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镇海籍著名画家华三川先生
华三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个年头了，五年前的7月16日，这一天是他75岁寿辰，可他却在镇海某医院安静地走了。华老的亲朋好友感慨地说：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不能拿起画笔了，所以他才走了……
华三川是镇海澥浦人，他在后期创作的重彩工笔人物、仕女画作上大多钤有一颗“澥浦人”的闲章，可见他对家乡一往情深。
一位已故的澥浦老秀才曾给笔者讲过神童华三川的故事：澥浦附近的山上有座庙，一个割草小孩见了照壁上的“龙”后，便捡起墙脚下的一块石灰头，往寺庙天井中放着的九只七石缸缸面上画起来。一画画到天黑，九只缸顿时成了一排腾云驾雾的“九龙缸”。一位和尚师傅看着这个小孩惊奇万分，连呼澥浦古镇出了神笔马良、绘画神童！
他这一画，就是七十年！
华老一生画作齐身，而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创作的一百多部连环画。中国当时的连环画界有“南华北杨”（杨逸麟）之说。华老所绘的《白毛女》《永不消逝的电波》《项链》《交通站的故事》等作品，不但荣获全国连环画评奖一二等奖、荣誉奖，也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
在他的连环画创作中，花费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白毛女》（1965年3月出版，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一等奖），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赞誉。
与这位仰慕已久的老乡画家相识，并从他的口中详知《白毛女》创作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在他位于镇海招宝山下的寓所中。
记得那是七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年高七十一岁的华老光着大膀子，单穿着一条蓝蓝的裤衩，一边跟我说着话，一边不时地拿起啤酒瓶吹喇叭似的把酒当茶喝。
我说，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上了他的连环画，并把一本保留至今的《白毛女》和当时临摹的一张《喜儿对镜梳妆》给他看。他高兴地连连夸我有眼光，说这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接着他翻到了《白毛女》中的这一页，显得很动情，然后就气呼呼地说道，当时，上海宣传部某领导看了，说喜儿对镜子不行，资产阶级情调！叫他改成喜儿直面读者梳头。华老说到这里，口里骂了一声“混账东西”，说，“根本不懂还要来充内行。”“喔，人家佃户女儿就不许有小闺女的那种‘鸟成对，喜成双，半间草屋做新房’的脉脉含情？”
后来，总算在据理力争、几经磨难下才保留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笔者现在回忆起来，1965年某一期《人民日报》的副刊版，就这幅内容的两种画面处理引起过文艺界的一番理论。当时作为中学生，我在感觉上喜欢“对镜梳妆”的含蓄画面。
进入《白毛女》的创作话题，七十一岁的华老显得异常兴奋，他边说边像演员似的装出作品中各种人物的神态来。
说到黄世仁的娘，华老说，这个地主老太婆，面像佛、心像贼！说着，他躬背屈膝在椅子上坐下，微闭眼目，装出一副手捻佛珠的模样，眼珠却偷着“贼”来“贼”去。
一会儿华老又立起来叉着腰，装出地主管家穆仁智一会儿皮笑肉不笑，一忽儿面目狰狞的表情，表演这个地主帮凶的丑恶样子。
当时华老赤着膊、汗流浃背进入角色的情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叫人激动不已。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会有这份全身心的投入，这份对艺术的至情呵！
我连忙拿起相机“咔嚓”地照，他忙说：“不好不好，我华三川的赤膊照，还从没让人给照过。”我边笑边抓拍，说这叫淋漓尽致。“好，好，照吧，照吧，谁让我们是镇海老乡呢，一百年后或许能成为文物。”他朗声笑道。
华老的贤惠夫人，看他一息不停地坐下又立起，劝他这把年纪别激动了。他犟着说：“不会激动，哪来的作品，当年画《白毛女》时，我还哭过几回呢！”
华老说到他创作《白毛女》连环画的缘由和过程时提到，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对他画的《交通站的故事》赞不绝口，建议他画一画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白毛女》题材。当时，全国以“白毛女”为选题的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已不下30种，他感到压力很大。不过《白毛女》这个故事，让他这个也是《苦出身》的实在太感动了。他说，田华演的那个黑白片电影《白毛女》他不知去看过多少次了，每看一次总会有一种创作的欲望。他说，当时动笔，也想通过《白毛女》这个全国人民都知晓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在创作中有新的突破。
华老回忆着：开始是一个人闭门造车，埋头苦干。一个月下来就画了四十几幅稿子，但横看竖看，总感到有点“自说自画”，马上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因为缺乏生活。
当时，他的身体处于肝肿大的状况，然而他不顾社里的领导和同志的一再劝阻，毅然去了西柏坡附近一个叫北冶的农村，与那里的乡亲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年，正值中国的困难时期，而那里的农村，更是艰苦得不能再艰苦。吃的是“萝卜糊”，从地窖里取出的冻萝卜，全是“丝瓜络”一样的筋，在锅里打成糊，用绳子吊块羊油浸一下，便算有了油水，那个羊膻气啊，刚开始吃时，令人作呕……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获得了鲜活、生动的创作素材，更与乡亲们建立起深厚朴素的感情。
创作如果缺乏生活底子是纸上谈兵，华老说他画《杨白劳还阎王债》这幅画时，眼前就呈现出解放前当“行贩”的父亲去还“高利贷”时，那副战战兢兢、哆嗦着手数铜钿的惶恐样子。
当然，华老说，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作品中人物的“活灵”也就是内心世界。譬如，黄世仁意在霸占喜儿，像旧上海的流氓白相人有心要寻“轧勒门”（寻衅挑事），对杨白劳捧过去还债的血汗钱，当然不会正眼来瞟一瞟了。
当我问到“文革”时他创作的情况，华老一下就上来了火气，操起一瓶啤酒一口气喝了个光。当时有人说，他把喜儿这个劳动人民的女儿画得不好看。华老“呸”了一声说，吃野果，啃树皮，风雪严寒受熬煎，就是长得再好看的女人，还会好看起来吗？把所谓好人、坏人脸谱化，那是扯淡！
华老接着又诙谐地笑道，他其实已经把喜儿美化了。太行山一带农村的闺女、小媳妇，穿着裤子的腿就像棉被围在腰上折上三折那样臃肿，他下笔时，已经“减肥”了。
在“文革”期间，上海文艺界的某领导，要他依照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去画用脚尖蹦蹦跳跳的新时代“白毛女”。他说：“打死我也不会去画这种‘怪态’的‘白毛女’，我只会画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白毛女，这才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和欣赏。”
当我写这篇怀念华老的文字时，又一次翻阅了这本我从青年时代保存至今的《白毛女》，再一次被这个中国农民苦难的故事所震撼，再次为华老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力量所感动。这本影响过几代人的《白毛女》将和他的作者华三川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永远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