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敌人不设防的地区进军，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向敌人预料不到的地点攻击。——孙武急流勇退离开政坛回到吴都的阖闾大会群臣，准备对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进行奖励。论破楚之功，首推孙武，并要加官晋爵，光耀门第。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就，并且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孙武说：“臣本来就是一介平庸之士，承蒙大王的厚爱，一定要臣出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只好勉强从命。十几年来，臣竭尽绵薄为大王效力，如今大王的霸业已成，声名显赫。各国诸侯，无不慑服，这都是大王您无与伦比的威德才形成的啊！臣也因此感到非常荣耀。”
说到这里，孙武看了一眼阖闾，可以感觉出他面有得意的神色。孙武继续说：“无奈臣现在体弱多病，年事已高，处理政事，感觉力不从心，为此日夜焦虑，诚惶诚恐，恳求大王准臣辞官还乡，以终老天年。”
阖闾本来还以为孙武要继续对自己进行夸赞呢！谁知道竟然提出了辞官的请求，这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同时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讶，只有伍子胥比较理解孙武的内心想法，反应倒是比较平淡。
吴王阖闾说：“孙将军一直是孤王的左膀右臂，为我们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正是我们国家昌盛的时候，正需要将军这样的人才，帮助我们国家南征北战，成就更大的霸业，将军怎么能离去呢？”
吴王紧紧地盯着孙武，希望自己的劝说能够奏效，但见孙武没有留下的意思，就继续说：“我希望将军能够留下来，担任吴国的相国之位。将军要是执意辞官，寡人将十分痛心。将军先不要着急，还是先考虑一下再说吧！你也给寡人三天的考虑时间。”
孙武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三日后再说。论功封官的事情也只好暂停。孙武一回府，吴王马上派伍子胥亲往孙府，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孙武不改初衷地说：“您不知道，当初出仕并非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王恩宠和您的友情所致。弹指一挥间已经做了10多年官，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有研究、实习兵法的机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功劳是不敢当的。如今，我的健康和能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恳托您，替我在大王面前说明原委，完成我的夙愿，我将感激不尽。”
伍子胥说：“兄弟的想法，我非常能够理解。也很想让您得偿所愿，但是看大王的意思，您不一定能够走得了，不过暂时在你的府邸颐养天年还是应该可以的，我可以尽量和大王谈谈，你以后就可以不用上朝了，到需要你的时候，再派人来请您，兄弟看怎么样呢？”
孙武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看来这可能是现在最好的结果，还请兄弟好好和大王说说。”
伍子胥只得回去如实向阖闾汇报，阖闾也不好再勉强，同意了孙武的请求，不过阖闾同时提出，孙武平时不用上朝，也不用跟随打仗，但是在需要的时候，国君可以随时找孙武问计。
孙武答应了吴王阖闾的要求，开始在吴国都城自己的府邸中养老。吴王阖闾重新召开庆功大会，并且拜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一同执掌国政。把阊门改名叫破楚门。又在南部边界上垒起石墙，留个门叫士兵把守，以防御越国的进攻，称为石门关。
越国的大夫范蠡也在浙江口上修筑城池，以抗拒吴国，称为固陵，意思是说这座城可以固守。
孙武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居家的日子，他对于兵法的研究渐渐地淡下来了，大部分时间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看书和处理家务。
当年出仕的时候，孙武只有几根白发，为官十几年，虽然也只有五十多岁，却已满头银丝了。
孙武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所以如此淡泊，是因为他对官场生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尔虞我诈、阿谀逢迎，嫉妒和憎恨、阴谋与权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实在是太险恶了。
特别是阖闾登基为王和伐楚胜利后那种残忍、骄横、奢侈的作法，使他不寒而栗。急流勇退是最佳的选择，否则前景不可预料。
这时，吴王又准备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吴楚大决战，吴国最终以少胜多、以近制远，兴师千里，打垮了强大的楚国，这使吴王阖闾争霸天下的野心日益膨胀。吴王阖闾把争霸的目标对准了北方的齐、晋两国。
吴王阖闾决定先拿齐国开刀。齐景公得到吴国伐齐的消息，惊恐不已，慑于压力，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爱女作为人质，远嫁吴国，阖闾才暂时停止了伐齐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孙武一直在家，完全没有参与。
后来，孙武的妻子去世了，孙武怀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了自己多年的妻子，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听说越王允常去世，他儿子勾践即王位，阖闾趁越国丧的时机，准备发兵伐越。
孙武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乘人之危可是最不仁义的做法，大王这样做上天绝不会助佑的，子胥为什么不阻止这次不义的战争行动呢？”
当时孙武真想去找伍子胥，让他说服阖闾停止这次军事行动，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他转念一想，自己已经退出政界，还是不要再去参与了。
公元前495年，吴王阖闾终于召集了数万大军，向南开拔，新继位的越王勾践亲自带兵迎敌，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
结果阖闾被越国大将灵姑浮砍断脚趾，后来，伤口发炎，死在吴军后撤的路上。因太子波已死，阖闾死前把王位传给了夫差。夫差是个轻浮、傲慢而薄情的人，孙武开始为吴国和伍子胥的命运担心忧虑。
暗中帮助吴国称霸
吴王夫差继位后，发誓要报勾践杀父之仇，他一边为父亲守孝，一边开始着手作好攻打越国的一切准备。
夫差等到大孝三年期满，已经基本做好了大举伐越的准备，夫差和伍子胥等人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攻打越国的事情。
一次，吴王夫差对相国伍子胥说：“这次攻打越国，就要倚仗相国的力量了。”
伍子胥说：“为国效力，为大王尽忠，是做臣子的职责，微臣一定尽心竭力，辅佐大王。”
“那关于这次出征，相国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时伍子胥想到了孙武，就建议说：“攻打越国，必须得请孙武出山，大王如果只想取得一两次战役的胜利，也许有为臣就已经够了，如果大王想灭掉越国，那必须得借助孙武的力量。”
吴王夫差说：“那好吧！还请相国出面邀请。”
第二天，伍子胥专门到孙府来拜会孙武。寒暄过后，子胥说出了来意。
“孙先生，”伍子胥真诚地说，“想当初，我们一同辅佐前王，把吴国建设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前功尽弃，不但百姓涂炭，您就忍心吗？大王夫差及其宠臣一心急于报仇雪恨，却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啊！”
孙武感叹于伍子胥这样一个聪明人，却又终日摆脱不了名利权势之争，反而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于是委婉地说：“我是个过时的人物了，好比四季所穿的衣服，春有春装，夏有夏装，如果夏天却穿皮裘，不是太荒谬了吗？”
孙武一边说，一边看了看伍子胥，希望他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只希望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也希望世人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聪明的人不但要合乎时宜，还要尽量把个人和世界接触的范围缩小。”孙武继续说。
孙武所说的是真心话，同时也在暗示子胥，要他隐退林泉，终享天年。
然而伍子胥一门心思要动员孙武出山，并不理会他的这些话，只是一个劲劝说他为国效力。
孙武已经看出子胥态度的坚决了，强行拒绝似乎于公于私都不太好，于是建议说：“再度出仕可能性不大了。不过，既然您专程来家里找我，我就贡献一点伐越的战策吧！好吗？”
子胥无奈，只得答应。孙武想了想，慢慢地说：“夫差为了征越而锐意练兵，越王勾践肯定会有所防备。勾践年少气盛，又在三年前击败了吴军，一定心骄气傲，不以为意。”
孙武一边说，一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清茶。
“不过越国的大夫文种、将军范蠡却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他们又一定会阻止勾践轻举妄动而以固守为其策略。问题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地激怒勾践，使文种、范蠡的约束失败。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孙武继续说。
说到这里，孙武沉默了片刻，好像在想什么，然后他才继续说：“我们可以派出一支轻骑兵，人数不要很多，五六千名即可，先从太湖渡船南下，在越国的西北方登岸，不断向越军挑衅，转战南北，灵活机动。”
孙武看伍子胥全神贯注地在听，就又继续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惹恼勾践，即使文种、范蠡谏止，他也会出击的。只要勾践离开越国都城会稽，我军主力就由东面直接插入南面，轻取会稽。”
听到这里，伍子胥禁不住连声叫好。孙武摆了摆了手，继续说下去：“到那时，不管勾践是否回师往救越都，我军那支轻骑队伍都要不断地扰乱他们，当双方主力接触的时候，骑兵队可在敌人后方鼓噪呐喊，使他们惊慌失措，并不断地突击，这样，越军首尾受敌，加上吴军本来就比较强大，胜利是有把握的。”
“嗯！先生所说的太好了，有了这条妙计，何愁小小的越国不破啊！到时一定能活捉勾践小儿，为先王报仇雪恨。”
“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千万不要堵住越兵的退路，不要把他们逼到绝路作困兽之斗，而是让他大败而逃，然后趁机追赶，务必全歼敌军，以绝后患。”孙武补充说。
为了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些，孙武喝了一口茶，最后强调说：“这次战役有三个要点，其一为首先以骑兵队为诱饵，其二为不塞住敌军退路，其三为穷追不舍。我的这些策略，只是纸上谈兵，仅供吴王和您参考吧！”
伍子胥听完孙武的话，连声表示感谢，并说胜利的那一天，一定要来和孙武喝个一醉方休。
孙武笑笑说：“好，我等着那一天，希望那一天我们能够一起退居山林，笑傲江湖。”
最后伍子胥向孙武告别，到宫中给夫差说明了情况，夫差听孙武没有请来，但听了伍子胥带来的攻越妙计，很是满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公元前494年初，夫差决定兴师伐越。吴、越两军在夫椒，即今苏州市吴县西南太湖中相遇，战斗异常激烈。
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
孙武多年来在太湖训练的水师也发挥了作用，各种战船相互辅助，攻守兼长。越军抵挡不住吴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仓皇退逃。
吴王夫差指挥大军紧追不舍，步步进逼，深入到越国腹地。勾践知道大势已去，率军退回到都城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市。
吴军不久又追到会稽，勾践害怕遭受城破、君亡、国灭的厄运，便带着5000名残兵逃出都城，跑到会稽山上，想凭借山险固守。
吴军乘胜一举攻占了越国都城，马上挥戈出城，把会稽山团团围住，时间一长，越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得向吴国请降。
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等的竭力反对，接受了勾践提出的谋和、称臣并每年向吴国进贡的要求，越国得以保存。
然后，夫差率军回国。吴国攻伐越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吴国在诸侯国中的影响更大了。
在击败越国后，吴王夫差争霸的雄心更足了，可以说比起他的父亲阖闾丝毫不差，吴越战争结束后，夫差又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作伐齐、伐晋的战前准备。
在这10年中，夫差一共办了三件大事：征服鲁国，迫使鲁国与吴国订立了城下之盟；制服陈国，关闭了楚国从侧翼攻击吴军的门户；开凿邗沟，沟通了由长江进入淮水的舟师运输水道。这三件大事完成以后，夫差北上争霸的时机成熟了。
公元前484年春天，吴军舟师连同越王勾践派出的3000名援军，在吴王夫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从吴都附近的太湖出发，越长江，经邗沟，抵淮水，再溯淮西上，然后转入泗水北进，与已被迫会盟的鲁国军队会合，组成联军。
接着，顺汶水，即今山东大汶河而上，5月，攻下博地，即今山东泰安市南部地区。
5月25日，到达赢地。然后，经长勺，抵达淄水上游的艾陵，与前来抵御的齐军相遇。
5月27日，两军在艾陵摆开战场，展开激战。由于吴、鲁联军人多兵强，齐军最终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艾陵一战，吴军俘虏了齐国五位将军，缴获八百余辆战车，斩杀齐军三千余人，取得了伐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接着，吴王夫差威逼齐国与吴国订立和约。在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下，齐简公不得不与吴国订立了城下之盟。夫差实现了北威齐、晋的第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直指晋国。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吴军主力，踏上了伐晋的征程。
吴军仍然从吴都附近的太湖出发，越长江，沿邗沟、淮水、泗水、济水，一路北上，到达宋、卫、郑、晋四国交界的黄池。
面对吴、鲁联军的突然进攻，晋定公一时无计可施。他派出一名大夫到吴军阵前探问吴王夫差兴师挑战的原因和目的。
吴王夫差对晋大夫说：“现在周王室衰弱困穷，诸侯中已无人履行向王室纳贡的义务。我是奉周天子的命令，历尽艰辛来此与贵国国君会盟的。不过盟主由晋定公担任，还是由我来担任，今日就要决定下来！”
慑于吴、鲁大军压境，晋定公不得不与吴王夫差、鲁哀公在黄池举行会盟仪式，把霸主的地位拱手让了出来。
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成为让当时其他各国惧怕的军事力量。
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吴国这些军事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孙武在吴国打下的雄厚基础的。
北威齐、晋的结果，使吴王夫差成了名正言顺的春秋霸主，吴国也成了威震天下的春秋霸国。
再次要求隐居山林
吴王夫差继位后，虽能继承父业，争当霸主，但其生活极其奢侈、腐化。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在朝政上也逐渐变得独断专横、自以为是。
夫差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也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
伯嚭收受了越国的巨额贿赂，充分利用受到夫差宠信的合法身份和手中掌握的权力，离间夫差和孙武、伍子胥等忠臣贤士的关系，结党营私，借刀杀人。夫差的狂妄孤行，伯嚭的贪婪祸国，吴国宫廷内的钩心斗角、倾轧争斗，这一切孙武看得十分清楚。
孙武机敏地觉察到吴王夫差在奸臣的诱惑下，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执行了极其错误的战略方针，已经不可救药，无法扭转。
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他不愿重蹈叔父田穰苴的覆辙。所以孙武最终在吴楚战争结束的时候自己就急流勇退了，他知道著述兵法以教后人才是自己的选择。
不过，现在的吴国京城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一个是非场、名利场，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
孙武向夫差正式提出了离开京城、归隐山林的打算。
夫差让伍子胥再三挽留孙武，但孙武此时已是去意已决，不可动摇。临别之时，孙武与伍子胥进行了深谈。
孙武暗地里再次劝好友伍子胥：“你知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吗？自古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
见好友并有多少反应，孙武只好向伍子胥直接说明。他说：“吴王夫差现在自恃强盛，四境平安，就奢侈无度，荒废朝政。如果我们功成名就还不懂得隐退，那将来必定会有后患的。我并不是只想自保，也是想着保全自己的家小啊！”
可是，伍子胥听了以后，非常不以为然。不过他看孙武的去意已定，已经没有回旋调和的余地，只得向吴王夫差禀报。
夫差与孙武没有多少感情，只是因为他是老臣，才出言挽留，并没有多少真正挽留的意思，所以也没多说。
不过，为了酬答孙武在奠定吴国基础和伐楚争霸大业中所建立的殊勋，夫差把邻近越国的一个叫做富春的地方赠送给他，作为他世居的领地。同时，吴王夫差念孙武战功卓越，临别赠送了金帛数车。但是孙武沿路全部散发给了贫困百姓，潇潇洒洒地走了。
孙武走后，伍子胥未听从孙武的劝告，在越国的问题上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夫差进谏。
伍子胥的苦谏，夫差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厌恶反感，日久就疏远他，咒骂他。两年后，吴国大败越国，越国派人给伯嚭送上厚礼，想让伯嚭做做夫差的工作，让夫差答应越国求和。伍子胥认为应抓住时机灭掉越国，消除后患，乃进谏夫差，阻挠和议。
怎奈吴王夫差只听信伯嚭之言，惑于越王勾践甘愿来吴国为奴的“诚意”，对伍子胥的进谏不胜其烦，竟答应与勾践言和。
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阴图复仇。伍子胥察知勾践志存远大，乃再次进谏，说勾践“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但夫差不仅不听，反而更加疏远伍子胥。
过了四年，夫差不顾伍子胥的极力反对，竟将勾践释放回国了。
夫差嫌伍子胥老说些逆耳之言，便干脆让伍子胥出使齐国，也好耳根子清静。伍子胥至齐国后，对随同在侧的儿子说：“我屡次进谏，吴王都不听，我如今要看到吴国亡国了。你不应与吴国一起亡掉。”遂将儿子留在了齐国。
他将儿子留在齐国，似乎还有一层用意，就是打听孙武的下落。因为孙武的老家就在齐国。孙武归隐时，是打着回老家探亲的幌子走的。所以有人说，孙武是回到了齐国。
伍子胥让儿子留在齐国，或许是希望能找到孙武，助其子一臂之力吧！不想伍子胥回国之后，便面临着死亡。
他将儿子留在齐国，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伯嚭向夫差进谗，说伍子胥为人刚暴，爱发牢骚，恐怕会成为吴国之患。而且伍子胥将儿子留在齐国，作为人臣，稍不得意便外倚诸侯，阴谋叛逃，希望夫差早点防备他。
夫差对伯说：“就是你不提醒我，我也对伍子胥有了疑心。”便派人给伍子胥送去属镂宝剑，令其自裁。
伍子胥临死之时，一定悔恨莫及：“孙先生，悔不该不听你的劝告，以至有今日之祸！”
如今，他想随孙武而去、归隐乡曲做个平民百姓，已是不可能的了。富贵误人，以至于斯！
自刎前，伍子胥对其家人说：“我死之后，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吴国东门之上，我死也要看越国是怎么灭掉吴国的！”
令他临死前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孙武的帮助下，终于报了父兄的血海深仇，可以到地下面见其正直的父亲和仁厚的兄长了……
伍子胥死后，吴王不予安葬，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伍子胥不听孙武忠告，只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同样落得凄惨下场的还有重用谗臣、错杀忠良的吴王夫差。
公元前482年，经过十年生聚、国力大增的越国，趁吴国大军在外、国内空虚的时机，突然起兵袭击吴国。
越王勾践亲自带领越国大军，采取从后方袭击的作战方式，沿海北上，然后逆淮水向西，以堵截吴国大军的回路，再分兵南下，直插吴都。这一次越军攻入吴都，使吴国损失惨重，加上连年征战，兵力消耗，生产荒废，民力凋敝，吴国从此一蹶不振。
第二年冬，吴国要求与越国媾和。此后，在夫差十八年、夫差二十一年，越国又先后两次攻伐吴国。
夫差二十三年，越军在勾践的率领下，先败吴军于笠泽，又困吴军于都城，最后攻陷吴都。
吴王夫差被迫弃都逃到余杭山，即今吴县西部阳山一带。
越王勾践率军穷追不舍，夫差进退无路，愧恨交加，在勾践的逼迫之下，自刎身亡。强大的吴国最终被越国灭亡了。
最后不知所踪
孙武归隐山林以后，整日与吴地的青山碧水相伴，同家人在一起悠闲自在，享尽天伦之乐。次子孙明、三子孙敌都已成人，孙武既是父亲，又是老师，悉心传授孩子们军事理论和谋略思想。
在尽享幽静环境、休闲氛围的日子里，孙武取出从前写的兵法十三篇简册，让两个孩子和他一起系统地进行修改和完善。
孙武首次晋见吴王阖闾时呈献的兵法十三篇，是在全面总结前人关于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考察体会写成的。
其内容侧重于迎合吴王“西破强楚、争霸诸侯”的强烈愿望，针对楚、越、齐、晋等周边邻国的情况，提出战而能胜的战略战术思想。
孙武经过长达十几年跟随吴王阖闾、夫差和好友伍子胥征战南北的实践检验，其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内容需要作进一步修改阐明和发挥。孙武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军事战争的实践经验，以及吴国最终被越国灭亡的教训，对原来的兵法十三篇进行了增补和修改。
使这部兵书更加完善，逐渐成为兵学思想的宝库、兵家理论的经典之作。
孙武生前把兵法十三篇悉心传授给了两个儿子。其中次子孙明最聪明伶俐，领悟力最强，所以深得孙武喜爱。孙明在兵学方面的造诣最深，其后立有战功，被越王勾践封赐世袭富春采地。孙明的后裔孙膑，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传世。
孙武归隐后的最后去向，由于史无明载，已成为一个永远难以索解之谜。一般人的推测是，他依旧留在吴国，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直到默默去世，死后也葬于吴都郊外。
孙武的归宿或许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他因怀念故土而辗转返回齐国隐居。因为孙武的后人孙膑就生在齐国，所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归隐后的孙武有可能活到眼见吴国灭亡的这一天。公元前473年，越军占领吴国都城，夫差走投无路，自刎而死，一个曾经一度欣欣向荣的强国就此彻底灭亡了。如果归隐后的孙武果真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其心情必然是痛苦不堪的，因为吴国毕竟是他曾经向往、投奔，并为之长期辛苦经营、施展才能的地方。
这种打击，对一个垂暮的老人来说，其沉重的程度可想而知。
很有可能的是，孙武痛惜自己争战多年强大起来的吴国就这样败亡了，追恨自己的壮志未酬，因而心情郁闷、愁绪绵绵，以至时隔不久便撒手人寰，赍志而殁了。
最后，值得特别大书一笔的是，孙武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尽管思想苦恼，精神上备受煎熬，可是却依然始终没有放弃对战争规律的执著探索和理论总结，以求为后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这在他的兵法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孙子兵法·作战将》说：“夫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孙子兵法》中这些话，显然是孙武对夫差放松对世仇越国的警惕，举兵北上，争当盟主，导致越国乘隙进攻，亡国破军历史悲剧的深刻总结。
由此可见，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伟人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它超越时空，永放光彩！有的人死了，但依然活着。孙武正是如此。《孙子兵法》的影响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著名。
《孙子兵法》十三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孙武的军事谋略思想。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
孙武在其兵法中科学概括和总结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从而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个时期。
远古至春秋是孙子兵法的孕育产生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也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
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是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巅的阶石。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当时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
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在中国而没有产生在外国，之所以产生在春秋时期而没有产生在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战国至秦汉是孙子兵法的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
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朝廷对兵法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
到了战国时期，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当时达到了家家都有《孙子兵法》的地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
另外，孙武的后人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孙子“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的作品，并被放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汉高祖时，时间大致在高祖六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进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再次进行了整理。
第三次是在汉孝成帝时，由任宏进行整理，当时的所有兵法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的首位。
这三次的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至隋唐是孙子兵法削繁和注释时期。
曹操当时写了《孙子略解序》，对《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进行了批评。
不过曹操只选了其中的十三篇进行了注解，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孙子兵法十三篇得以广泛流传，其余的篇目因为没人关注，陆续散佚丢失了。
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
曹操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曹操的评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
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
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
例如唐代的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用《遁甲》对《孙子》进行注解，成为一家言。杜牧的注解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
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
宋代是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用七书作为考试内容。
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
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
《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
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
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
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
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明清是孙子兵法的阐发和考据时期。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
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
李贽主张把《七书》与《六经》合为一体，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熔兵学、儒学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
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
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人。
孙星衍等人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民国是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
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
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是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
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
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
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还早2300年。
它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孙子兵法》也在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广泛流传。
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孙子兵法》在世界上已有汉、日、英、俄、朝、意、德、捷、罗、希伯来、丹麦、希腊、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19种语言的近800种版本。
《孙子兵法》荣膺“世界第一兵书”“兵学圣典”的美誉，孙武本人也被世界各国的兵家学者公认为“东方兵学鼻祖”。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孙子兵法》列为教材。
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之言可以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
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