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化市南梁的“红房子”招待所内，航空干部正在做赴苏前的准备工作。就要动身了，大家的心早已飞向了十月革命的故乡，兴奋地谈论着苏德战争情况，想象着未来的战斗生活。
几个急性子的同学嚷嚷着：“到苏联后，一定要请求做一名国际主义的飞行员，参加苏联前线航空兵，到空中去打德国鬼子。要是留在后方航校当看守，做飞行教员，我可不干呐！”
9月17日下午2点多钟，招待所门口忽然开来两辆苏制吉斯大卡车。盛世才航空队的教育股长王聪和飞行中队长高继忠，走进屋里，威严地通知吕黎平：
“请你们全体同学，乘车到督办公署去。盛督办要对你们训话！”
吕黎平觉得此事蹊跷，一面招呼王、高两人坐下，找人沏茶，陪着唠叨离开航空队两个月来的生活情况；一面悄悄地嘱咐金生从侧门出去，以最快的速度去请示陈潭秋。陈潭秋住在八户梁，离他们约有两里多路。
金生不大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地赶回来了，说：“中央代表住处围满了警察、特务，盯得很严，没法进去！”
他们被领到督办公署大楼会议室里，里面没有人影，讲台上也无摆设，根本就不像是听训话的样子。他们从3点多钟一直等到天黑，也没人出来打招呼，从窗口观察，大楼的门口和周围有虎视眈眈的哨兵在监视他们。在他们的一再催促下，佩戴中将军衔的汪鸿藻露面了。他是盛世才的参谋长兼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又是盛的连襟。他干咳两声，皮笑肉不笑地宣布：“诸位久等了！因盛督办很忙，没时间见你们，要兄弟我代为转达。最近，迪化的社情动荡，环境复杂。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请你们现在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住。”他说完这几句话，不等大家开口问个究竟，就一转身走了。
好一个“转移”，竟派了一排全副武装的卫队“护送”。他们被关进了督办公署后院的一个单独营院。晚上，一辆卡车把他们在南梁招待所的行李拉来了。每个包内都翻得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不翼而飞。
关他们的营院，原是盛世才培训技术兵的教导队营房。此时学员毕业了，没有人住。一位少校队长为首的管理人员，临时负责监禁他们。这所院子的围墙约有三米高，大门紧闭，门口站着上了刺刀的哨兵。院内房屋不少，但他们37人被塞进一个长方形的平房里。教导队的炊事班，每天给他们做三顿粗劣的饭菜。
这时还没有限制他们在院内活动的自由。他们立即召开了紧急支委会和支部大会，号召大家在突然事变面前坚定沉着，制定了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口头和书面向盛世才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恢复自由；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找到党中央代表，与党组织恢复联系，与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协调一致，统一行动。
落叶无声，在秋风夕照里始终怀着最后一次奋舞的悍勇。天黑透了，他们几个跑到门口，将紧闭的大门拍得山响。
“找你们当官的来，为什么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关起来？”
“我们为抗日救国学航空无罪！”
“我们要自由！”
哨兵慌慌张张地奔门口去了。在这同时，院子西北角厕所背后的围墙下，陈熙、方子翼和吕黎平搭起人梯，金生踩着战友的肩膀，翻过墙头，纵身跳下，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
金生奔向八户梁，只见大院前后都布有岗哨，路上的行人稍靠近八户梁的院墙，就被晃着刺刀的哨兵吆喝着赶远了。遥望陈潭秋的住房，里面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动静。金生尝试了几次，没法进入院内，就失望地回来了。
金生摸黑走回囚禁大家的教导队院，先在附近找个僻静处隐蔽，见哨兵沿着四合院转到另一侧墙外，马上蹑手蹑脚挨到翻墙出来的地方，轻轻敲两下墙壁。早在墙内等候的几位同志，“唰”地甩过来一条逐段结有绳结的绳子。金生抓住绳子翻上墙头，又踩着人梯下到地面。
“谁在哪？干什么！”哨兵听到厕所附近有动静，马上拉动枪栓，从墙的那一侧急奔过来。
“你咋呼什么！”吕黎平大声回答道，“老让咱们吃不干不净的东西，害得我们拉肚子，真要找你们算账呢！”
回到宿舍，大家听金生汇报完情况，都沉默了。支委会决定：一定要克服困难，继续找党组织，而且要设法向党中央报告被押的情况。
过了几天，支委又派陈熙和吕黎平用同样的方法翻墙出去，到南梁找航空队的苏联顾问。在确信没人跟踪监视后，他们翻墙跳进苏联顾问住的院子，推门进屋。苏联总飞行顾问利作古布见到陈熙和吕黎平大吃一惊。他热情地拿来点心、水果招待他俩。他俩向苏联顾问讲了盛世才秘密关押他们37名航空干部的经过，说明他俩是翻墙出来找党代表和其他同志的。
利作古布证实了他们的猜测：盛世才在9月17日，将中共在新疆的150多名同志分几处软禁了，其中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位主要负责人不知去向。
他们请求苏联顾问通过领事馆电台，发电报经共产国际转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盛世才公开反共、软禁我党同志的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并给指示。又请苏联顾问继续打听陈潭秋的下落，利作古布都答应了。他俩起草电文，交给苏联顾问，就告辞走了。
就这样，从被囚禁到第二年的1月，党支部派金生、陈熙和吕黎平，冒着极大的危险，翻墙出去五次，多方设法沟通与其他软禁点党组织的联系，但都没有达到目的。吕黎平最后一次翻墙去苏联顾问家，利作古布顾问说：“没有打听到陈潭秋的下落。你们的情况已发电报转报中共中央，但没有收到回电。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请你们今后不要再来了！”
果然，曲终人散。苏联顾问、专家撤回国内。
1943年2月24日夜，突然来了一大帮武装军警和几辆马车，把他们转押到另一处监禁。这是个围着高墙的小四合院，后面挨着古城墙，只有一个正门出入，昼夜有岗哨看守。在这个小院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哨兵眼皮底下，翻墙外出已不可能。
为了保持好“革命本钱”，他们被关在教导队院里时就坚持早晨打球，关到这个小院后没场地了，就坚持练练武术，锻炼身体。
他们认真制定了学习计划，学习中国近代史、数学、物理、中文、俄文等。他们规定白天集中学习，早晚自行安排。基础好的同志当兼职教员，定期组织测验。大家争相传阅珍藏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几本毛主席著作，多次组织讨论。大家努力复习航空理论，每个人都系统整理了四年来学习航空的笔记。
保存下来的书籍很快学完了。为了获得新的学习材料，大伙儿把当年在航空队买股票积下的钱凑了一些，瞒着哨兵，买通了做饭的一名老炊事员，代购数理化书籍和《新疆日报》。他们从老炊事员嘴里了解到不少情况。原来，关他们的这个院子叫“刘公馆”。他们来之前，陈潭秋、毛泽民等就关在这里。老炊事员说，每次盛世才的官员到“刘公馆”，徐杰先生总是将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徐先生看书好像比吃饭还重要，经常是饭凉了还放不下书本。他屋里的灯，总是亮到下半夜，两三天就得添一次灯油。
尽管“刘公馆”伙食恶劣，并且经常挨饿，但他们仍舍不得用昔日的积蓄买食品吃，宁愿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价，成批地买书报。就在饥饿与读书的氛围中，一年多的软禁生活过去了。大家被折磨得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但学政治、学文化没有放松。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他们感到了快乐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