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
梁奇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梁奇达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好领导、老红军，他是广东省恢复党时最早入党的老党员。我是在中山五桂山中山人民义勇大队时认识他的，接触不多，给人一种很亲切的印象。由于我很快离开了义勇大队，调到珠江纵队司令部工作，以后调动频繁，没有见面；直到80年代初，我从外地回到广东，才又见面了。几十年过去了，老领导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兵。
从北方回到广东，就是回到老家，有所谓“落叶归根”。我对广东比较熟悉，当时热火朝天地编写革命回忆录，我便加入了编写妇运史工作。以后又参加了珠江纵队编史的活动。由于我是珠纵的一员，对当时领导、同志都较熟悉，在编写活动中，好像又回到当年司令部一样，所以热情很高。在编辑《怀念林锵云同志》一书、珠江纵队50周年、拍摄《珠江怒潮》历史文献纪录片等工作中，接触梁奇达同志较多，算起来也有十多年了，平时跟随他外出也较多，所以也有所了解。
梁奇达同志，当官几十年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同志爱护和关心。虽然年纪大了，作风依然没有变。我每次去探望他或送材料给他时，他都说这样辛苦跑来，留下来吃饭吧，或叫吃点什么等，我觉得这不单纯是吃点东西，而是对同志的关心。他离休后，对历史高度负责任，非常关心和支持编史工作。他身体不太好，但凡请他帮助的事都很乐意。珠纵粤中女战士联谊会成立十周年出版《晚霞金辉》一书请他题词，他题了词：“巾帼英雄姿，夕阳犹展翅，十年三有情，佳话遐迩誉。”他十分谦虚，还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有，请他为烈士陵园题写碑文、对联等，他都一一答应，从未推辞过。虽然躺在医院病床上，他还对碑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拍摄《珠江怒潮》需要他提意见，可是当时他正在吸氧，我们觉得不好打搅他，但时间紧迫，只好去问他。他也热情接待我们，真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支持，也可见他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责任感。邀请他参加党史座谈会等，只要他精神可以，也坚持参加。有一次去新会开座谈会，不知怎的，他突然生病，马上送到医院，住了几天好了，才回到广州。
珠纵很多活动我都参加，体会到珠纵的几位领导都是十分认真的，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能有这样的精神参加活动是难能可贵的。当他们出现在会场上，同志们都热烈鼓掌，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就在这十多年中，完成了几件大事：为林锵云同志出了书，庆祝了珠江纵队成立50周年，拍摄了《珠江纵队成立50周年》、《战地游》，更宝贵的是《珠江怒潮》的拍摄成功，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财产。在这些活动中梁奇达同志都作出了贡献。50周年拍摄的《战地游》，是由他一手策划组织的，是由暨南大学电教室负责承担拍摄工作，组织有关老同志到当时战地拍外景，花了不少精力。拍摄《珠江怒潮》时，本来他已到外地休息，我们跟踪找到他，他也很乐意接待我们，提供很多史料，并亲自作了讲解。
梁奇达同志对珠纵的历史牢记在心，我曾听他说过多次。他说，五桂山的古氏宗祠，当时是珠江纵队的所在地，是司令部常驻的地方，很有革命历史意义，希望装修一下，扩大一些地方，将珠江纵队的历史陈列出来，作为对后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里还有我们牺牲的战友，有日本鬼子烧杀的历史痕迹，原来司令部所住的那座侨房，被鬼子烧光了，只剩下一块空地，害得我们的好阿嫂（该房的主人）无家可归。凡是回过五桂山的同志都有这个想法。听说现正在修缮古氏宗祠，梁奇达同志若知道，也当含笑九泉，因为他的愿望实现了。
梁奇达同志对党史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凡是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都应该肯定。在讨论《珠江怒潮》时，他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对在中山起过作用的几个历史人物应该肯定。如孙康在大革命时就是共产党员，广东建党后他是省委委员、东南特委委员，是敌后武装的创始人之一，是很有功劳的，介绍时应该和吴勤、林锵云同等分量。”“林锋同志当时是澳门工委书记，在讲到澳门抗日群众运动时，这一段历史应由林锋同志来解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实事求是，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经过十多年的工作，感受到珠江纵队的领导对我的教诲很多，又给我很多鼓励，我都铭记在心。梁奇达同志在弥留之际，还想着我，当我站在病床前问候他时，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见不到你？”我心里很难过，知道他这次病得不轻，觉得我来看他晚了！当我和老伴杜襟南再次去探望他时，他双目紧闭，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为失去一位好领导而伤心！
梁奇达同志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