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主政新疆财政，制定了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规定凡预算外开支必须经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不予拨款。他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
前财政厅长陈德立为了巴结盛世才，将自己的一座私人公馆无代价地送给了盛的岳父邱老头。公馆后面有片空地，有些树木，邱老头派人种了花草。春夏季节，落日黄昏，很多男女市民喜欢到这里赏花乘凉。邱老头便用了心计，找到工程委员会委员王齐勋，说：“请你同财政厅商量一下，是否可以拨款，在这里搞点设备，建成一座小公园，供人游览。”这块地在邱公馆范围以内，公园建成后他把后门一关，便成了他私人的花园。王齐勋到财政厅向毛泽民提出这个意见后，毛泽民识破这是邱老头玩的把戏，对王说：“这块地太小，没有发展前途。我们为了使市民有个游憩的场所，还是充实西公园吧！”
王齐勋调任为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觉得办公地址太小。邱老头又利用这个机会向王说：“我把我的公馆，让给你们办公，你们在明园给我建筑如数的房屋。这属于对等交换！”王将此意转告毛泽民。
“邱如愿让出公馆，可以作价卖给财监会，给你们办公。他卖产得价，自己去修好了！”毛泽民说，“你们对等交换的办法，使公私混淆，无法列入支付预算。”
邱老头知道这个方法又落了空，便给盛世才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将和田街空地划为地段编号，卖给市民群众，让其自己修建住房，以此项所得价款，作为市政建设开支。这个建议，经盛世才同意后，通知了财政厅。毛泽民认为，我们财政厅的方针是统收统支。将上述空地划为地号，卖给市民是可以的，但所得价款，应如数交财政厅，统一处理。至于市政建设，准备怎样进行，应做出计划，经财经委员会审核后，财政厅可以根据计划所需数字，核实拨款。毛泽民的这个建议，得到盛世才同意，将原批予以撤销。邱老头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毛泽民三番五次给他找麻烦。他生气地说：“地号划不划，卖不卖，我不管；市政建设不建设，我也不管；谁会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吧！干我甚事？”
后来，以毛泽民为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亚瑶为城市建设总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规划设计。毛泽民招收青年20余人，组成测教班，一面学习技术，一面实习测量。魏亚瑶设计了规划蓝图：在原有西大桥外，增设中桥和三桥，以利市区与河西新区的交通；由中桥进入市区，修建中山路，三桥进入市区为团结路；修筑几条主要干路，如黄河路、扬子江路、钱塘江路、西北路；对市区原有街道、私营商店，亦要逐步做到合乎标准，趋于整齐。除道路外，又划出不少房号，按“干”字排列，卖给市民群众，收入交省库，支出经预算，纳入全疆总预算内。
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称为“特别行动费”。当时特务横行，搞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毛泽民以坦荡胸襟，不移贞刚之质，对“特别行动费”卡得非常严。有一次，李英奇又向财政厅要一笔庞大的特别费。
“干什么用，拿出计划来？”
“特别行动费是临时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拿出计划！”
“那不行！没有计划，你总该知道干什么用的，否则这个钱就不能拨！”
“干什么用？我不知道，你去问督办好了！”
“你是公安管理处的处长，你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开支呢？”
两人争得很厉害，直闹到盛世才那里。最后李英奇还是做了个公开的行动计划，尽管是巧立名目。
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军费特别是“公安费”卡得很严，而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尺度放得宽。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20%降为10%弱，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
李溶是新疆巴里坤人，由迪化专区行政长接任新疆省主席。财政厅和省政府在一个院里，毛泽民常和李溶谈天，交流在杨增新和金树仁时期人民生活的见闻及看法。李溶对此是知无不言，言必详尽。毛泽民认为李溶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吏中还是较好的，常称赞李主席诚恳正直。他认为有人称李溶为“李草包”，是不切合实际的。李溶认为办理新疆财政，前有胡寿康，现有毛泽民，而在经验和一切措施上，有远见，敢负责，毛是优于胡的。所以李溶告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对毛泽民有关财政上的一切办法和措施，应大力支持，并说：“我们新疆有毛泽民这样的人掌理财政，是新疆人民的幸福。”
李溶病故时，成立了以毛泽民为主任委员的追悼会。李溶灵堂前，有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联，有盛世才的挽联，此外还有各厅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各法团的挽联。各单位按规定日期集体参加吊唁，当时驻迪化的苏联领事也前来吊唁。过去杨增新的追悼会，在上帝庙开了将近40天，所以李溶家属要求按照追悼杨增新的先例，也举办文公礼，时间至少也不要少于三七二十一天。虽然，毛泽民和李溶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很好，但他还是再三说服李溶家属，追悼会只开了七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