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家曾说，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早就超越了低层次的食物需求，而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展示力量。藏獒殉道的精神可歌可泣，这种殉道是它的本色使然，更是对本色的升华。
当藏獒在与恶狼搏斗时，绝不会顾虑自己的安全，因为它知道自己代表的是正义一方，为了保住牧民的牛羊，即使被狼咬死也是死得其所。生活中，具有正直方正的个人品质的人才有可能为真理而献身。即使是那些曾经为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也曾经历过殉道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在天文学、自然历史和物理科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使得科学家被人指责为是走向异教和反叛的人。布鲁诺因为揭露了他那个时代流行但却错误的哲学思想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指责为不信神的人。荷兰的米德尔伯利皮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想法，造出了自己的望远镜，然后攀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的运行规律。他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关注行星和恒星，他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圆环，发现了金星的相位，发现了太阳黑子。伽利略忠实地记录下他直接观察天空得来的结果。以此为基础，他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说，他一生的发现比后来任何一位天文学家的发现都要多。
但是，这一切与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那时负责管理天文科学发展的是宗教裁判所。伽利略被传讯到罗马，审讯者要求他对自己著作中的所谓异端邪说而负责，强迫伽利略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他当众宣布不再坚持自己的学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甚至把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等人的著作列入禁书索引。但是，伽利略重新鼓起勇气，再次出版了一本对话式的作品来捍卫自己的学说。之后，他再一次被传讯到宗教裁判所，审讯者威逼他双腿跪下，并公开宣布放弃他那意义非凡的发现。伽利略对自己的学说渐渐失去了勇气，并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但他当时毕竟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如果从公正的角度来讲，伽利略是不应该遭到迫害的。然而，真理是永存的，从此以后，人类踏上了细心观测外界的正确路径。
帕斯卡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谴责之词：“你们这些阴险的小人，虽然你们能够在罗马宣判伽利略的地球运动理论无效，并强迫他背弃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毋庸置疑，谁也无法证明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不管我们能否获得确凿的证据认定地球是圆周运动。但就算是整个人类也无法让地球停止转动，而且人类也必须同时跟着地球一起运动。”真理有可能长期处于不被认同的状态，但它终将能够广为流传。真理所遇到的阻碍越多、所争辩的时间越长，那么它就将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获得更为明显的胜利。
开普勒的命运和伽利略同样悲惨。他幼时家境贫寒，后来他进入了莫博乌姆的一个教会学校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学者。他接受了斯塔亚州格雷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职位，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关于行星的研究之中。此后，他又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但在林特兹，他却对“圣餐变体论”表达了某些自己的意见，被罗马天主教逐出了教会。他对胡夫曼说：“法官，对于我来说，我在每一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都是与上帝的旨意相互和谐的，但是这里的牧师和学校督察员竟然纠结起来，公然对我冠以异端的称号。在这样的地方，我真不知道还能为您效劳多久。”
后来，博洛尼亚大学主动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务，但是由于有了伽利略被迫放弃学说并遭到定罪的前车之鉴，开普勒拒绝了这一职务。他说：“如果接受这个职务，我的收入将提高一大截。但是我从小生活在德国这片土地上，习惯了言论和生活自由，但是如果我在博洛尼亚继续坚持这样的风格，就很可能被利用，这样就算不会给我带来危险，也至少会令我声名狼藉，甚至还可能遭遇到种种疑虑以及政党之间的恶意算计。”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一个值得称颂的定律——“行星之间运动周期的平方与它们之间距离的立方相关”，这个发现将永载科学史册。尔后的17年时光，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论证这一定律，最后发现了它的绝对真理性，使得他狂喜不已。他说：“死亡是预先注定的，但这本书已经写完了，至于是被现在的人们还是以后的人们所阅读，即使要等上数百年才能碰上知音，对此我并不在乎。”
之后，开普勒又出版了一本书——《哥白尼天文学说摘要》，这是一本在罗马受到了非难并被列入禁书索引的书。同时，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情令他头疼不已，他那79岁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拷打，而且将被烙上“婊子”的印记。开普勒马上返回到故乡斯瓦比亚，设法营救他的母亲，以免让她受到更残暴的刑罚。然而，灾难接二连三出现了，斯塔亚州政府下令当众烧光他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他的所有藏书也被天主教会查封了。随后，由于民众起义的兴起，又迫使他离开了林特兹。他流落到西里西亚的萨格岛，得到了弗里德兰德公爵即艾伯特华伦范斯坦的庇护。不久以后，因为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在那里与世长辞了。
一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甘愿奉献一切。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探险者、早期的发明家，以及文化先锋们——这些人都是在为真理、信仰、爱国主义而孜孜不倦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几乎都毫无成功的可能。他们不计较任何个人回报地工作着、劳动着，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使命，并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完成这些使命，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的充沛精力和非凡才能，是由他的深远理解力和敏锐观察力引发出来的，他可能会受到挫折并灰心丧气，他可能会麻烦重重，但他不可征服的勇气和毅力激励着他，使他振作。即使他死了，也会留下令人尊敬的美名。死亡使他的生命富有成就，并且使其他人也因此而获得更大收益。布鲁森说：“当上帝允许自己的臣民们为信条而死，那么他们在坟墓中的传道声比活着时还要嘹亮。”杰里米泰勒说：“我们在空闲时间播下的种子，最终会成长为幸福和光荣的皇冠与节杖。”
要激发最高形式的品质、活力和才能，困难和痛苦是必不可少的。努力和忍耐、斗争和服从、活力和耐心，也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忍耐是一种美德，通常它比光荣的胜利更加高尚；承担重任，忍受痛苦，坚持不懈，就会有希望；我们要用微笑来面对困难，为坚持永久利益而与最深重的苦难进行奋斗。富有耐心和耐力地去忍受苦难，是人类的最高贵品格之一。正是这种高尚的品格，才使得我们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事迹。这就像弥尔顿说的：“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忍受困苦，谁就可能成为最优秀的人。”
认为只有在殉道时代，或是在为王权而斗争的时代，英雄美德才有意义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在丧失了责任意识而只会贪图享乐的人们当中，抵御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如同与王权专制统治和面对刽子手的斧头作斗争一样，也需要英雄气概。
藏獒常常需要在广阔的草原上不停地追逐野狼，冒着巨大的危险与凶恶的狼群搏斗，情况在凶险也绝不会妥协退缩，它们的耐力和勇气让人惊佩不已。在战争本身当中，耐力和勇气同样是一种高尚美德。现在，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科学技术的战争，忍耐就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训练有素的士兵必须坚守在指派给自己的岗位上，“别动！同志们！”就是命令。即使致命的子弹在周围呼啸，即使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也要毫不动摇，这才是勇敢的人。在行军过程中，他仍然要忍耐，只有收到命令之后才能开火射击，然后冲锋陷阵。但是，并不是说只有这种忍耐才是最好的忍耐，由于战败而进行的必要撤退和放弃中，也同样需要忍耐。按照这种观点，色约芬的万人大撤退比亚历山大的征服要更出色，约翰摩尔先生退回到克鲁拉同威灵顿公爵的胜利一样重要。
无数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牺牲了。在法兰西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很古老的故事。克鲁威斯穿越加伦河时，看着富裕的土地，说：“这是羞耻的标志。这些地区属于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信念的恶人们。向前冲啊！让我们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些东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