也无法从散文经典中抽象它的形式美学。我尝试性的建议是：一、如果文学有“造境”与“选境”两种，散文是否更侧重“选境”，因为它主要以真实的个人经验作为描写的基础。二、更多考虑散文运用语言的方式。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从诗歌研究史中得到启示。《诗大序》曾提出：“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但作为诗体分类的“风、雅、颂”后来已不再流行，而作为诗歌修辞学体系的“赋、比、兴”却成了重要的诗学概念，被后人反复探讨。散文由于前面提及的特点，是否可从运用语言的方式上多做探讨？比之诗歌、小说，散文似乎缺少明显的形式美和装饰性，媒介（语言）是透明的，缺乏朦胧的表现力和艺术的纯粹性。拿瓦雷里的话说：“诗歌是跳舞，散文是走路。”散文语言更关心所指，注意力在思维的运动，像船在海面航行，不那么重视语言的姿式和能指的意义。但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文学类型，因为它是自由的、个人的，它在艺术修辞美学方面的一些牺牲，在内容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
最后，由梁实秋等人的见解出发，作者倡导散文结构的“有机统一体”，援引的也是权威的观点。但这恐怕只能作为一种比喻，在理论上难以成立。文字究竟是一种人工制造品，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是有赖读者参与才能产生意义的活动。文学和一切论述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它有“题旨”之外的丰富性，因此巴赫金能从中发现其嘉年华品格，而李欧塔则看见了“大叙事”中“小故事”的意义。小说尚且如此，散文没有闲笔趣笔，就不是散文了。
龚鹏程《吃喝拉撒睡：散文的后现代性》讲评
《吃喝拉撒睡：散文的后现代性》从骈与散、文与笔、古文与“今文”的辨析入手，高屋建瓴、纵横捭阖，而后将散文之所指归结为“其实是具有世相化（写日常琐事，世俗社会生活）、技艺化（义归乎翰藻，讲究文采）、俳谐化（文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不那么正经。有一点趣味、一点情致、一些滑稽幽默、一些戏笔，庄谐并作，鱼龙曼延）的那些文章”。这样阐述散文的基本品格，颇能让人认同。散文，与其他文类一样，其实是很难与时代（语境）脱节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随着人类生活的现代化，散文早从中国文学的主流（“正宗”）走向边缘，具有“后现代性”了。
然而从“吃喝拉撒睡”谈散文的“后现代性”，似乎“后现代”得不够。一是“吃喝拉撒睡”为人之本能，“古已有之”；二为现代散文提倡个性与自由，强调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引车卖浆，皆视为可作为散文的题材；三为“后现代性”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美学风格，已熏染各种文类，诗歌、小说、戏剧中比比皆是，不唯散文独领风骚。论文最后所举的洛奇的《小世界》，就是篇有名的后现代小说。
无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多么纷繁吊谲，从古代的粗分也罢，现代细分也罢，它在文学中的存在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无以名状是一回事，它已经存在并将不断有人写它、玩味它又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散文作为“文类”是否成立，绝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开会的几个人说了算的，甚至也不完全由写散文的人说了算，它须由作者与读者（学者和批评家也是读者）共同来决定，而作者与读者也不仅是现在的作者与读者，也包括历史的作者与读者。再者，即使人们无法为散文确定范畴，划出边界，提供明晰的理论概念，也丝毫不会降低散文的存在意义。或许散文之妙、之自由就在于理论上难以界定，因而可以游弋于种种文类的边缘，以“小说”质询“大说”的虚妄。
我愿以散文的“边缘性”，呼应龚教授的“后现代性”。
霍秀全《论朱自清的小品散文理论》讲评
朱自清的散文成就文学史已有公认，他散文理论上的贡献却罕见有专文论述。《论朱自清的小品散文理论》深入朱自清数量众多、文类各异的写作，参照具体的历史语境，比较同时代的散文理论，辨析他散文理论的意义，做了非常认真扎实的研究。我认为这篇论文，无论对朱自清研究，还是对现代散文理论的研究，都不可忽视。
论文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朱自清在现代散文源流问题上不同意周作人的观点。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做些补充、引申和对话。
朱自清不同意周作人现代散文的源头在明末公安、竟陵的观点，一是认为渊源更为久远，二是觉得现代散文主要受外国的影响。这表面上看是很有道理的，前者可以从鲁迅身上明显感到魏晋的风度，后者更是一种时代流行的见解。但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受外国的影响，诗歌、小说更为突出，何以“五四”初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反在它们之上？我认为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讨论性的观点，就是“五四”散文更多提取和利用了本国文学的传统资源。因为不用一切都推倒重来，能够“内应外合”，上路便自然快些。
至于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头之说，情形可能比一般人引述的要复杂得多。周作人在谈及新文学的历史关联时，每每不忘明末的公安、竟陵，与他重视人的自由，倡导“性灵”，反对文学“载道”，主张“言志”有关。周作人从来就是一个文学的“言志”论者，他对明末散文的推崇，也是放在“言志”传统的框架中的。因此他谈新文学的“内应”，明指“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说公安、竟陵是现代散文的源头，是指其直接的（或最近的）源头。这一点，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认为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言志派”与“载道派”循环交替的历史：从晚周开始，言志派崛起，到汉代，载道派取而代之；魏晋南北朝时，言志派死灰复燃，及至唐，载道派又起来压制，这种规律演进到明末，言志派又有了出头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朱自清与周作人在明末散文上的歧见，还反映出他们现代散文的不同理念。朱自清看中国古代的散文传统，角度与胡适相近，偏重言与文的对立，而它的散文，也越来越趋向谈话风。周作人却不那么单纯，他主张散文要“简单味”与“涩味”并重。他推举明末散文，但对公安、竟陵两派又还有区分。他认为公安派以简洁流利著称，而竟陵派则以奇僻生辣闻世。公安派的文学运动，正如胡适倡导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必然导致竟陵派的反驳。
周作人散文理论有很复杂深刻的一面，可以成为胡适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参照，由此似乎也可照见朱自清散文理论的某些不足，因为他的“历史的背景”论，实际上是时代背景论，而文学的兴衰沉浮，与“现代化”并无契约关系。
余丽文《书写旅行与城市形象》讲评
原也以为旅行是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感受到现代旅行方式、目标的变化，但《书写旅行和城市形象》一文，超越一般的经验与视野，带给人们许多新的展望：譬如旅行与消费、娱乐、移情、对“他者”的阅读、理想寻求和对自己文化的反观，等等，总之如文章“总结”所言，旅行已经“不是旅行”。在“旅行就是一种Shopping（购物）”的定义中，你当然也不会期待徐霞客或欧文式的游记了。
这篇论文对旅行及其旅行书写的展列十分丰富驳杂，它的好处是能容纳各种话题和材料，但往往也干扰了基本问题的深入探讨。譬如旅行经验与对旅行的书写，导游指南与游记散文，分属不同范畴，尽管交叉重叠之处甚多，但仍然需要用不同方法进行探讨。
文章主要探讨现代人在现代城市中的旅行书写，或者说现代人对异己城市的经验和想象，它如何拓展了新的空间，为游记写作铸造了什么新质，这些问题很值得深入讨论。
论文提到现代旅行也是一种文化旅行，并认为黄威融的文本把本雅明提出的“游荡者”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城市的旅行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与本雅明说的生活在城市又疏离城市的“游荡者”，在精神文化上恐怕难以等同：在本雅明的理念中，特别是在他的《波特莱尔与十九世纪的巴黎》中，“游荡者”这个名词是与他使用的“文人”一词互为换喻的。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是出入于群众之中、混迹于社会边缘的“文人”，他们与社会秩序格格不入，以写作谋生却不“职业性地”读书作文。他们不是专业的“知识分子”，而是孤独自由的“闲人”；写作不是他们的“工作”，相反，他们“不工作”，因为“在街头展示其闲暇懒散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同时，这个“游荡者”又是在城市“东张西望”的人（可又不是旅游者的好奇），他们与“人群中的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具体的目标，他们也不用相机把目见影像化，他们沉思默想，“有一个回身的余地”，然而正由于这个“余地”，他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培养，进入了一个充溢灵魂和想象的天地。本雅明认为，大城市其实不是由建造它的那些人书写的，而是被这些穿过城市、沉思默想的人揭示出来的。
浮光掠影的城市旅行者，有几人是波特莱尔式的“游荡者”？
叶瑞莲《大叙事与建国散文（1949-1956）》讲评
在大陆文学研究界，对当代中国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已有不少深入的研究，运用欧美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等新进理论重读当代文学，也不算新鲜。但以李欧塔对于后现代的论述，专论散文文本与新国家神话的营建，《大叙事与建国散文（1949-1956）》可说是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同时，本篇论文的写作参考了诸多的论文，广征博引（一万多字的论文，有一百二十个注释），仅就提出的参考文献，也足以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大叙事与建国散文”真是一个好题目，它的妙处不是“大叙事”这个名词能赶后现代的时髦，而在它与散文之间的矛盾张力。现代散文的理念，从内在精神上说，是自由思想着的人格、情趣的表现，从形态上看，是“散”（按龚鹏程教授主题演讲字疏义释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散人杂语”而已）、杂（杂文、杂感）、小（小品、“小摆设”）、随（随笔），鲁迅说：“我看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要紧。”它不是很容易跟文治武功的建国大业“接轨”的。然而，当代中国散文（不仅在1949-1956年，至少到1978年）又的确是新社会历史“大叙事”的体现者，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人断言：“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作的伟大事业。”（丁玲：《读魏巍的朝鲜通讯》）
深入“小叙述”文类与“大叙事”论述，正可以解读“建国散文”中的意识形态，让李欧塔、福柯等人的理论得到有力发挥；而如果在材料的选择和文本的透析上更上一层楼，则会更具问题论述的针对性。
论文的征引虽然广博，但他人论说的引述，似不能替代有关论述对象之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尤其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文本。具体作家的著作且不说，谈论1949-1956年的散文，至少要注意《散文特写选（1953年9月-1955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散文小品选（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7年）、《特写选（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7年）这些选本即使在编选原则上也呈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如散文、特写（通讯、报告文学）并提、并重，反映出社会化的叙事形态。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大叙事”散文的突出面貌，不仅表现在取材上、描写方式上，也在形式上有突出表现。
至于论述的完成，散文所叙内容的直接举证固然为一种论述手段，但终归表面，人们也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早有警惕，例证的平行展列是对批判性分析、思辨的逃避。而就“建国散文”而言，“大叙事”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运作比它伸长脖子直通通地高唱“颂歌”、“凯歌”、“战歌”、“高歌”要复杂得多，往往“内化”成了某种僵硬的风格，形成了一套结构模式和“升华”机制。当代散文“大叙事”现象的研究，能否深入到它的“内部”层面？解构主义批评阅读文本中的矛盾，驱使其自我解构，新历史主义经由表层文本发掘“潜文本”，这些批评和研究方法是否值得参考？我在香港的朋友、浸会大学的黄子平，运用这些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就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我基本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在谈论某个事物，就要尽一切可能，进入该事物的内在理路；而如果是谈论文学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较为理想的状态，也要经由文学的“中介”状况，勘探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是如何运作的。
200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