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一生并未写出专门论文的文章，也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然而，他所提出的“养气”说，却颇有新意。“养气”之说，始于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此后，唐代的韩愈明确提出“养气”说，他把“气”和“文”比作水和水上浮物，提出了“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这就是著名的“气盛宜言”之说。孟子和韩愈都提出了“气”的概念，都注意到了“养气”和为文之间的关系。但对如何“养气”，孟子和韩愈都语焉不详，而苏辙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
最集中体现苏辙“养气”说的是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枢密韩太尉是指枢密使韩琦（因宋代的枢密使和汉代的太尉都是掌管兵权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67），十九岁的苏辙与其兄苏轼同榜考中进士。为了得到韩琦的引荐，遂写此文。这虽是一篇干谒文字，也不免有阿谀、浮夸气息，但绝对不同于一般空洞无物的干谒文字。文章以绝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文者气之所形”的道理和如何“养气”的途径。
文章开头即提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不可以养而致”的观点。接着，就举孟子之文“宽厚宏博”和司马迁之文“疏荡，颇有奇气”为例，说明他们二人之所以文章写得好，并非因为他们学过写这样的文章，而是由于他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豪俊广泛交游，故“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再接下去，就直接联系到自己，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眉山老家生活了十九年，所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者“不过数百里之间”；虽对百氏之书无所不读，但那只不过是“古人之陈迹”，皆“不足以激发其志气”。为“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随父兄出川至京。一路及至京的见闻，使自己大开眼界：“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山）、嵩（山）、华（山）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庠（学校）、城池、苑圃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修），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玮，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即是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才真正体会到何为“气”和如何“激其志气”。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孟子、司马迁之所以能“气盛言宜”的道理。文章最后归结到“犹以未见太尉”为憾。自己现在要回家等待吏部选派官职，多有空暇时间，望“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表明了干谒之本意。
苏辙的所谓“气”，主要是指作家的思想、精神状态，即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气。他认为“气”不是先天赋予的，也不是只靠读书就可以学到的，而要靠后天有意识地培养。而“养气”的主要途径就是游览名山大川，交结社会名流，增加社会阅历。他所说的“气充乎中而溢于外”，与韩愈所说的“气盛言宜”含义大同；他所说的“文不可学而成”，又与其父、兄所谓“未尝有作文之意”相近。但他“激其志气”的具体途径，则是主张创作要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要在读书和与社会广泛接触之中来“养气”，通过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的陶冶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的历练，才有可能意气风发，写出气理兼盛的好文章。他的这一观点，比起孟子“三省吾身”的养气和韩愈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来，显然是更明确、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也更接近我们今天强调作家要深入实践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辙的“养气”说是对孟子、韩愈等人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