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见到一些有识之士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前途表示出深切的焦虑和担忧了，尽管风尚转移，人心索寞，如入无人之阵的文学批评绝不会因为几声焦虑的呼喊而改变现状，赢回自己昨日的辉煌和商业社会中纷纷离散的观客，但面对社会历史转型期文学批评的颓势，熟视无睹所带来的不只是批评自身的衰落，因为活跃而严肃的批评风气，不仅是一个时代文化氛围的写照，而且是一个民族健全理性的标志。
文学批评的危机的确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那种充满青春朝气、诗意和激情的气氛已经遥远得无可追回。由于中心意识形态和商业经济潮流的裹挟、刊物的委顿、读者的疏离，以及批评队伍自身的分化、隐退、流亡或者改弦易辙，过去令人瞩目的批评方阵早已七零八落，剩下一个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格局。尽管我们不必把批评的现状看得过于黯淡，面对意识形态话语威权和商业经济的隐形权力话语，趋炎附势的毕竟是少数，一些人不过是转换了批评的话语方式而已，或是从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改用了随笔、杂文和散文的言说方式，或是转向了学术研究，企图把时代氛围中提出的问题和纷繁的思绪，放到历史与理论的学术框架中进行梳理和审度。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转型社会权力与金钱的双重暴力，批评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它历史的进步几乎同样多，甚至更加醒目了：无论是对当前文学现象评说权力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或是应着文化消费市场的“订货”，把严肃的批评沦为一种宣传广告；无论是顺应世俗化潮流，向时尚献媚、调情，无视艺术创新与文字游戏的界限，放弃自觉自为的文化自救责任，或是进行“革命”与“先锋”的比赛，把一切产品都贴上时髦的“后现代”商标等等，都驱使我们惊醒与深思：面对转型社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的批评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和独立性？它是否能够以自己的思想、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影响大众的精神生活与文学趣味，从而回应商业社会的物化倾向，提高民族的判断能力和心灵自救能力？
文学批评有它自己的命运，包括自己无法左右的命运的命运。我们完全理解社会转型戏剧性来临状态下批评家们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但文学批评从过去轰轰烈烈的“方法年”、“观念年”、“语言年”的亢奋状态，一下跌进“缺席”的境地，却不能不让我们反躬自问：当文学批评来到真正的考验面前，即当政治与经济的主角位置开始交换，文学批评失去传统的对手与拆解对象，失去中心意识形态的看护和传统读者的热情，需要从自身提取动力并依靠自身的价值观来支撑时；当世界文化信息流通转入正常，现炒现卖逐渐失去新鲜感，需要批评家从本土文学现象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自觉去分析、命名和评判时；总之，当附加的外在价值逐渐剥离，文学批评须以自身的价值与方法直接面对当前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能否经得起短兵相接的考验？也许包括缺乏好作品与好读者在内的怨艾，只不过是问题的表象。更根本的症结在于：对缺乏自身价值的根本追求、长期被现实功利策略所养育的我国当代批评来说，虽然经过诸如“新方法”、“新观念”的沐浴，但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手术，并不能摘除潜伏已久的隐患。
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以它的人文价值和对文学这个特殊语言系统的深入把握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它只能以其“最内在的自我”与作家、读者对话，用自己的专业话语敞开被遮蔽的存在和精神现实，通过对文学现象的选择、拆解、组合、命名、判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面对批评的困境，我们必须把自身的精神建构和专业能力的锻炼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的年代，自觉追求批评本身的价值。
199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