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等人在筹建剧团的过程中，已从茅盾处得知杜重远被软禁了，不久又听说被捕了。杜重远究竟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呢？他们同杜虽素不相识，但杜是他们来新疆的介绍人之一。他们才来不久，就发生了介绍人被捕的事情，这不能不使他们对新疆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不久，茅盾告诉他们，他一家为了奔母丧要回内地去了，还说张仲实也已经请假去参加伯母的丧礼。这消息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在新疆已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茅盾走前答应赵丹他们，等到了延安，一定设法让他们离开新疆。
他们压力越来越大，连赵丹扮演一个丑角，因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岳父的形象酷似，引起盛世才的不满。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理想和热血化作一盆冷水。
忘不了那一个深夜。夜很黑，透出深沉的忧伤。茅盾走后两个月，几个便衣悄悄闯进赵丹和徐韬住屋搜查，说公安管理处李处长请他们去谈话，就把两人带走了。
王为一、朱今明和易烈三人无处求援，只得联名写信给盛世才，申诉大家来新疆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开拓戏剧事业，没有犯罪行为，恳求释放赵丹和徐韬。盛复信说，赵、徐犯罪证据确凿，正在审讯中，望你们安心工作。他们再去信说，赵、徐来新目的和我们三人是一致的，如赵、徐有罪，则我们也有罪；如我们无罪，则赵、徐也应无罪。我们愿以几家人的生命担保……盛再没有理他们。
他们不敢向内地联系，因为新疆的邮电检查特别严，一旦查出恐对赵丹、徐韬更为不利。他们整个人困在烦恼之中，除等待别无他法。
1941年3月，一个黄昏。三人正在排练于伶的剧本《夜光杯》，突然接到公安管理处的电话，说李处长要三人去谈话。他们知道事情更糟了，也要进监狱了。三人默默地向新疆人民视为虎口的公安管理处徒步走去，在传达室报了到。一个矮小的中年人，伪笑地和他们打招呼，让他们上停在门口的汽车。这是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在新疆极为稀有。他们来新疆一年半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享受，也就是这辆车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是一个春寒刺骨的日子，这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
有人问，他们既然不想呆在新疆，为什么不设法跑呢？要知道，新疆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人只能束手就擒。由内地进了星星峡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遍地是沙石，城镇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所有的交通工具又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不经批准是寸步难行的。再说迪化特务密布，自他们成立了剧团，上面就派了“爱好戏剧”的坐探来监视他们。茅盾住宅的巷口，有个摆摊卖衣帽的中年汉子，据后来知道就是个特务。盛世才要抓你，你是躲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他们三人被分别关在三个牢号里。这里条件恶劣，对“犯人”苛刻，连放风都是单独进行。王为一进监狱两年都不知道同狱是些什么人，更不知道赵丹和徐韬在什么地方。
赵丹被关押在重政治犯的第二监狱。进狱后的第一个怪事，就是狱警在给犯人开饭时，只准赵丹伸出左手接馍馍，而且只准吃三个。有次监狱官查号时，把赵丹家属送来的书全部没收，只留一本高尔基的《三人》，说只准他看这部《三人》。赵丹莫名其妙，直到审讯时一再追问他来新疆搞阴谋活动是听谁的指使时，他才醒悟，原来是在诱导他说出是杜重远、茅盾和张仲实三人。赵丹矢口否认。特务使用细皮条将他一只手的手指绑在长凳上，用木板抽打，打断一根再换一根，直打到皮开肉绽，再在血肉模糊处撒上辣椒末，使赵丹痛厥过去。赵丹经过多次莫名其妙、故弄玄虚的审讯，最终被定为“托派”罪名。其他几个人的遭遇也大体如此。易烈在五人中最年轻，却已离大家而去。他在狱中生病时，被打毒针后通知汉族文化促进会保释出去便死了。
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清理积案，许多犯人陆续被释放。他们仍然在押，但陆续被调整到一个狱室，狱规也放松了。他们都被派在狱中做工，行动比较自由一些。一个曾经和赵丹同过牢房现在狱中管理档案的老犯人，悄悄地把一份杜重远案的在押犯人花名册给他们看，他们五人的名字都在册上。此案共49人，每人名下填着年龄籍贯、入狱年月等，最下面一方格是注明犯人生死的。凡已死的就填“死”字，49个空格中除了他们四名和史枚外，均已填上了“死”。史枚是自己单独联系，带了一家人到新疆来的，与他们同期被捕。他们几个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据分析，可能得力于周恩来的营救。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就组织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他们，报刊也发表文章声援。延安的文艺界也联名写信给盛世才营救他们。这些声援和营救活动对盛世才肯定不无影响。盛世才离新后，他们终于在1945年2月走出了监狱大门。
他们四人获得自由时，他们的家属已经离开了新疆。原来，在他们被捕后，妻子们都成了叛逆家属被放到女子中学当教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不久，她们被送回内地。她们临走时要求见丈夫一面，公安管理处声称，到了哈密就能见面了。她们以为丈夫也被释放，安排在哈密和她们团聚，然后一起回内地。谁知她们到了哈密，直到上飞机还不见丈夫，忍不住问机场的人，回答说：“你们走吧，他们不来了。”妻子们悲痛地以为丈夫被处死了，泪水夺眶，含恨离去。她们历经艰辛、备尝困顿，踏上了归途。
国民党当局当然想利用他们，特别是赵丹这样的名演员，来开展新疆的文化活动。省党部宣传部长兼中央文化运动会新疆分会主任孙浮生，把他们安排住在文化运动会宿舍，动员他们留在新疆工作。他们坚决谢绝了。孙浮生又提出要他们演一个戏，跟新疆的观众见见面。这一点他们只好同意，但拒绝排演替国民党宣传的剧本。他们组织一些学校的教员排演阳翰生的《前夜》。演出后，孙浮生仍不放他们走。看样子，他们是被变相扣留了。
他们决定把情况告诉重庆，要求营救。但与重庆联系很不容易，一旦被特务发现，处境将更为不利。最好的办法是能在长途台总机直接和重庆的亲友通话。赵丹想起他在监狱里曾经和电讯局局长同过号，可惜他已经死在狱中了。他们想可以到电讯局长家里找他夫人摸摸长途台的情况。赵丹和王为一去局长家找他夫人，发现局长家的隔壁就是长途台的机房，仅一个人值班。局长夫人同情他们，两天后，他们终于和重庆的亲戚通上话。
王为一有个妹夫在重庆电讯局当会计，王为一要妹夫把他们的处境和要求告诉史东山。史当即找了阳翰笙，阳再要求当时的中央文化运动会的主任张道藩帮忙，张曾在国外学戏剧，1939年在重庆演出《全国总动员》一戏时和他们有同台之缘。他用总会的调令向新疆分会调他们回重庆。
回到重庆以后，中共党组织为了表示对他们四个人政治上的爱护，组织了进步的“中国戏剧艺术社”，演出茅盾的新作《清明前后》，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毒害。他们四人被放在演出的重要位置上，使国民党和广大群众知道：赵丹等四人回来了，还是属于进步阵营的。
抗战胜利后，他们四人都在周恩来指示组织的昆仑影片公司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赵丹不顾白色恐怖对他的威胁，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和《乌鸦与麻雀》等片。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们四人又都为新疆这段遭遇，受到重点审查，吃尽苦头，徐韬含冤死去。赵丹遭到江青、张春桥的迫害，禁闭达五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赵丹去世之后，夏衍在他的追悼会上说了一句沉痛的话：“我们这一代在坎坷的路上走得太久了！”
赵丹等人的新疆之行，每一步都滴血滴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