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五十八章》提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句话的意思是：灾祸啊，幸福就倚傍在它旁边。幸福呢，灾难就藏伏在它的下面。谁知道究竟？福祸并没有一个定准！正忽而转变为邪，善忽而转变为恶。老子认为，祸和福这对矛盾，像一切对立的事物一样，是辩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是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福也好，祸也罢，尤其是祸，有时就发生在一瞬间。至于幸福，自然是人人所渴望、所追求的，而且幸福有时也会不期而至，当幸福到来的时候，那种震惊也绝不亚于灾祸的到来。
在福与祸这对矛盾关系中，要做到顺其自然，就得想得开、看得透。有时候想开点，看透些，就是福；想不开，看不透，就是祸。福也好，祸也罢，仅仅就是一念之差、一时冲动，不要毁了自己的幸福。
我们常说，人生短暂，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功名利禄皆为短暂的一瞬。而且有时候，恩和怨、喜和悲、功名利禄和一介草民的转换，也许就在那一瞬间，甚至一念之间。面对恩恩怨怨，喜喜悲悲，潮起潮落，我们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可不必太在意人生历程的幸与不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悟透了其中的道理，便会豁然开朗。
可是，我们所处的世界——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香车美女、别墅洋楼、鱼翅燕窝、鲍鱼熊掌……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面对这一切，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浮躁起来。似乎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似乎这些在我们心中是最美的。
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常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季老即使卧病在床时，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人们敬仰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季羡林先生曾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在“文革”期间，他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其中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他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正所谓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季羡林先生曾是一介布衣，但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与原则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书不仅是他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反映。
事实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和沉静，脚踏实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崇高忧乐观的精辟概括。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达到了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境界。
范仲淹记岳阳楼，一为重修岳阳楼，更为劝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诬被贬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便借记岳阳楼，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然而艺术地表达出来。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景物的美好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境遇的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
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观外界的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当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时，我们要慨然以对，洒脱些，想开点，看远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要有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纵自我之间只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愤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的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活，就会堕落。即使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忧过喜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
喜也好，忧也罢，有时在客观环境不变或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得靠主观调节，努力减少忧虑，多寻找一份快乐。我们要把目光放远些，不要为眼前的境遇所困扰所压倒，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所腐蚀，做“浅浅的水”，让它“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
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和沉静，脚踏实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