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长安求仕，虽中进士，但仍与做官无缘，而且他在长安的生活也陷于极度困苦之中。万般无奈，韩愈只好硬着头皮，直接三次上书给当时的宰相贾耽、卢迈和赵璟，毛遂自荐，希冀得到一官半职。这就是韩愈文集中著名的三上宰相书。
第一次上书写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信一开始，即引用《诗经》“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的话，指出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天下得人才：“然则孰能长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我韩愈就是人才：“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并认为自己“求知于天下”是合情合理的；况且自己现在生活困难：“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自己对官职的要求并不高：“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就是说给个九品的官不嫌低（七品就是芝麻官了），给一亩大的院子不嫌小。接着又说，自古以来，在上位的人设立各种官位，制定不同的俸禄标准，目的就是招纳人才；在下位的人努力“修己立诚”以求官位，目的是为国家出力，所以“上之求于人，下之求于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既然如此，那么你们这些为皇帝选拔人才的人，就应该“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言下之意是说，我这个没有“获其所”的人才你们早该举荐了，现在让我来自荐，难道不是你们的失职吗？最后又说，自古就有山林隐士，皇上关心这些人，屡诏内外大臣“旁求于四海”，而招来的极少，原因就在于“国家不以非常之道礼之”，而是一定要通过礼部、吏部考试，而考的又是“绣绘雕琢”的骈体文。这样一来，很多人就进不了官场而去隐居，“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如今你们破格录用了我，那些人“闻有以书进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荐之天子，而爵命之（给官），而布其书于四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动心出来做官。
这封长信呈上之后，没有任何反响。韩愈心急如焚，于是又有《后十九日复上书》。在这封信中他举“蹈水火者”求救来说事：有人陷于水火之中而求救，在他身边的人，不仅是他的父兄子弟，即使是对他有所“憎怨”，但还不至于非让他死的人，都会尽力救之而不辞。如今我韩愈就是“蹈于穷饿之水火”的人，你们就是看见我“溺于水火”的人，你们有办法救我而不救我，这能算“仁人乎哉？”否则的话，像我韩愈目前的处境，只是时机不合适。“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为耳，非天之所为也。”也就是说，所谓时机，不是掌握在老天爷手里，而完全是操纵在当权者手里的。信的最后又说：“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取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意思是说，古时举荐人才，管仲曾举荐二盗贼，赵文子曾为晋国举管仓库之士七十余家，今我韩愈虽是布衣贫贱之士，其地位也足可比于盗贼和管库之人吧！
这第二封信上呈之后，仍如石沉大海。韩愈更是气急败坏，遂又有《后廿九日复上书》。此信用很大篇幅拿当时的宰相与古之周公做比：周公辅佐周成王，求贤若渴，“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捉其发”，惟恐冷落了人才，因此，“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后人至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如今你们三位在相位已经三年，天下是否已经治理得很好？即使你们今天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捉发去对待人才，也该引而进之，而“不宜默默而已”。这不仅是说时相远不及周公，而且是直斥他们不作为。信的最后说：古代之士多重于“自进”，是因为当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这个国家不用，就到另一个国家去，有的是选择空间，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就是说，如今只有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唐朝，离开唐朝，就出国到夷狄之邦了，所以今天的有道之士，如果不能进于朝廷，那就只好入山林当隐士；而当隐士，都是“独善自养”“不忧天下”之人，如有忧天下之心，就决不会当隐士。意思很明白：我韩愈一不出国去事夷狄，二不入山林当隐士。我不但是人才，而且有“忧天下之心”。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入朝做官。我之所以“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就是因为“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就是说，就怕你们不引荐我。
前后四十天左右，接连呈上三封信，陈述自己的志向，诉说自己的苦衷，孜孜求仕，以期有意外的成功。这三封信均为求人引荐的干谒文字，后人对韩愈求仕的躁急多有微词，认为他是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三封求人之作，不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国家广泛吸纳人才的重要性和宰相在这方面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而且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科考“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的强烈不满，对社会不公、宰相不作为的愤慨不平，也代表了像韩愈一样的一大批孤立无援之士的共同呼声，是典型的鸣不平之作。三篇文章，理由堂堂正正，气势咄咄逼人，感情强烈，慷慨悲歌，不见有多少摇尾乞怜之态，倒不乏猖狂恣睢之气，绝非一般干谒文字能比，也非一般庸碌之人所能为。
长安之大，容不下一个韩愈；官位之多，没一个属于韩愈；求诸宰相，宰相尸居禄位，不予理睬。山穷水尽的韩愈，只能“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无可奈何地结束了长安十年的求仕生涯，郁郁东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