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代表作有《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指诗词、文章等写得委婉舒缓而又详尽完备），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代表作《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今存诗四百余首，以七绝成就最高。
家世为儒，考中进士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十八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曾巩品行端正，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
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其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
进士及第，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他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唯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停收酒坊赋税，要求富户售粮
公元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六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而且一下子就确定了七年的期限。然而，七年期限已到，衙门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曾巩在越州没待多长时间，又碰上当地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粮价的方法，建造仓库储备米粮，粮价低时高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出售）的粮食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里购粮，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十五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了五万钱的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
通过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稳度过了灾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百姓的农事也没有扔下，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除“霸王社”，夜不闭户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曾巩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到任之后，首先抓了水利和市政建设，由于济南地势南高北低，来自南部山区和城内泉群的水流，常常毫无节制地宣泄城北，因此城北常罹水患。曾巩考察了地理状况，在北城进行了水利建设，其中包括：修筑堤堰、疏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水门。
熙宁五年三月，其核心工程——北水门落成（在今大明湖东北角），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北的水患问题。另外，曾巩还为西湖（今大明湖）修了长堤，在城内修了一些石桥，还修建了泺源堂、北渚亭等。
他对齐州的管理上以根治邪恶、打击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叫周高的人横行骄纵，残害良民，因其家族势力影响当地权贵豪绅，州县官吏没人敢去追究。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丘有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劫财，劫夺囚徒，为所欲为。曾巩让百姓组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一旦发现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喝，送给他衣帽，给他配备了车马和随从，让他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如此张扬，实际上是离间分化盗贼，让他们不再纠结在一起。从此，齐州一带社会稳定，夜不闭户。
曾巩在齐州的两年，也是他文学创作大丰收的两年。他创作的散文最有代表性的是《齐州二堂记》和《齐州北水门记》。前者系为新建泺源、历山二堂所作。文中对历山、泺水进行了周详的考证。行文自然朴实，既无刻意求险之态，亦无一般考证文章的枯涩之感。后者短小精悍，一气呵成，谨严有序，委曲有致。这两篇散文，都体现了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
提前筹划安排，大军秋毫无犯
公元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均出生在这里。到洪州任职，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在忍受病痛的同时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多鲜活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
当时，曾巩还有一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吃喝拉撒，当地衙门一个安排不周，军队扰民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巩没有掉以轻心，提前筹划安排，及时调度物资，巧妙安排过境时间。结果，大军过境，秋毫无犯，洪州许多百姓甚至不知道有大军路过本地。
为政廉洁奉公，决不与民争利
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曾巩由洪州（今江西南昌）移知福州军州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召判太常寺，后改知明州（今浙江宁波）。曾巩在福州时间虽短，但政绩卓然。
曾巩知福州后，首先以廉洁奉公作为仕宦的准则。宋代，州府以上的官吏除享受固定的俸禄以外，还补给一定数量的“职田”（根据职务给予固定田产）。福州府官吏虽没有“职田”，却另有一大笔收入。原来，州府中有很大的一块菜园子，每年都种各种蔬菜。蔬菜成熟以后，便由衙役挑到市上去卖，收入全归州官所有。由于府里的蔬菜上市早、质量好，人们都争相购买。于是不费什么工夫，就可捞到一大笔钱。这样，有时一个州官仅菜钱收入就可达三四十万之多。但州府卖菜，往往要排挤菜农，使他们生活上十分困难。曾巩宣布福州府取消这项收入。从此以后，凡是来福州做官的，也都效法曾巩的做法，不再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这部分菜钱而“肥”自己的腰包了。
福州自五代闽国崇奉佛教以来，兴建了大量的佛寺禅院，有人为了追求“来生”幸福，把田产施舍给庙宇。寺庙田亩赋税比一般籍户轻得多，一些刁滑之徒为减轻或逃避赋税就与寺院勾结，形成寺院田产日多，民间田产日少，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其他农民身上，有的农民负担不起也遁入空门为僧。寺院的发展威胁着社会经济基础，更突出的是上层僧侣为寺院有利可图，千方百计贿赂官府，谋求要职。由于当时主守禅寺，须得知州同意，由地方官直接任命。于是，一些僧人纷纷买通关节巴结官府，一些官员趁机敲竹杠而发横财，一时贿赂之风盛行八闽。曾巩到福州后，知道其中弊端。为了取缔这种贪贿行为，他亲自前往寺院，让僧徒们互相推举选方丈，并将推选出来的公正贤明的僧人记录造册备报官府，然后按照次序，依次递补。曾巩当众却其私谢，以杜绝左右受贿。由于曾巩的清廉，这些贪贿风气，不禁而止。
曾巩在福州年余，因廉洁为官，奉公守志，从政有方，治安秩序逐渐安定。他在《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中说：“今山海静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当时京师一带也盛传他的政绩。
熙宁五年后，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时，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荐王安石，评论扬雄
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
“文学成就”
曾巩的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但亦能诗。现存诗四百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
其诗歌代表作有：《冬望》、《一鹗》、《宿尊胜院》、《苦雨》、《里社》、《南源庄》、《论交》、《南轩》、《多景楼》、《秋怀》、《清心亭记》。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来说，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曾巩为文主张接近欧阳修，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如《答李沿书》可以体现。
“点评”
曾巩青年时代即以文章名世，王安石曾对他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后，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