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之间，黄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这10年正是祖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尤其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作为一个革命干部，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奋斗了半个世纪，却未能看到这个翻天覆地的新局面，实在是一件大憾事。
一、相逢在解放了的中山
黄健同志，我早闻其名，知道他是20年代的老同志。30年代末，我在中山县委工作时，曾多次到他长洲乡的祖居开秘密会议，知道他的同乡兄弟受其影响颇深。40年代我到了珠江纵队，知道他在澳门，当濠江中学校长，同时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工作，那时彼此神交，书信频传，给我的工作很大方便。但我们始终未能谋面。直到广东解放后，1950年我在珠江地委工作，机关设在石岐镇，他正好也在那里，有缘第一次见面。“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各自倾诉了过去艰苦的战斗历程，感叹我们都是战火中的幸存者，为能建设社会主义而欢欣雀跃。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黄健同志当时任中山县石岐市副市长，主管市政建设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发动群众修建环市公路的情景。当时经费很少，又无经验，要在长达两公里的低洼水稻田中修公路，谈何容易！料不到他竟想出了发动群众献石头的点子。于是，全市的党政干部以及普通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掀起了一个献石头、参加义务劳动的热潮，硬是用肩膀挑，用小车推，把群众献出的垒成小山般的石头、砖头铺到计划中的路面上去。约半年多，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惊喜地看见岐江江面架起了便桥，公路也通车了，大大缓解了市内交通的拥挤。现在，通往珠海、澳门和中山新港的主干线，正是当年的“环市公路”。
二、合作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
1952年珠江地委与西江地委合并，加上粤中地委一部分改为粤中区党委，先后迁到江门和佛山，因此，我和黄健同志就很少见面了。1958年，我受命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恰巧黄健同志也从省政协调暨大任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学校决定成立生产生活办公室，委任他为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为绿化校园作了良好的开端。当时，学校在一片田野中兴建校舍，没有一棵树木。学校领导很重视绿化，制定了蓝图，由黄健同志执行。他不但有办法，而且亲力亲为，带领一班人很快就从各地找到1 000棵三华李，1 000棵梨树，1 000株细叶桉，一大批菠萝、桃树、龙眼等果苗和青竹及其他树苗，还开辟了一个苗圃。他的指导思想是把绿化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如今，历经几十年的变迁，果树虽已荡然无存，但细叶桉、梧桐、青竹、绿葵等还处处可见。明湖湖畔垂柳青青，道路绿树成荫，堪称暨南一景，受到历届师生的赞誉，这几年还受到广州市绿化委员会的表扬。奠基者正是黄健同志。
第二，保护师生健康，使教学正常进行。1960年至1961年间，由于全国性的暂时经济困难，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健康情况颇为严峻，体质相继下降，水肿、肝炎蔓延。省市委、省政府以及学校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多次开会，商讨对策，指出“保障师生的健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学校除了减少乃至暂停劳动课外，还抽调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副校长和党委书记）到生活第一线去。黄健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命为生产生活办公室主任，力挑重担。而他自己健康情况就不好，血压高，常出现头晕症状，为了坚持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身带一条毛巾，除了擦汗还作治疗高血压之用。当血压升高，就用此毛巾蘸湿冷水敷于脑门上，使血压下降。一年里他带着病体，呕心沥血，想方设法搞生产，找副食品，没有吃过一顿香饭，没睡过一宿好觉。当时，我也和他一起白天和工人同劳动。我们早起上班，和工人一起干活，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吃午饭，然后回家闭一闭眼，三点钟又上班了。晚上工人休息了，干部还要开会。黄健同志还要常出外采购诸如猪种苗、生油、白糖、豆类、咸鱼及其他副食品。由于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团结群众，全校师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终于不到半年就办起了两个农场，一个菜牛场，为饭堂提供猪、鱼、鹅、蔬菜等副食品。此外，黄健同志还响应省政府的号召，发动师生动员海外亲人捐献化肥。共募得化肥267吨，为支援农业作出了贡献。一部分县、市见我校师生生活困难，主动提供副食品援助，如猪肉、牛肉、生油和豆类等，从而缓解了教工、学生的生活。每月提供生油给教授壹斤，其他教工每人半斤，并提供给教职工购买咸鱼、米酒等副食品的方便；此外，开办服务饭堂，为持有侨汇证的学生服务。经过这样的努力，大大改善了师生生活，水肿、肝炎很快得到控制，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使师生健康得以恢复，教学也恢复正常。对此，广大师生深为赞许，暨南大学也受到省政府的表扬。
可是，后来省委个别同志不明真相，说暨大某些做法是搞资本主义，违法乱纪，给黄健同志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谁都知道，黄健为人胸怀坦荡，不工于心计，所以他在生产生活办公室工作期间，一些政策是根据上级会议指示或有关部门领导口头的许诺去执行的，他一心为师生的健康着想，哪有想到日后别人会作为“无文件根据”，而定为“违法乱纪”来整他呢？但是当事人是一清二楚的，群众也是能辨别是非的。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一个教工同学把上述那些“错误”的材料，当作批斗“走资派”的炮弹。在批斗黄健同志时，红卫兵尽管大声叫喊“砸烂黄健的狗头”，但大多数人暗地里却同情他、保护他。因为大家都感激他，在生活困难时，他为师生健康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这一桩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9年才得到平反。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中央和省里都积极备战，命令暨大立即到边远山区建立后方。1964年成立备战办公室，任命黄健同志主持办公室工作。上任伊始，他便与三位同志先到英德县探查。没有车辆，3个人到县政府借来3辆自行车，骑着它们往来于山间小道上，走遍大半个英德，历时半个多月，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随后跑到南雄，踏遍了大庾山南北，也找不到合条件的后方基地。最后根据省委指示到广西兴安县才选定校址。于是，他带着10多个人在相隔5公里的两片荒野上，爬山越岭，探查基建。其时，黄健同志年已花甲，身体又不好，血压居高不下，工作极其吃力，曾两次病发。一次，他爬上山顶察看地形，突然手麻头晕，虚汗淋漓，无法支持，他在这危急的时刻，又用随身带着的毛巾蘸冷水敷头，从而使病情稍为缓解，但无法自行下山，后来由一位青年干部把他背下营地，经过服药休息才转危为安。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风趣地说：“这里地处漓江之畔，灵渠之侧，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嘛！”他总是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第二天他又照常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找建筑材料。来回在两个工地检查施工情况，一趟就是一整天。他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地工作，没有假日，不知休息，历时两个寒暑，最后克服重重困难和自身的疾病，终于在1967年胜利地建成38幢课室、宿舍和附属建筑，共七千多平方米，圆满地完成建设备战后方的任务，交付学校使用。
三、老革命本色永耀人间
我较早就知道，黄健同志投奔革命初期，不到10年就被捕5次，过了5年的铁窗生涯。他坐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牢，也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受过无数的肉体折磨。他不但毫不畏惧，从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反而越战越勇。1927年8月他在中山被捕解到广州监狱，至同年12月广州起义前夕，他与革命同志取得联系，起义枪声打响后，他号召和率领难友合力砸破牢门，冲出监狱，领了枪支系了红布，参加了广州起义的战斗。在监狱中更学会与敌斗争的艺术。他和铁窗战友一起，多次进行反虐待、反迫害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铮铮铁骨，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干部！
解放后，在中山他是一位有名的老干部。到暨南大学也是数一数二的实干家。但他从不恃老居功，相反总是那么谦虚。他严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尊重领导，当然，领导同志也敬重他。
对党分配的任务，他从不推辞。1964年以他年老多病之身，分配到边远山区搞备战，本来是不合适的，但他没有二话，欣然受任，并且干得很出色。对工作，他极其认真负责。在他的日程表上没有星期天，只有工作，工作，再工作，做不出成绩，誓不罢休！同志们都誉称他为“忘我劳动的实干家”，但对名利他极其淡泊，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从中山到暨大，几次提薪，他都让给了别人。
他严于律己，对下属也严格要求，那些工作拖拉、不负责任的同志，必不能躲开他严厉的批评教育。他光明磊落，对同志不记仇，表里一致，绝不背后说是道非，更无对犯错误者落井下石。同时，他对下属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婚姻等问题都常惦记心中。他和群众之间是和谐的、亲密无间的。同志们对他的高尚品格、诚挚朴实的作风非常赞赏。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一些不知底细的人竟把他当作“叛徒”来揪斗，大搞逼供信，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消瘦，连走路也感吃力。暨大复办时，他已年近古稀，却仍恳切要求分配工作。我们见他只身在暨大，健康也不是短期内可恢复，反复劝他到澳门疗养，他却坚决不依，大有“报国未酬壮士志”的一股壮志难平之慨！不久，他走路摔倒引致骨折，入院治疗一个多月，才逐渐明白，“春风不染白髭须”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后来家人配合做工作，他才以暨大董事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勉强离穗到澳门，边休养，边工作，他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同志们是铭刻心头的。
不料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黄健同志安息吧，今日已是“山花烂漫时”，你可含笑九泉了，待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建成时，您的儿辈定会“家祭勿忘告乃翁”的。
一个老革命者的高大形象，将永耀人间！
1991年7月于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