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海林
2001年10月中旬，我与爱人飞赴澳大利亚开始为期一年的探亲旅程。当时梁奇达二伯正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住院，作为晚辈，我们很想去探望他老人家并向他辞行。可是由于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按照广东人的习俗，我们不宜外出探访他人。于是我们便打电话给二伯娘杨绮，探听二伯的病情并转告我们的问候，约定一年后再去看望他们。当时二伯娘还宽慰我们，让我们放心启程。第二年的10月初，就在我们即将踏上回国航程之前，却从弟弟的电话中得悉二伯刚刚去世的不幸消息。本来还差两个星期就可以见面了，想不到却从此阴阳两隔，一时间让我们怅然若失，难以接受。二伯那宽阔、象征着智慧的前额，他眯着眼睛对着我们轻轻微笑的慈祥面容，总是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久久不能挥去。
二伯父的来历
其实，我与二伯毫无血缘关系。我姓钮，广西人，他姓梁，广东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二伯父呢？说起来，这还有一番来历呢。
1937年，党组织从不同的地方派李国霖、梁奇达、徐云（钮昭，即我父亲）到广东省中山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正如二伯生前为我父亲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的：“尔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我们连真实姓名都不要，改用代号，他称老三，我叫老二，我们这样相称，直至他离开人间。”
另外，从年龄上讲，二伯实际上比我父亲小两岁，那么他怎么会排行“老二”呢？“文革”后期，我和爱人去大伯李国霖家做客时，大伯娘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迷。原来，当时他们三人组建革命家庭时，大伯、二伯都已结婚，只有我父亲还是单身，于是就将父亲排成“老三”。正是这层关系，我们兄弟从小也随父亲的叫法，尊称李国霖为大伯、梁奇达作二伯，而他们也的确像伯父一般，关怀着我们的成长。
“多少补点油水嘛”
1958年我父亲从省政府机关下放到海南岛，1961年我母亲冯坤也被迫带着我70多岁的奶奶和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弟弟去了海南，只留下我一个人寄宿在广州华师附中读初中一年级。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物资十分贫乏。初一学生每月粮食定量25斤（长一岁加1斤，加至31斤止），油2.5两，学校的伙食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我当时又是长身体的时候，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
一次，我父亲来广州开会。二伯知道了这个情况，他说：“你叫他（指我）星期天来我家吃饭，不管怎么样，多少可以补点油水嘛。”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去，因为他家有5个孩子，粮油也不富裕。过了一段时间，二伯见我没有动静，便叫也在附中读书的女儿愉辛通知我，星期天一定要去他家吃饭。
没办法，第二天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暨南大学。二伯见到我来，十分高兴，就像迎接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既亲切，又随和。但是，当时由于我年纪小，有点怯生，又是第一次单独上门吃饭，那顿饭不敢吃饱。饭后，我想到革命前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从兜里摸出一张半斤的广州市粮票递给二伯。二伯接过不知是什么，就凑着灯光细看。忽然，二伯侧着脸对我轻轻笑了起来，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直笑得我不知所措。二伯见状，收起笑容，拍拍我的肩膀：“拿回去，拿回去，我同你爸爸讲好了，就是叫你来补充点油水，你看你……”见我执意要给粮票，二伯娘笑着走过来对二伯讲：“算了，你不收，海林下次不敢来了。”接着又对我讲：“这样，这半斤粮票先放在我这里，以后不用再拿粮票来了，不然就不准你叫我二伯娘了。”就这样，借助这半斤粮票的“光”，我每个星期天去二伯家“打牙祭”，直到半年多后，我母亲因肝炎回广州治病、疗养，我才没有再去二伯家“补充油水”。但是当年同二伯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饭的热闹场景，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千万不能让杜勒斯得逞！”
1963年春开始，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时，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现实，全党又开展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教育运动。当时舞台与银幕上出现了一批《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姐》、《英雄儿女》等优秀节目，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时我正在上海海关学校读书，学校很重视革命理想教育，同时，根据上级有关指示，专门针对干部子弟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运动。我除了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外，有时也会给二伯写信，讲讲自己的体会。
1964年的一天，我收到二伯的一封长信（以前从未回过那么长的信），开头一句是“海林小弟”，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信中除了鼓励我要好好向当时公开报道的几位革命后代的优秀代表学习外，还不点名地讲述了几名不争气的干部子弟堕落变坏的事例，要求我引以为戒，二伯还讲，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以强硬反共出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经过战争考验，很难让他们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将中共“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身上。接着二伯深情地写道：“我们（当然包括你父母）当年流血牺牲，打下了红色江山，你们一定要继承我们的革命意志，千万千万不要让杜勒斯的预言得逞！”
可惜的是，由于二伯在信中提及几则反面事例，信末交代我阅后烧掉不要保留。因此，这封信我在看过几遍后，只好违心地烧掉了。然而，二伯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千万不要让杜勒斯预言得逞的教诲，使我至今铭刻在心。可以告慰二伯的是，在收到此信后半年，我就加入了共青团。197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多次被单位评为优秀党员。
“去韶山和井冈山看看吧”
1966年初秋，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当时中学以上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船在全国“大串联”。9月下旬，我和一位家住广州的同学从北京回到广州，听说我父母在海南岛被造反派关管起来，于是我不敢回家，准备约同学回上海返校。
一天，我辗转找到位于农讲所旁边一座陈旧的小楼二楼——这是二伯的新居，他当时正闲赋在家。只见地方狭窄，家具也十分简单，只有最小的儿子凯明因小学“停课闹革命”陪他在家。二伯很仔细地听我兴致勃勃地讲述上海、北京搞“文革”的见闻，一边听一边连连叹气：“哪有这样搞法的，哪有这样搞法的！”这真是给我这个“红卫兵”泼了盆冷水。针对当时的做法，二伯给我讲了许多对“文革”的不理解，这些多少使我头脑稍稍冷静了一点。然后，二伯劝我对“文革”还是要多听多看少参与。说实话，当时我还觉得二伯怎么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
最后，我说我要回校“搞革命”了，他说早点回去也好。突然，他叫凯明拿本《中国地图册》给我。他对我讲：“反正现在你们学生坐火车不用钱，你不如去韶山和井冈山看看吧。”接着，他接过地图册，拿着放大镜找出这两个地方，告诉我说：“韶山是毛主席家乡，已经通火车了。井冈山没有火车，只能先到南昌，再转汽车去井冈山。如果没有车去，你们红卫兵可以要求省委派车，革命圣地嘛。”临走前，二伯送了我一张他们全家在1965年的合影和几张解放初期的生活小照给我留作纪念。
我和同学参观完韶山后，来到南昌，那里果然没有直达井冈山的班车。于是我们就按二伯交代的办法，串联了一大批北京等地的红卫兵去江西省委接待站。开始他们以为红卫兵又来造反了，十分紧张，后来听我们讲要求去参观井冈山这个革命摇篮，才松了口气。并答应马上上报，叫我们留下姓名住址。第三天，我们作为第一批红卫兵坐上了开赴井冈山的长途汽车。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佩服二伯的良苦用心，他用这个办法，阻止了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那个乱世中冲冲杀杀，而我在韶山、南昌、井冈山等革命圣地接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对我后来的成长又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二伯送给我的几张照片，则成了我永久的珍藏。
“文革浩劫”结束后，我父母回到广州重新工作，我们兄弟几人也陆续回到父母身边。这样，我们见到二伯的机会才逐渐多起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我父母在“文革”中身心备受摧残，而二伯身体也时有不适，这样，我见到二伯的地点常常是在东病区——不是他来探望我父母，便是我们去看望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二伯，是2000年11月。当时我母亲因患癌症在东病区开刀，我们为此忙得团团转，也不想通知年事已高的老前辈们。一天，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84岁的二伯在二伯娘的陪伴下急匆匆赶到病房，亲切看望我母亲。我母亲称他二哥，他叫我母亲三妹，他们手拉手讲了很多互相鼓励的话，都说要做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二伯还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千万不要客气。在我们多次催促下，二伯他们坐了近一个小时才离去。望着二伯迈着稳重的脚步走入电梯的背影，谁能想到两年后竟已天人隔世！
虽然二伯不属于我血缘关系上的伯父，但他对我这个世侄却视如己出，正如京剧《红灯记》唱词中所唱：“他比亲人还要亲。”虽然二伯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倾注在我身上的拳拳执父之情却永远温暖着我的心。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可亲可爱，他的风范与卓识又是那样的可钦可敬。在敬爱的二伯周年忌日到来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对老人家深切怀念的无尽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