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九柯任阿、温、瓦、柯地方税局副局长。税局设在温宿县，管理阿克苏、温宿、阿瓦提、柯枰等分局的税务。程九柯原名程日汇，九柯是其化名。程九柯毕业于山东济南师范，七七卢沟桥事变，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底经地下党组织介绍，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延安，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与高登榜、郑亦胜等第二批共产党员到迪化。
程九柯的热情和执著成为当地最动人的风景。当时的温宿差不多是一片文化沙漠。程九柯精明强干，博学文雅，多才多艺。他会演戏，会唱歌，会画画，会写美术字，还会拉二胡。他组织税局的青年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亲自编导反映日寇侵略暴行的小话剧，和同事合排双簧为大会演出。有一幕剧是由他扮演老大娘，控诉日寇惨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演出真切感人。为了使群众明了剧情，他在每个节目演出之前，均通过翻译进行讲解。群众看了激愤，情不自禁的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程九柯还应维族文化促进会会长谢应夫的邀请，帮助该会文工队排演抗战节目和教唱革命歌曲，从而带动了一些学校和机关。昆马力克河发大水时，黄火青组织民众修堤固坝，防洪抢险。维文会文工队组织了演出，慰问修堤民工。
程九柯对税局业务抓得很紧。他遵照省财政厅的要求，领导税局会计人员建立新式会计账簿和制定施行办法，严格要求各县税局遵照执行。他把税务科沿用的不能全面反映经济活动的旧式竖写表格改为新式横写报表，还教会艾力毛拉等正确填写报表和票证，使会计制度得以贯彻执行。
税局局长韩崇德思想守旧，吸食大烟，是一个旧官吏，对下属疾苦漠不关心。程九柯却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回族炊事员唐达吾，因家庭负担重，生活有困难，一度闹过情绪。局长韩崇德要解雇他，程九柯为其说情，并让唐的家属做临时工，使其免遭失业之苦。税务科长陈自明同程九柯非常亲近，引起了韩崇德的猜忌，以酗酒滋事将陈革职。程九柯得知此事，便让维族商人沙的克阿吉从银行贷款，扶持陈自明摆小摊、赚钱谋生。新中国成立后，陈自明谈及此事，全家还念念不忘九柯的搭救之恩。程九柯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少数民族群众，都说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好局长。
程九柯调离阿克苏到莎车地方税局任职以后，钱萍由莎车调来，接任阿、温、瓦、柯地方税局副局长。
1940年夏季，全疆开展了验契查田清理田赋的工作。阿克苏行署责成温宿县成立验契委员会，县长和税局局长担任正副主任，银行、公安局、维文会的负责人担任委员。钱萍代表税局负责具体领导工作，既管组织又当秘书。
夏季的南疆一片火热，钱萍把全部热情在这个火热的季节里尽情释放。他除县府通知非参加不可的会议外，很少回机关，经常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走乡串户，往返于田间地头。他不善骑马，开始骑马不自如，将屁股磨破。大家怕他不习惯，将身体拖垮，一再劝他回机关，均被他婉言谢绝。他每到一地都反复强调公务员应为老百姓做有益的工作，否则对不起他们。特别是生长在当地，熟悉情况的人员，更应为群众着想，吃苦耐劳，努力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来想逃避艰苦工作，借口有病回机关的人，都打消了念头。验契查田工作1940年秋季开始，翌年春天结束，圆满完成，为实行田赋合理负担打下了基础。
征粮季节，农民从四面八方将粮食送到粮站，依次堆在院内，手拿通知单等候验收入仓。征粮人员白天按户验收入库，晚间还要分别逐一登记入账消号，工作量很大，每天十四五个小时。钱萍除抽人每晚来粮仓算账，他本人手持算盘也不例外。乔国玺算账打算盘在当地很有名气，群众称他是“铁算盘”，可是这次每晚统计征粮总数均以钱萍算盘上的得数为准。因为钱能双手打算盘，掐手指算出的得数也分毫不差。因此有人称赞钱萍是“神算盘”。一向不服人的乔国玺也甘拜下风，敬佩不已。
那时交粮的农民均用马车和牛车，有的用毛驴驮，路途远的要走三四天。因交粮的人多，需要排队，有时到第二天才能交完返回。钱萍见天气寒冷，农民在院内等候，便动员局内人员掌着灯，尽量收缴入库，让农民早点回家。他对交粮人中的老人、少年特别关心，让他们到办公室烤火喝水。他后来又建议政府，规定近郊的农民田赋交粮，远郊的交代金，这就免除了远郊农民运粮进城交税而受冻饿之苦。
过去每到牧税征收季节，即由税局召集各区村长开会布置，并请县长出席做个一般号召，再组织人员下乡，将税收回就算完成任务。对税赋的轻重和计税牲畜价格的合理评定等问题是无人过问的。钱萍除调阅历年有关牧税的档案并向税务人员了解以往的征收情况外，还认真学习财政厅颁发的一切文件，提出切合实际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还要求贸易公司派员随同各征收组至农牧区，收购农牧民为纳税出售的牲畜，并严格规定按照市价付钱，不准压级压价，以杜绝过去奸商乘牧民交税之机，贱价从中渔利。日子如行云流水，钱萍的足迹也如行云流水，几乎踏遍了所有的农村牧区，就是气候变化无常的温宿山区，包子冬、协合里，他都去过。
征田赋，收牧税，都有很多弊病。征田赋，掌斗的人手里有很大进出。农民来交粮，给他一糊弄，往往一斗只剩下几升。钱萍坚决不允许下面的人这么搞。收田赋时，他都在场，一块儿算账，一块儿签票，使一些行为不轨者不敢胡来。不久，财政厅规定改升量为过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牧税也是税收大项。那些牧主鬼名堂很多，想方设法少报牲畜。收税员不向牧主收税，只向替牧主放牧的牧民收税，这就很不合理。钱萍组织乡长、村长学习税收政策，实行奖金制，是多少牲畜就缴多少税，是谁的牲畜就由谁缴税。这样，牧民负担轻得多了，牧主也不能漏税，政府增加了收入。
钱萍1941年11月被调到和田区于田县，任县税务局局长兼金矿局局长。他尽管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大家一看年纪轻轻担任这种职务，就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
钱萍收到一个商人的告发信，告局里的稽查长有贪污行为。钱萍查实了证据，向法院起诉，叛了这家伙3年刑。原来他是个密探。就在把犯有贪污的密探送进牢房之后的一天清晨，钱萍还没有起床，局里的一个老头就来敲他家门，一进门就哭起来。
“有什么事你就说，不要哭。”钱萍对老头说。
老头把县公安局长昨晚威胁他的事讲了一遍。公安局长让他监视钱萍，一有情况马上报告，每月开奖金，老头不干。公安局长威胁说：“你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你要不干的话，就看后果么，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吧！”老头对公安局长说：“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不干！”
“你不干，就说一说，不要讲伤天害理的缺德事。这样讲不就是骂公安局了？”钱萍听了后如实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反正我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
人性如一泓清水，往往容易随物赋形。然而延安来新疆工作的同志诚实正直、克己奉公，自始至终清正廉洁、清明可鉴。当时也有“合法”的贪污。收田赋时，上千上万斤粮食堆在仓库里，有个自然损耗，可以报销。实际没有那么多，报了那么多，其中的粮食就归县长、税务局长了。粮食多了出来，钱萍一点也不许动，你县长也不准动，多少都归国家。下面的公务人员就看当县长、当局长的贪污不贪污。钱萍做得正，县长拿他没办法，下面的人也不敢胡来。
局里收税最麻烦的事是每天结账，钱萍晚上都要和大家一起结账。他的算盘打得准、打得快，那一天他没去，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说账弄了一夜。局里的工作抓得紧，每次奖金就发得早，发得多，下面的公务人员十分高兴。有时局里分奖金分不够，他就拿出自己的钱让大家分。过年过节，他都要到局里的公务人员家走走，问问情况。夏天，每逢星期天，民族公务人员喜欢到果园去玩。他就和他们一起去，自己掏钱买只羊，烤了大家吃。民族公务人员有什么事都愿意给他讲，谁有了什么困难，他都想方设法解决。大家送东西，他一样也不要，党的纪律不允许收老百姓的东西。
钱萍离开于田返回迪化，局里的公务人员、家属和小孩都出动，送了他一程又程，再三劝说，才依依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