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县委壮大队伍 罢课斗争锻炼干部
1927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原中共临海特支委员张伯炘回到临海城区，筹建中共临海县委，继续指导台州党的工作。
张伯炘回到古城的当天晚上，就与隐蔽在大龙须的临海特支书记戴邦定取得联系。戴向他介绍了隐蔽在城区的一些党员的情况，移交了党的工作。因国民党当局对戴邦定的通缉令没有撤销，戴邦定不能再停留在临海城区，移交完工作后就离开了古城。张伯炘秘密地联络了城区的党、团员，当月就在邓巷自己家里建立起中共临海县委，张伯炘任书记，朱月升、胡文光、叶宝鉴、梅其彬为委员。临海县委隶属浙江省委领导。
临海县委根据临海地区形势发展的实际，决定把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的重点由学校为主转向工农群众，并着重向周边县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因为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候的党组织完全是隐蔽活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固定的开会场所，行动要化装，接头用暗号。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临海城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中共临海县委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活动在古城大街小巷，做串连发动工作，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到12月，在临海城区内建立起中共城区区委，下辖工人、木匠、下桥3个党支部。1928年初，党组织向农村发展，建立起临海西区区委及东乡3个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300多人。
中共临海县委还肩负着指导帮助台州部分县党的工作。中共浙江省委明确指示：“临海和宁海两县党组织要帮助台州其他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县级组织。”
为了加速仙居的建党工作，1927年9月，临海县委指派在六中入党的仙居籍学生王焕忠回家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斗争。王焕忠回仙居不久，临海县委又派李霞、何明去仙居工作。1928年1月，又派林迪生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仙居。林迪生与王焕忠一起物色对象，宣传发动，先后发展了王炳章等5人入党。3月，仙居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仙居小组建立，林迪生为组长，有党员12人。仙居党小组建立后，发展党员和农会的工作全面开展，至4月底，仙居城关地区党员发展到20多人。5月初，由林迪生主持，在城关土地堂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仙居支部，林迪生兼任组织委员。至5月底，党员发展到200 余人，建立起城区、西区2个区委，有10个支部。6月，建立了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代行县委职责，林迪生兼任组织委员。仙居县中心支部隶属临海县委领导。
在黄岩，大革命时期由汪维恒培养的林泗斋等积极分子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同情革命，思想上倾向共产党，中共临海县委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决定以此为基础，开展黄岩建党工作。1927 年9月，临海县委派王保钧到黄岩，在黄岩城内公园为林泗斋等3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并宣布建立中共黄岩支部，由林泗斋担任书记，隶属临海县委领导。这是黄岩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也是台州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点燃的又一粒革命火种，为以后黄岩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由于环境恶劣，情况复杂，临海县委领导人也频繁变动。从1927年9月到1928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县委主要领导变换多人，在张伯炘后还有卢经武、陈江德、袁佐文等。为对付反动当局的搜查和破坏，他们随时要改变居住场所，行动计划也要随时调整，在艰难困苦中为革命事业奔波在古城内外。
中共临海县委为了在逆境中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决定与临海的反动当局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重点是组织六中、六师的学生运动和城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六中的“倒孙”斗争，搞得有声有色。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临海特支书记戴邦定被省教育厅撤职并遭通缉一事，激起了六中的进步师生中对反动当局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怒。8 月，省教育厅指派孙德中任六中校长。此人非常专制，更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
中共临海县委根据六中的情况，决定顺应师生们的正义要求，领导六中师生开展以“倒孙”为目的的罢课斗争，并要求在六中求学的共青团员鼓起勇气，在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在县委的领导下，全校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经过全面发动和周密部署，迅速投入到斗争之中，一夜之间，各教室和走廊的墙壁上就写满了驱孙的标语，掀起罢课高潮。参加罢课斗争的师生提出要教学民主，反对专制，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要独裁的校长等要求，并派代表到地方当局进行正面交涉，与反动势力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师生们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孙德中被撤销六中校长职务，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课斗争，是中共临海县委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群众运动，斗争胜利是四一二以后反动势力黑云压境下的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一次闪耀。这次斗争不但使临海县委在实践中积累了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也进一步鼓舞了临海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斗志。
根据当时严峻的形势，县委作了认真分析和考虑，为了保存进步力量，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又开展了秘密活动。县委安排了胡文光、叶宝鉴离开学校到农村去继续发展团员，搞好建团工作，梅其彬、章宏明等回原籍宁海做党团工作。这些人中，有的成了组织和领导亭旁暴动的骨干。
八七精神传到古城 武装斗争指明方向
中共中央于 1927 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指导工作和传达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 1927年9月下旬，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到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帮助改组中共浙江省委。
11月，中共浙江省委指派临海籍共产党员陈韶奏，化名李吉平，以浙南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临海城区，向临海县委领导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当时的临海城区白色恐怖还存在，不能开人数较多的会议。李吉平与张伯炘等人商量决定，12月初在西乡黄坦上宅村召开中共临海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多人，公开的身份多数是教师、学生。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县委专门派人事先到上宅村做准备，落实会议地点。
12月的一天，中共临海县委在黄坦上宅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县委书记张伯炘主持，会上特派员陈韶奏简要介绍了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况，传达会议主要精神，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过去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错误倾向，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各项决议和新政策要点，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工农为主体，实行工农独裁……”，关于农民问题，强调要“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积极领导农民革命，从抗租抗税到没收土地归农民自己，消灭农村一切的封建关系，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另外，对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等问题，都提出了要求。
上宅村离城区有25公里，与天台山区接壤，交通不便，地方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这样偏僻的山村，来了这么多穿长衫的年轻人，特别引人注目，当地头面人物还派人来打探究竟。这引起了县委领导人的警觉。大家分析商量后认为，这里离县城近50里，反动当局即使得到消息立即派兵来抓人，当天也无法赶到。于是决定：长会短开，原计划三天的会议缩短到一个晚上，当夜结束，当夜散会。会议对当前工作作了简要部署，没有讨论就宣布散会，各回自己的住处。
县委书记张伯炘在天亮前就回到城区自己家里。刚想睡觉，听到有人敲门：便衣警察上门“拜访”了。张伯炘灵机一动，装着刚被惊醒的腔调喊着：“对不起，请等一等，我憋死了！”随手拿起桌上的茶壶向马桶里倒水，发出好似小便的声音。半壶水倒完后，又装成睡眼惺忪的样子下楼开门。就这样，没露破绽，骗过了便衣警察。可是没过几天，张伯炘的名字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通缉名单。张伯炘被迫离开古城。省委指派卢经武为中共临海县委书记。
黄坦会议时间虽短，但达到了会议的主要目的，大家知道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明确了今后行动的总方针──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黄坦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制定的方针政策迅速在临海贯彻。党团骨干分头深入各地农村，贯彻会议精神。在东乡的庄头、南岙，南乡的峰山头、小溪、三姓，西乡的石鼓、更楼，北乡的河头、前山、姚宅等地，都有党的组织和党团员在开展活动，他们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先后建立了前山支部、李家园支部、姚宅支部、赵家支部、荷兰支部、半山姚支部、下湾支部、彭山支部、潘岙支部等。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临海的基层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28年6月7日浙南特派员管容德给省委关于《台州六县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党的工作》的报告统计，全县有6个区委，50多个党支部，党员达900余人。
在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临海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农民运动的指示，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捐，反饥饿、反压迫斗争，农民运动蓬勃开展。
1928年初，朱渭滨等在大石地区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进行抗租、抗粮、抗捐等斗争。同年春，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汪文华到沿岸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这一时期，大石地区的农民运动搞得较好，多数村都建立了农会。他们的宣传口号是：土地是我们开，粮食是我们种，都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重重剥削世世穷，新的军阀还要凶。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要站起来做主人，学文化、学武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做英雄；争取平等自由，寻求幸福，改造世界做先锋。
在沿海地区，1928年春，大汾道感塘村以李联芳为首组织30多人，在岸头村成立农会组织。他们经常到道感塘村外一所偏僻的寺庙里开会，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
八七会议精神贯彻后，中共临海县委加强了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根据省委对临海团员要发展到250人的要求，县委抽调在六中读书的胡文光、叶宝鉴等去乡下做团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北乡（大石地区）成立了团区委。
逆境之中认清形势 联席会议明确任务
1928年3月14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并作全国政治状况报告，会议讨论了目前浙江政治状况及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对开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都作出了明确指示。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得以贯彻。
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组织设置的调整，1928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临海县委改组，由陈江德（原名陈康白）担任县委书记，朱月升、郑高设（未到职）为委员。隶属台属六县特派员领导。
为了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台属六县特派员管容德于5月初用三天时间巡视了临海西北乡的工作，初步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7日至8日两天，在临海城区西南角一个小庙（叠石寺）里，台属六县特派员管容德主持召开了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四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临海县委书记陈江德、黄岩县委书记林冶、天台县委书记袁佐文、仙居党组织负责人徐志。管容德在会上传达3月中旬省委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精神后，分析了台州各县政治经济状况。联席会议指出，台州“农村的经济状况已趋于破产地步，工农兵群众在此种经济恐慌的状态之下，革命需要日益激烈”。
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各县今后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要在发展党的组织、群众组织、工农红军组织的同时，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会议指出，“台属六县反动的势力，以临海为最大，白色恐怖亦很厉害，许多负责同志，因此在临海不能立足。豪绅资产阶级，集中他们的力量于临海城内，完全占有各教育机关、政治机关及许多青年团体，防范青年群众之赤化。其内部分二派：一为‘三宵’，一为‘五道’，他们在反动的国民党部下，组织黄色工会，收买工贼，雇用流氓。唯城区工人群众多在本党领导之下，当他们组织工会时，工人群众自动的在白色恐怖的街上大呼打倒国民党口号及书写标语，故现在的反动工会仅一招牌而已。”
会议分析临海党组织状况时提到：支部五十余，同志（指党员）九百以上；六个区委，只有城区和西区、北区“能和县委发生关系”，东乡三区“完全隔阂”。分析农村形势时指出：农村经济“日形衰落，更兼国民党的政府苛捐杂税的加重，农村中怨言沸腾，在有本党组织的地方，农民群众大都渴望共产党能早日成功”。
会议对各县五六月份工作提出要求，对临海的要求有六条：“1.反对加粮；2.抗麦租；3.雇工加工资；4.反对豪绅；5.组织工人、贫农作平粜运动；6.城区工人加资走向同盟罢工。”
联席会议后，管容德向省委作了巡视台州的报告。1928 年5月，省委对台州六县工作作了《决议案》，认为“目前台州的客观状况确非常之好，统治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和动摇，工农群众的加资、反对加粮，打击土劣的斗争及士兵的哗变日益发展”，“在许多有工农群众组织的地方，都渴望着本党早日成功，并自动地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对于台州六县目前的策略，应该是努力不断地发动和领导工农日常斗争工作，各县乡村甚至小的县份可以从日常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造成局部割据的局面，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临海、海门、温岭等处更要加紧领导工农斗争，鼓动士兵哗变 。同时农村游击战争不断的扩大汇合起来，便可实现较大范围的割据的前途”。这些决定和指示，为临海和台州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县联席会后不久，县委书记陈江德因病不能工作，雇人用轿子抬回天台老家休养。特派员报请省委同意，6月改组了县委，调天台县委书记袁佐文来临任县委书记，梅其彬、李联芳、李先导任县委委员。
临海干部倾力支援 亭旁暴动威震浙江
随着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临海及台州各县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以农民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斗争逐步展开。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台州革命斗争的实际，指出台属各县工作总的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特别指出浙南的温岭、临海、宁海、天台等地的同志须即刻领导农民向地主进攻，以红色政权抵抗白色恐怖的进攻。并命令宁海、温岭、临海、天台等地的党组织“加紧工作”，“迅速发动农村斗争”。省委派人经过调查，确定在宁海亭旁农民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亭旁位于宁海南部，地处宁海、临海、天台三县边界，与临海东乡的东鲁、两头门等山区连成一片，群峰叠嶂，沟壑相连，群众基础好，是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理想区域。
为加强宁海县和亭旁区的领导，省委决定，把临海县党团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调至宁海任职：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卢经武调任宁海县委委员兼共青团县委书记，临海县委委员杨大才（盛之行）调任宁海县委委员，临海县委委员叶宝鉴（化名陈春）调任宁海县亭旁区团区委书记，临海县委委员胡文光、梅其彬亦调去亭旁区协助工作。这些同志先后离开临海城区，到宁海任职，参与领导武装暴动。
1928年5月，在中共宁海县委的领导下，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5月20日夜，在谷仓岭头召开军事会议，成立红军指挥部。23日，以亭旁为中心的数千贫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26日，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革命委员会，并创建了红军，在短时期内组织发动了周围几县数千名农民武装，控制了几个区的局势。亭旁暴动树起了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实践证明，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支生力军。
在这次暴动中，中共临海县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除了县委班子大都调至宁海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还在大田、两头门一带组织了几百人的农民武装，作为支援暴动的后备力量，于27日赶赴珠岙，与天台洪畴、欢岙，宁海桑州、前童等地农民武装会合，建立珠岙路红军临时指挥部，众推陈祥为临时总司令，配合亭旁暴动。
陈祥，1907年出生于珠岙岭里村，192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读书。他到六师读书时，正值临海城区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亲身参加了这场运动，并参加了乙丑读书社，1926年又在临海城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海的国民党势力进行“清党”，陈祥被开除学籍离开临海城区。陈祥人离开临海城区，心没离开革命，他在家乡珠岙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月，组建党团合并的珠岙区委时，陈祥被党组织选为中共珠岙区委委员兼共青团珠岙区委书记，领导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平粜、减租斗争。党组织领导农民在亭旁发动暴动时，陈祥在珠岙组织起一支有250人参加的农民武装作为策应，准备从背后袭击围攻亭旁的国民党军队。
当这些增援的队伍走到洋顺（今珠岙镇上胡村）时，接到亭旁农军已撤出亭旁的消息，于是各路农民武装就地疏散。5月29日，管容德、包定等领导人在珠岙，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转入地下斗争的决定。临海的农民武装回到临海后，由叶宝鉴、梅其彬等人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大莱山上坚持一个多月，然后散去。
梅其彬是宁海南溪乡南溪村人，1925年夏就学于浙江省第六中学，学业优异。1926年参加乙丑读书社，1927年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亭旁起义失败后，他化名章良道。不久调任共青团临海县委书记，9月调浙南特委负责共青团工作。12月15日，参加在海门召开的中共浙南特区委员会会议。会后，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逮捕，囚于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参加中共狱中支部所领导的发“折子”（个人汇钱存折）和改善生活斗争，被吸收为支部成员，1932年起任甲监八笼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创办《鹤嘴锄》（用削尖的筷子蘸墨，把文章写在面盆底上，传看过后即用湿毛巾擦去）与《火花》刊物；争取看守员购买《平民千字课》，传递书报；并亲自把日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译成中文，组织难友学习。他受尽严刑拷打，于1935年8月在狱中牺牲，年仅25岁。
支持和配合亭旁暴动，是临海党组织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指示，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投身反抗国民党和封建地主压迫，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为中共临海县委领导临海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亭旁暴动，在浙江树起第一面红军旗帜，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历史意义重大。暴动失败不久，中共中央给浙江省委发出《关于亭旁游击战争的指示》，高度肯定这次暴动，指出“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时期……根据当时群众斗争要求与情绪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同时也指出游击战发动工作中的八条经验与教训，指明今后的努力方向。
工人运动显示威力 情报传递古城中心
亭旁暴动失败后，中共浙江省委对台州党组织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主要机关不放在临海城区内，但城区仍是党组织交通联络的中心地。县委在省委和浙南特委的领导下，按照上级的指示，积极地开展工作。临海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树立当家做主思想，吸收进步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全县工会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广大会员在工会的领导下，斗志昂扬，与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黄色工会进行坚决斗争。在斗争中，黄色工会依仗势力，收买工贼，雇用流氓，冲进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殴打工会会员。这一行径引起城区工会会员和广大工人的极大不满，纷纷要求取消黄色工会，有的工人已经加入黄色工会，看到这一情况，也自动退出组织。为了与黄色工会开展斗争，在中共临海县委的领导下，临海县总工会举行集会，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揭露黄色工会的反动面目，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保护了工人的一些利益。这场斗争，为后来的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积累了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各级党组织之间信息的传递和沟通非常困难，“新的政策和策略不能得到敏捷的传达”。中共浙南特委建立前，1928年7月22日，浙江省委为适应工作需要，在临海城区内设立“台属六县通讯处”，临海县委担任这项任务。各县地下交通员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到通讯处交接秘密文件，传递情报。不久，中共浙江省委专门发出十二号通告，建立全省交通网，设立一个总局、两个副局、三个分局。总局设在上海，杭州、宁波两地设副局，温州、临海、兰溪三地设分局，临海分局负责仙居、天台、宁海、温岭、黄岩等县的交通。当时的交通分局，既传递文件、信函，又转运枪械、物资，还担任转送地下工作人员的工作。交通方式也是多样的，临海城区边朱坊涂有“树行”，仙居、天台两县交通可扮作贩卖木头的商人或运木头的排工在这里接头。与温岭、黄岩的交通，以轮船码头为接洽点，交通员以扮成“商人”为主。
1928年12月，浙南特委设在海门的机关遭破坏后，省委又在临海城区设立“浙南交通处”，负责温州、台州、处州（即丽水）三地区的交通联络工作，这个交通处设在临海城区的鸿昌药店（现在紫阳街北段）内，由共产党员、药店职员王藻青担任交通员。
中心县委直属中央 立足古城筹划全局
因浙江省委屡遭破坏，192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在浙江建立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5月，中央指派浙东巡视员邵溥慈（化名邵天鹏）来台州工作，指定黄岩县委书记石瑞芳（化名曹珍）为台州中心县委书记，并由他负责筹组领导班子。
石瑞芳到台州各县了解情况、整顿组织，并发展了一些党员。7月28日，在中央巡视员徐英指导下，台州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临海城区秘密召开。徐英听取临海组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加强和健全党在白区的组织等指示精神。
会议指出：“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在目前最主要任务是形成组织，与中心县委发生密切联系及各地的地方党部和建立支部生活，使支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和各级同志要切实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抓住重点做好工作。会议具体分析了台州各县的政治形势，分别提出了各县的工作重点，并以临海城关和海门为中心县委的工作重点，其中临海城区中心工作是做好邮电、船夫、码头（指码头工人、背夫、挑夫）、轿夫、士兵、店员、手工业工人、流氓、学生、贫民、妇女等11种对象的发动和教育工作，以此带动台州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还采取指定方式，组建了以石瑞芳为书记的台州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委员有：方林（曹廷祥）、钱中禄（金学河）、陈希（游馥），同时确定临海县的工作由台州中心县委兼管，临海不再另设领导机构。中心县委成立后，经过10多天工作，临海城区内增加了一个杂工支部。
台州中心县委成立后，规定每10天开一次会议，以及时总结工作经验，随时指导各地工作。在一个月内，在临海共召开过4次会议。每次都讨论了台州全区工作，同时也讨论了重点区域临海城区的工作。8月11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解决临海长生会的问题。临海长生会是个迷信组织，又带有工人互助的性质，并设有金钱储藏所，以救济贫困的工人丧葬之用，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团结力亦颇强。根据上述情况，中心县委会议决定，通过派人、扩大组织等手段引导其组织变更，改变其性质；并加紧宣传，揭露反动统治的假面具，在宣传中提高会员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其团结力量，鼓动其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收苛捐杂税；反对国民党派人来改组工会；工会应由工人自己来组织；号召工农兵及贫民一致联合起来。
8月24日举行的中心县委第三次会议，针对因人员流动频繁造成县委领导力量不健全的问题，调整充实了县委班子成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临海城区药业支部得以改组，北乡、西乡各成立了一个农民支部，东乡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支部，杜下桥成立了一个药业支部，共有党员100多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和努力，临海的局面初步打开，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为此，中心县委在9月5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对临海的工作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特别注意新的发展，同时注意旧的恢复；（2）注意学生运动，尤其是回浦学校；（3）加紧宣传工作；（4）海门须万分坚决地把找起的同志形成支部组织，加紧支部的训练，动员全体向着中心工作去做，经常派一得力人员驻扎海门，同时注意东（山）中、六中两校的学生运动；（5）杜下桥应组织药业店员工会支部，在会中要起党团领导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盐民渔民的工作；（6）西乡支部会由县派人去参加，打破其信仰知识分子的观念，加紧他们的训练；（7）北乡独立支部须急速组织起来，把已组织的支部，该独立支部负责指导，一方面把保卫团整理起来，编成农民自卫队，在队内的同志另成立支部，在队中起党团作用，以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结成农民自己的队伍；（8）东乡……迅速的办一平民夜校去接近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团，同时把已成立的支部该以指导和他发生关系；（9）港口涌泉须急速派人去整理。”
经中心县委各成员的艰苦工作，在这革命低潮时期，临海大地星星之火不断蔓延，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到1930年1月，中央指派的浙南巡视员金贯真巡视温台时，临海的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金贯真于2月2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临海有同志80余人，北乡已成立区委，东乡有2个农村支部，西乡1个农村支部，海门有工人雇员同志8人合组一个支部。3月，由于临海西乡爆发农民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国民党加强了对临海县城的控制，不便于地下活动，台州中心县委机关从临海城区迁出，先在海门、路桥活动，后迁到临海北乡。
安民军西乡起暴动 党组织派人作指导
1929年，浙东、浙南都因灾遭遇大饥荒，据当时报纸报道，台州饿死10万人。国民党浙江当局不顾百姓的死活，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想方设法“刮民”。这年5 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以农民“隐瞒地税，偷漏赋税”为由，在全省实行“土地陈报”，下令各县“竭力办理土地陈报，限次年五月完成”。许多地方都以武力强行百姓办理土地陈报。
所谓“土地陈报”，就是要农民自行陈报山、塘、田、地（包括宅基、猪牛栏基和山边、路边、屋边、水边开垦起来的零星地）面积，政府派员丈量核实，作为计税面积。陈报登记时，不足 1 亩的，不论大小，都以号（块、处）为单位收取手续费，每号银元0.12元。同一号超过一亩的按实际面积累进计算收费。哪怕是一口茅坑基也要作一号收费。这样，本来就缺田少地，靠“四边”垦荒的农民尽管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很少，但块（处）数相对较多。当时一般每户都得拿出10多元银元，有的卖掉一亩水田（可得十二三银元）还不够交费。
贫苦农民已在挖草根充饥，哪里还有钱交费。国民党当局收不到钱，就派武装下乡逼收。1930年农历大年刚过，临海南部山区尤溪乡乡长派出丈量员到官坑村收取陈报费，被村民王小兰和梓树坑村的梁树六等农民挡了回去。国民党乡长恼羞成怒，于2月22日派出保卫团队长孙四去官坑“严惩肇事者”。保卫团滥施暴行，乱抓人并砸门壁，还打死被抓群众1人，梁树六等几个农民带着猎枪，在村口埋伏袭击，慌不择路的保卫团队长跌折了脚骨，被农民用柴刀砍死。
梁树六等人知道事情闹大了，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夜就一面鸣锣传告邻近各村，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官兵的反扑；一面派人赶到西乡的里程村（现属张家渡镇），请程文槎援助。
程文槎兄弟几人及邻近村民都以制作土纸谋生。他生性聪颖要强，好结交朋友，乐于助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里程村农民对国民党政府利用土地陈报盘剥百姓的行径早已深恶痛绝，接到官坑求援消息的第二天，程文槎就聚集了40多名善猎的壮汉，到达官坑，官坑群众为之振奋。在程文槎的指挥下，官坑百余名青壮年农民抓紧制造土枪土炮及弹药，以应对国民党官兵的进剿。
果然，国民党临海县政府以南乡农民反对土地陈报，拒捕杀人，应按“土匪”论处等理由，急报浙江省政府。省政府电饬驻海门的浙保第五团负责“进剿”，并令宁波、永嘉等地驻军协助。月底，驻黄岩县的国民党中央军第45师方策部的两个排奉命开往官坑，驻扎在邻近的平坑村。程文槎、梁树六等派人探听，获悉国民党官兵只有四五十人，就率领农民武装悄悄地包围了平坑村，用火药铳、黄檀炮等一齐轰鸣。官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又听满山遍野的喊杀声，个个都惊慌失措，顾不得叫人带路，便向尤溪乡公所方向逃命，程、梁率领众人边喊边打，紧追不舍。这一仗，打死官兵连长1名，士兵4名，缴获驳壳枪1支，手枪2支，步枪数10支，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排40余人成了农民武装的俘虏。
平坑之战后，程文槎率众退守群山环抱的里程老家，联络广大群众，共举义旗，拉起了800多人的队伍。他们树起了“中国安民军”的红色大旗，设立了司令部；还约法三章，宣告“反官府、抗官兵、抢大户，不侵害老百姓利益”。里程山区红旗招展，声势浩大。
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30年3月21日，台州中心县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临海南乡为反土地陈报而爆发了群众英勇的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日益发展与扩大。”报告又说，“我们主张马上派干部同志到这一斗争区域里去，……以建立群众中党的领导。”
中心县委先派县委委员朱渭滨去里程村工作，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抓住，经城内一家商店出面担保，说是他店的员工，出门讨账的，这才得以释放。
4月，中心县委又指派中共临海城区区委书记戴世惊，率三个同志绕道隐蔽进入里程村，他们除了找安民军领导人个别谈心、交流思想外，还公开召开村民大会、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经过他们的宣传教育，中国安民军有了更明确的斗争方向，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激昂。当月，程文槎亲自到仙居县，联络以杨通海、朱福真为首的农民武装，与他们订立军事同盟，并通过他们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师）间接联系。
4月18日，临海国民党“进剿”部队偷袭杨杜、黄泥墩村，杀害安民军战士3人。程文槎得知后，迅速率800余安民军战士追击“清剿”军。“清剿”军抵挡不住，向城里溃逃。安民军直追到护港岭，打算趁机攻入城里。国民党“清剿”军入城后立即收掉西门浮桥，关闭城门，全城实行戒严。安民军无法进城。当时城内一位文化人目睹国民党军败阵后逃进城的情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官兵接二连三地从西门奔进城，一个个拖泥带水，垂头丧气，伤腿断臂，血肉模糊……”
武装攻城中途夭折 中心县委停止活动
1930年前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左”倾急性病逐渐发展起来。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起老西门浮桥
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王国桢以温台游击区域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会议后，于6月18日至22日在瑞安渔潭村召开浙南党的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浙南特委，王国桢为书记，石瑞芳、杨敬燮、陈文杰、应焕贤、朱绍玉、杨德芝、金缄三为委员，浙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下属温州、台州两个中心县委。8 月，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在党员和党的组织“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的口号和要求下，建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同时又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全国总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组成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样，浙南特委改为浙南总行动委员会，台州中心县委改称为临海行动委员会（又称台州行委）。行委主任曹珍，委员王藻青、吴志仁。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决定取消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和工会各级组织的正常工作。由于台州中心县委设20世纪20年代的临海老城区俯瞰
在海门的通讯处遭破坏，通讯处负责人方林被捕，台州中心县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直接联系。
“行动委员会”随着“浙南总行委”的撤销也撤销了，但指导思想仍旧搞武装暴动，攻打城市。各地暴动连续受挫，台州中心县委屡遭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很高，陈育中、杨敬燮、朱渭滨3人在大田庄头文化小学重建中心县委，他们的工作和重点仍旧搞武装暴动。当时的临海城算得上是台州的中心城市，他们暴动计划定的是攻打临海城区。中心县委作了分工，书记陈育中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当时中央机关在上海），委员朱渭滨分工做发动群众工作，委员杨敬燮负责组织武装，准备攻打临海城区。
结果，陈育中在上海没有找到中央机关，返回到杭州，在杭州一个区委任职。杨敬燮在东乡组织农民武装，先派人化装进临海城区，侦察敌情，了解民意，组织内应，自己率领农民武装准备攻打临海城区。结果在进军途中遭到伏击，杨敬燮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攻打临海城区失败。中心县委只留下朱渭滨一个人，又失去上级领导，无法工作，转到桐峙山里隐蔽，中心县委解体，临海城区内党组织活动也停止。
九一八民族临危亡 救国会勇举抗日旗
1931年9月18日深夜，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派工兵有意炸毁南满铁路约一米长的一段铁轨，诬称这是中国军队有意“破坏”。一小时后，日军即在沈阳向中国军队进攻，第二天，占领了长春、本溪、安东等20多个城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宣言》，坚决主张对日抗战。接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行动起来了，杭州、宁波等城市的学生行动起来了，台州古城的学生也行动起来了。10月3日，以商学界为主体的临海城区民众，在台州地区首先组织起“抗日救国会”，在道司里广场召开民众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由参加大会的回浦学校、女子师范、尚文小学、敬一小学、哲商小学、原清小学、民众教育馆、临海商会等单位，组成12支队伍，在临海城区大街小巷游行示威。大家都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等口号，臂缠黑纱，以示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抗议和对被杀害同胞的哀悼。
声讨大会以后，抗日救国会会员和青年学生一起，组成“演讲队”、“提倡国货宣传队”、“仇货检查队”，分别到临海城区民众集中场所，如船埠、码头、商场、市场，向市民、商家、单位员工、农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提倡国货、御侮救国”的道理。
演讲队在向民众演讲中，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罪行：使用武力，割我琉球，占我澎湖、台湾，据我旅顺、大连；还强迫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等许多不平等条约；占中国土地，掠中国资源，在中国实行种种特权。现在日本已张开大口，想全吞中国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全力抗日，拯救中华。
抗日救国会还发动各界民众团体，运用戏曲、小唱、诗歌、漫画等各种形式，利用集市、庙会等各种场合，宣传抗日救国。他们还开展义卖募捐等活动，筹款寄给东北抗日部队。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小学校尤为踊跃，各校纷纷组织提倡国货宣传队，分赴附近乡村，向民众宣传；并举行提倡国货提灯会。学生们和抗日救国会会员还共同组成仇货检查队，开展抵制仇货活动，定期上商店、码头、轮埠检查商货，一旦发现仇货即予没收。
在全国民众一片抗日救国的呼声中，浙江省教育厅在9月下旬通令各学校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通令还专门提出，要临海回浦初级中学等演讲近日时事，并“采用书目材料，随时择要编为讲材，广为宣传，以致警觉”。临海城区民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受到全省各地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