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是一篇出色的演说词，其中关于高等学院那世外桃源般的议论，十分投合现代社会中日趋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口味。他说：“如果轮到我来对学院进行解释的话，我将说，在学术机构领域内，它是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荣誉通常是权势的一种损耗。而在这里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在这里除了研究和说话别无他务。我想说，这就是高声地谈论他的研究梦想，而不必去判断、选择、推进，不必屈从于某种有指导的学术活动，目前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几乎是桩不甚公平的特权了。”
我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潇洒轻松。具体生活压力自不必说，即使清心寡欲，“高声地谈论他的研究”也大半是一种不易实践的“梦想”；20世纪以来，无论是民族的生存危机，或是意识形态或商品经济的权力话语，都曾使平静的校园失去平静。特别是在这个务实的时代，当远大精深的思想追求降格为一种生存的方略，当对高贵精神情怀的向往转为一种膨胀的物质欲望，似乎无需叩问人的远景和未来，只管“现世主义”地“潇洒走一回”的时候，选择“研究和说话”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能不以为有些堂·吉诃德的色彩。
但是如果允许我重新选择职业，我想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研究和说话”这一行当。尽管有大学为“学问进步”服务的宗旨，“学问与人生等价”的价值观早已过时，大学的目标已从培养精英转向培养社会操作型技工，我仍然眷恋那古老而美好的观念。当然，这与其说是对“过时”观念的眷恋，不如说是多年人生体验后的认同。无论如何，对于精神和思想来说，大学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片最具时间和空间驰骋的广袤之地。
选择文学和喜欢大学院墙内的生活，于我都是一回事。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于人生诸多的限定与不自由中，赢得心灵的自由；才有可能不像独眼龙一样只注目于经济指数的增长，进而重新肯定精神和思想的价值。虽然从传统社会“儒家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到当代“皮毛理论”的盛行，知识分子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不断向边缘滑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但我仍然固执地认定，在产值利润和衣食住行之外，还有人道和人心，传统人文精神的转化、现代科学精神和民主文化的重建、公民社会的个人觉醒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自明是诸多问题中的关键点。不是甘于寂寞或不甘寂寞的问题，而是自身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面对不断边缘化的趋势，能否在边缘寻求立足之地和开拓自己存在空间的问题。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当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调换之后，文化人不断被抛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不仅失去了万人景仰的辉煌，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不再作为社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是顺应社会风尚的变化，还是把握住历史变迁中恒定的部分，在危机和挑战面前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知识分子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种种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我真想说，在近现代中国，真正对文化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的人，不是各个历史阶段的“明星族”，而是自觉自明的边缘知识分子。从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顾颉刚，到金岳霖、巴金、沈从文和钱钟书，与其把边缘处境看成“被抛”和“失落”现象，不如以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位皈依，在边缘站立，更能以智力上的自治，人格上的独立，在社会文化诸问题中，发挥清理、甄别、预测、建构的功能。同时，边缘位置更能使知识分子不带偏见地面对时代、历史和现实社会，体现真正的社会良知和文化良知。真的，边缘是必要的距离和高度，如德勒兹·柯塔利所说：“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区的边缘，更能表现另一个潜在的社区，塑造另一种意识或感性。”
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认同自身的边缘地位，既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也意味着价值向度和话语姿态的自我调整。研究、说话和写作，不只是独立、自由对权势的抗争，同时也是不使别人屈从自己的平等态度，从而真正把思想的表达变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对话。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不就是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争取心的理解、同情和升华吗？
199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