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由于它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令人担忧的是这一问题有日趋严重之势。它不仅反映在泥沙流失日益严重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方面，也有尖锐反映。
要扭转这一危局，我们所能够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农业生物学措施。所谓农业生物学措施，既包括农业生产本身，也包括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的生物的、工程的措施。任何工程技术，归根结蒂，只有当它发挥其生物学效益时，并在生态平衡中有所裨益时，这种工程技术才是有益的，才算是靠得住的。否则，不论挖了多少土石方，打了多少坝，甚至修了许多梯田，但没有生物学效益的保证，不是无益的，就是靠不住的，我国农田工程中成千上万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本文只就土地合理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问题作了探讨。概括地说，土地合理利用，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土地分配，一是对各种用地的科学管理。在土地管理中，往往囿于农区、林区、牧区等传统概念，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程的整体性注意不足。从农业生态系统的理论看来，农、林、牧不是并列的，它们的正确关系应该是：
而我国传统中的“农”，只是完成了初级生产的过程，而没有或很少进入次级生产过程，致使一部分能量在变成动物产品以前就阻滞不通，白白流失了。因而形成了劳动生产率低的无林少畜的跛脚农业，实际上这是取其前部一小半，舍其后部一大半的半截子农业。在这样的农业格局下，我国的吃肉量处于全世界第118名这样的最低水平，而粮食消费量则居于全世界最高水平。在食物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不得不消耗过多的谷物。为了满足这一巨大需求而经营粮食单一生产，这一农业体制对土地资源肆意摧残，以掠取温饱。它不仅表现为毁林开荒、破坏植被，还表现为将农业生产中的植物有机物肆意毁弃，全不痛惜。既浪费了转化为畜产品的大量能量，又失去了赖以维持土地肥力的有机物质，于是黄土高原出现千沟万壑，山穷水尽，险象环生的局面。
为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一、尊重自然规律，大力发展畜牧业，使它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主干。充分利用农作物副产品，林间草地，及草地牧草，通过动物转化为畜产品，使农业生态系统的流程畅通。
二、以农业生态系统的最佳能量流程为依据，进行土地规划。在土地规划中，有林地、农田、草地的区别，而“牧”则是它们共同的能量转化工厂与巨大能量仓库，是林地、农田、草地所产能量的或多或少的共同归宿。凡是有农业生产处，牧，应该是无处不有。应当特别强调，黄土高原的农田，也是牧业生产的良好基地。
三、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生物学技术措施。既包括生物学的农学手段，也包括农业工程学的手段。但总体上看，农业工程学手段必须包含于农业生物学总体措施之中。
四、目前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中，把宝贵的有机物质作为燃料烧掉，是一项重大损失，而这一地区由于食物条件的限制，常需大量蒸、煮，或作成掺有多量水分的比热大的食物，因而需要更多的燃料。为了保证农业生态系统的改善与平衡，必须大力解决燃料问题。
《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7月号
亦师亦亲 敬意恒深
2008年9月，我从南京专程来到兰州，参加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50周年所庆和盛彤笙铜像揭幕仪式。之后，甘肃农业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胡云安同志邀请我到学校一叙，畅游了校园，见到了陈北亨夫妇及张庆斌、王锡祯、赵秀英、张德寿等老友，瞻仰了盛彤笙铜像，使我百感交集，兴奋不已。重游旧地，珍藏记忆。回想起盛彤笙先生1946年只身来到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光阴倏忽，一晃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甘肃农业大学，学科齐备，学子济济，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到盛彤笙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他的亲属，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也觉得应该把盛彤笙先生的生平事迹留下来，告慰逝者，激励后人。
时隔一个多月后，胡云安书记和校工会主席刘英及原工会主席陈贵仁一行3人为编写甘肃农业大学史话，专程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还来到我家中拜访，搜集资料。我倾其所有，尽可能提供出来。胡书记还希望我能回忆一下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盛彤笙的往事，写点东西，以传永久。2009年上半年，我写了一篇《盛彤笙先生生平》，这篇《生平》有2万多字，是先生大半生的真实记录，寄给了胡书记。想不到两年后，胡云安书记和陈贵仁、赵西玲写出了《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一书。阅完初稿，确有一种荡气回肠不同凡响的感觉，它通过丰厚的资料、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展现了一个以身许国的科学家坎坷而光辉的一生。洋洋洒洒30多万字和各类珍贵的图片近300幅，实在是一桩艰巨的工程，里面既有我十分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从未所知、未所闻的许多事情，其中辛劳，可想而知。它还原历史，澄清事实，为一代人的付出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实在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许多经年往事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45年，我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成为盛彤笙先生的学生。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次年夏天，学校从重庆迁回南京，不久盛彤笙先生也从成都来到南京，与我家为邻，与我父亲关系亲密。1947年他与我的姐姐邹东明女士结为伉俪，成为我的兄长。1950年我毕业后，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听从兄长的召唤，来到兰州，受聘为国立兽医学院助教。此后我们相处30余年，亲如手足，同气连枝，既是挚友，更是良师。
说到和我们家的结亲，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发生过一件趣闻。盛彤笙先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时，社会上广传“盛彤笙有后台，他是周总理的女婿”。一个“周”，一个“邹”，其实是音同字不同的误传。他的岳父亦即我的父亲邹锺琳（1897—1983），江苏无锡后宅镇人，该镇为江南古镇，邹家亦为当地一大姓氏。1929年父亲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农业昆虫学和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学与科研，是我国早期农业昆虫学家和农业教育家。学者的心是相通的，他看上盛彤笙并选他为婿，当是情理中的事情。盛彤笙先生也极看重亲情，尊重老人。在调回南京工作以后，更是时时问候。他和岳父同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仍是每天嘘寒问暖。一天早饭前，他觉得身体不适，还不忘问候老人之事，打电话给同开政协会议的任继周说，请你告诉邹老先生，我病了，不能去看望邹老了，你代劳一下。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个睿智高诣的奇才。他中西兼通、目光高远，无论看事、行事，总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框架，终究不同于常人。先生自幼家境贫寒，学生时代勤奋好学，热爱祖国，笃信“五四”精神，巩固了“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信念。留学德国潜心苦读获得双博士学位，又游历欧洲诸国，开阔了视野。回国后，正当抗日酣战时期，他在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状况下，教学与研究成绩突出，深受师生同事们景仰；之后仅用三年多时间，在交通阻隔、风气闭塞、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对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政之后，深入西北地区调查研究，制定方针，扭转传统陋习，将畜牧业生产纳入科学管理轨道；在主持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建后，更是日夜操劳，为分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接力赛式的沉重任务都是在1947—1957年的10年间完成的。这是他精力充沛、风华正茂的10年，充分显示了他政教两擅的才华。
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精致优雅般的品位、一种兰心蕙质般的修养。任何事情，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成最好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独具匠心，打上文化的印记。修建兽医楼，他自己设计出草图，承建单位按他的构思完成后，果然别具一格；一座建筑，别人也许一剪彩就完了，而他却赋予深刻的含义，取名“伏羲堂”，使之成为与至公堂、三爱堂、中山堂齐名的兰州“四大堂”之一；办一所学校，他不但修建了大楼，延揽了名师，还作校歌、拟信条，出刊物，定章则，组社团，习礼仪，一所大学的内涵一应齐备；连体育、卫生都要搞得最好。使学校不仅仅是出几个毕业生，更重要的是使学校成为社会进步的标杆，使学子成为社会文明的榜样。
盛彤笙先生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而最为大家推崇的，还是他的用人之道。当年办学的成功，首要是用人的成功。在栽培人才上不遗余力，他以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聘请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岁富有朝气、志向和才华的年轻人，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他的引导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业绩，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如谢铮铭、朱晓屏、廖延雄、李振钧、陈北亨、任继周、王树信、蔡宝祥、姜恒明等人。他们一直对他感激涕零，认为待人之诚前所未遇，凡是追随他的人都对其有设计、有期望，因而追随他的人都是成功者。他在重用人才上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发挥其潜能和价值。盛彤笙突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传统理念，而是选择“人适于事，事得其人”的更加实用的理念选人，以事选人，以人适事，手下皆为可用之才，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用，发挥了才能。最终，人才成就了畜牧兽医事业，畜牧兽医事业又造就了大批人才。
有人说他过于严肃，有一种敬畏感。连他的胞妹盛佩芝都视他“长兄如父”。实则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言辞绝不夸张。他处事公允，坚持原则。当年筹建中科院西北分院，他与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的甘肃省委书记在一些具体事情上难免有不同见解，他都从事业出发据理力争，坚持己见。例如关于西北分院应当优先考虑为甘肃省服务的问题，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不应西迁武威黄羊镇的问题等，这些不同意见，实事求是的作风，竟然被认为是对上级的不尊重和抗命从而埋下了祸根。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广泛征求意见。谁知风云突变，骤然间转变成为“反右”运动。天真爱国的精英们，纷纷落马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人们一头雾水，百思不解这是为什么？盛彤笙也名列其中，受到严厉处分，接受批判，戴帽、降级，削职为民，下放到中兽医研究所。十年动乱，风雨如晦，先生再遭厄运，被关进“牛棚”，激烈的斗争、丑化、侮辱、殴打、抄家，人格尊严褫夺殆尽。对他的遭遇，作为亲人，作为学生，我感到愤愤不平，感到世道不公。然而他坚信中华民族绝不会因此沉沦，真假马克思主义必定会澄清，暂时的阴霾必将过去。他渴望阳光普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现。
1958年7月成立兰州中兽医研究所，我和先生均调到该所工作，之后共事20多年，更是见证了他的境界和胸怀。该所是在号称我国有数十万民间兽医和中医药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呼声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它与现代兽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差别悬殊。他曾要求到畜牧兽医研究所参与病毒性疾病的研究，然而此时他已是位居“五类”之末，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权利，真是才难为世用，道不为世行。时光流逝，举步艰难，先生只得另辟蹊径。考虑到我国兽医学的教材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倒向农牧业科技水平并不很高的苏联，并将一些错误的理论学说引入中国，为了从起点和方向上端正和提高我国兽医学教学水平，并与世界直接接轨，他选择翻译匈牙利胡提拉（Hutyra）等所著的《家畜特殊病理与治疗学》和此书的续作———东德贝尔（Beer）主编的《家畜的传染病》两部巨作。在中兽医研究所阴阳五行、四诊八纲、遵古炮制的气氛中搞外文翻译是犯忌的，工作只能利用周末和夜晚时间进行。在一间阴暗简陋兼做卧室的土坯屋里，他聚精会神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伏案工作。我是全力支持他翻译的一员，因为这部集百年兽医资料精华大成的巨著一直没有中文译本（当年我们读书时只能阅读英文译本），译出后将对我国兽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提高与普及产生重要影响。我经常去他家看望，他忘我工作的情况至今历历在目。令人欣慰的是他不顾处境恶劣，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坚韧的毅力，快速地工作着，有时一夜竟能译出2万多字。令人心酸的是他病痛缠身，生活清苦，仍然以惊人的敬业精神坚持耕耘不辍，默默地做着奉献。
1978年窘迫的境地使他不得不离开兰州，此时落实政策，恢复了学部委员和一级研究员的职称，他婉辞了一切领导职务，来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新的任务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的兽医部分和一部《中国畜牧兽医辞典》。他豁达大度，不沉溺过去，不耿耿以往，超乎寻常，勤奋工作，过了几年实现自我价值、报效祖国、奉献学术且又安定平静的日子。1985年他被确诊患了肠癌，手术后还继续为《辞典》奔波操劳。1987年5月9日盛彤笙走完了他荣辱坎坷的一生。国内外同道和友好们同声哀悼，深表同情与惋惜。他为发展我国畜牧兽医事业奋斗不息、功不可没。然而，他后半生的遭遇，确是时代的悲剧！
盛彤笙以学问与人格立世，为人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坦诚简朴，道德学问堪称楷模。朝夕相处，潜移默化，使我受益良多。我大学毕业一到兰州，先是在国立兽医学院家畜病院上门诊，一边诊治病畜，一边参与筹建新的病院。设计方案是先生提出来的，草图也是他画的，因为费了不少心血，图稿至今还保留在我处。大楼建成后，1952年底，我参与到上海为新病院采购仪器设备，包括大家畜诊疗架和手术台。我亲自设计草图，在上海加工制作了我国首台大动物电动手术台和带有吊马装置的钢质诊疗架。经数月的奔波，一所设备齐全的家畜病院在小西湖落成。那时的人们，真是激情燃烧，忘我工作。我秉承父兄勤奋、简朴、淡泊的作风，不计上下班，无论寒暑假，整天都在家畜病院，不是带实习，就是搞诊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我和陈北亨、王超人、王肇西、万一鹤等一起，配合蒋次昇院长将家畜病院办成一流水平，全国瞩目，被中央、西北局及省级媒体广为报道。特别是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在1954年11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用多幅照片刊登，向国内外进行了介绍。
以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先生对我更是口传心授。为了诊断不知名的地方疑难疾病，我足迹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戈壁和盆地，风餐露宿，终于搞清了许多地方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和治疗，一些疾病还是国内外首次发现和证实，如家畜的氟中毒、羊萱草根中毒、骆驼肠血毒症、骆驼立克氏体结膜炎、马的立克氏体边虫病、牛泰勒氏原虫病等的发现与治疗，多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别是1952年在国内首次发现牛泰勒氏原虫病，通过输入自然免疫的牛全血治疗成功，是我早年的一项得意之作。1982年调到南京农业大学后，依然情系大西北，还应宁夏畜牧局之邀，诊断出马和羔羊的“杂色曲霉素”中毒病，这是一种国际上尚未报道过的疾病，经过有效宣传预防，现在这种病已近于绝迹，此项研究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甲类二等奖。我担任过甘肃省地方病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内科学分会、毒物学分会和华东区家畜内科学分会副理事长。我之所以能在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父兄的教诲，衣钵真传。
盛彤笙先生的道德学问，是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和老一代科学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一片赤诚的精神，将成为一代代的后来者不断前进的生生不息的动力。
2011年4月于南京
（邹康南系原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内科分会副理事长）
百年梦回伏羲堂野 但愿一识韩荆州冶
今年是盛彤笙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甘肃农业大学隆重纪念，出版由胡云安、陈贵仁、赵西玲编写的《远牧昆仑》专著，全面介绍盛先生事迹，工程浩大，资料丰富，选材精当，文笔优畅。任继周院士推荐我为之作跋，如何敢当。恭敬不如从命，于是翻出2008年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纪念盛先生约稿之旧作，再读先生当年手书，回忆往事，修正补充，写就此文，以申景仰，兼可补叙专著中未尽之事。
久仰大名
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有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道出了古今“追星族”的心声。回想当年对盛彤笙先生的景仰之情，正是如此。
我于1963年进入苏北农学院（现在是扬州大学）就读兽医专业，那是一个物质并不充裕，但是不乏理想和抱负的时代。听一些老师说，兽医界有个盛彤笙，十分了不得，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及兽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又是我国兽医界唯一的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两个洋“博士”和一个“学部委员”的头衔，真是“高山仰止”。当时并不知道头衔以外的伟绩，比如创建国立兽医学院、兴建伏羲堂等，对中国现代兽医教育而言，无疑将彪炳史册。
1968年底到江苏东海县工作，开始接触兽医实践。那个年头“政治挂帅”，业务荒疏，求知无门，县兽医站门诊室只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巨著：匈牙利胡提拉著的《兽医传染病学》及《家畜内科学》，两百余万字，都是先生翻译，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将“盛彤笙译”改成“兰州兽医研究所译”。译著文笔流畅，用语精准，内容翔实，是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兽医学专业知识的“宝书”，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翻译文字“信、达、雅”的典范。先生的煌煌译著，犹如迷雾中的指南针，给我知识，给我启示，给我鞭策，山高海深，学问无止境，精神的财富原来如此丰厚，从而激励我于1978年考研。
1976年6月，东海县发生水牛口蹄疫，需派人送检病料去兰州兽医研究所，我争取到这个机会。登上陇海线的火车西行两夜一天，终于抵达兰州，找到盐场堡的兰州兽医研究所。迈上研究所的层层台阶，犹如步入科学殿堂，朝圣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那时“反动学术权威”被官样文章批得斯文扫地。病料送毕，小心翼翼地向传达室工作人员打听先生的去向，说这里见不到他，忽而手指一位与人谈话的中年妇女，告那是盛之妻。我赶紧注视片刻，无由攀谈，踽踽离去，默默期待以后兴许会有机会。没想到四年之后果然见到先生，但不在兰州。
初识先生
终于有了机会。那是在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农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之时。蔡宝祥先生等在南农举办全国家畜传染病讲习班，聘请十多位国内业内著名专家来讲课，除本校的蔡宝祥、杜念兴、徐为燕、陈万芳、张幼成外，尚有外单位请来的专家作专题讲座，后者包括方定一、廖延雄、吴纪棠、叶本法、沈正达、王大耜、王锡桢、徐汉祥、范云六、周泰冲、胡祥璧等各讲一题，人物荟萃，历时一个月，盛况空前。在名家开讲之前，请来致开幕词的，正是企盼已久的盛先生，大概是5月20日上午。
先生身材不高，面容清瘦，言语简洁，思路清晰。久经沧桑的深邃目光中不时透射出夺人的神采。讲话不长，大意讲了免疫学对研究传染病非常重要，必须努力学习，掌握新的进展。当时盒式录音机刚流行不久，我们几个研究生用录音机将所有的报告都录了音，我后来出国，录音带几经易手，不知所终。
在此前不久，先生从兰州兽医研究所调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任情报所所长。其时南京农学院虽也想调人，但正忙着复校，从扬州搬回南京，被江苏省农科院先一步调走先生的档案，铸成大憾。那时代是君子行事，全无现在挖人才的强烈意识。
登门拜师
幸运之神终于眷顾。1980年上半年我在南农获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被分派到联邦德国（当时的西德），同年下半年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始学德语，并设法联系德国的接收单位。当年秋天某日，在我的硕导杜念兴教授带领之下，到江苏省农科院面见盛先生，先生在孝陵卫钟灵街的家中接见，简单问了我的情况，便欣然表态同意推荐。事后想来，此次拜见，可谓登堂入室，就此成为先生的实际弟子，七年教诲，始于是时。
后来先生说，他晚年深感欣慰的是，推荐了“二承”去德国。“二承”，一是杨承谕，一是本人，名字里都有个“承”字。杨承谕先我半年从山东省农科院去德国，到图宾根（Tuebingen）联邦动物病毒病研究中心进修，从事蓝舌病研究，1983年底回国到青岛农业部动检所工作。因为先生的这层关系，1982年3月我俩在图宾根会面，相见恨晚，订交终身。
杨年长于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廖延雄先生的研究生，廖在1946年赴美前曾是先生的助教，自有渊源。在图市盘桓数日，经安排，杨带我进研究中心全隔离的大楼。进楼之前要先见兽医警察，签字承诺遵从种种规定。然后裸身进入淋浴通道，刚踏入一步，水流立即从上劈头盖脸倾注而下，无处躲避。浴后穿上消毒工作服，内外衣裤皆然。眼镜、手表、首饰等需经特殊处理通道才能出入。实验室内用转瓶培养接种病毒的细胞，层层排列，布满一屋，就像食堂熬大锅稀饭那样司空见惯，令我瞠目。大楼内实验室、动物房、餐厅和办公桌一应俱全，十分方便。此外，工作人员在非隔离区另拥有办公室、餐厅等，生物安全管理堪称一流，中心建立二十多年，从未出过生物安全事故，尽管并不位于孤岛或无人的荒原。工作之余，杨陪我在大学城河边合影，照片曾寄先生，回信告之甚感欣慰。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执教并生活于图宾根大学，图市毗邻法国东南，不是用兵之地，“二战”时未挨炸弹，中世纪建筑保存完好，又发展了现代科技，为文化与科技并行不悖之典范。
推荐赴德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预备部学德语之时，收到先生的德文推荐信手稿，嘱打印后交他签字寄出。手稿工整规范，十分清晰，一笔一画，毫不含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母如o与a、u与n、w与m、g与q均明白无误，令人肃然起敬。我珍藏至今，不时向研究生出示，希图将此谨严的学风感召后人。最初是推荐去汉诺威兽医学院先生当年的老同学Mitscherlich处，但这位教授已退休。于是又与另一位老同学Dedi侉联系，将我推荐给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的Mayr教授。Mayr教授同意接受，此后让他的年轻得力助手Bachmann教授作为我的博导。事情原来是这样，不久前Dedi侉教授曾应北京农大熊大仕教授之托，向慕尼黑大学Mayr教授推荐一位年轻教师赴德，已得应允，但随后熊教授又告推荐之人改去美国了，我正好“填补空白”。时来运转，就这样我被送入名牌慕尼黑大学，校园坐落风景如画的文化名城慕尼黑市内，成为1949年以后该校兽医学院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人。不过我当时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二次大战前的“慕尼黑协定”。
有一个插曲，先生为我写的推荐信笺头上，Mayr教授的头衔为“Dr。DDr。h。c。”，不禁懵然，先生特作解释：Dr。是获得的博士头衔，DDr。h。c。是获得的两个荣誉博士头衔，h。c。是拉丁文honoris causa的缩写，信的正文中可不写。过了两三年，Mayr的头衔变了，变成“Dr。Dr。mult。h。c。”，原来他又获得了第三个荣誉博士头衔，mult。h。c。是多个之意，那是后话。
我获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资助，1981年10月到曼海姆歌德学院学德语半年，次年春进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开始了进修转而攻博的生涯。与先生书信往来之中，知道他当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洪堡大学）、汉诺威兽医学院及慕尼黑大学都读过一个或几个学期，特别留恋与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紧邻的英国公园。所谓英国公园，是以其英国式的园林风格而命名，是一个从郊外延伸至市区的开放式绿色空间，绿草如茵，树木、湖泊及中国式、日本式、希腊式亭台错落，交织着人行道、自行车道及专供骑马之用的真正马路。依沙河支流穿流其间，公园长约十公里，犹如绿色砥柱，直插闹市，虽然慕市寸土寸金，一百年来公园绿地分毫未被侵占，成为大学生及市民的休闲胜地。在兽医学院封闭的病毒实验室劳碌之余，来到英国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沿着无从辨别的先生的足迹，踏青漫步，“天涯无处不芳草”，独在异乡，对景难排。
旧事寻踪
1982年3月初，先生曾托我代购欧洲古典音乐的盒式录音带（当时尚无CD），从开出的名单我才知道一些音乐家的大名，比如意大利的帕格尼尼，其小提琴曲技艺精湛，优美精绝，先生赞叹：“人间能得几回闻”？又曾嘱购买莫扎特的安魂曲，不是威尔第的，如是二人一并录制的，也可以。并说：“不要误会我是宗教信徒，恰恰相反，是一个无神论者，中学时进的教会学校，正是由于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而被开除学籍的。但我相当喜爱某些宗教音乐，把它作为艺术来欣赏，用这些乐曲来抚慰受伤的灵魂。”我买到安魂曲的录音带托人辗转带回，先生收到复信说，这首莫扎特的名曲是由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指挥，听后十分满意。
先生极具音乐天赋，也正是与这种天赋并行的勤奋，使得先生的外语水平非同一般。曾听说，他当年到德国后为了提高德语水平，住进某德国家庭，两个星期后与德国人通电话，对方已不能区别他是外国人。1986年秋慕尼黑大学的德国同行访问南京，与先生交谈片刻，极感亲切，盛赞其德语之流利及发音的纯正，要知道，先生自1957年“反右”之后，至少30年没有机会面见德国人讲德语了。
不仅德语，其他外语也属上乘。水平及学术修养之高，难以望其项背。我听过一段他亲述之事，某日先生在飞机上听隔座外国人交谈，既非意大利语，又非法语，更非德语等，先生猜到大概，问究竟讲的什么语？答曰：确非寻常，是一种瑞士山区的方言。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这种方言名叫“拉丁罗曼语（Rhaeto Romantic）”，又名“列托罗曼语”，是瑞士的四种“国语”之一，源于当地凯尔特人使用的一种古罗马语，因在山区缺乏交流，得以保存，是语言的活化石。
有一次先生函告，1934年秋至1935年春他在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读了一学期，住土耳其人大街，但忘了号码。1982年春某个周末，我找到这条长街，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匆匆过往的行人，惘然若失，回过神来，捕捉到街头带有大钟的旧楼，留影一张。追思先生当年游学求知，意气风发，而我初次出国，语言困难，加之实验不顺，时光蹉跎，不免有“狗尾续貂”之虑，感慨无限，写小诗一首：“四十年前旧行踪，宗师一代砺长锋。续貂无计空搔首，尖阁雕栏又闻钟。”
书信教诲
尽管先生疾病缠身，又经历丧偶之痛，但是在我留德的近四年中，先生与我书信往来仍颇频繁，先后有19封之多。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夏我参加了慕尼黑住处的德国房东仲磐石神父（Pater Gerhards）组织的“依沙河至莱茵河之行”，从慕尼黑直至科隆，行程一周。所见所闻极大震撼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我等留学生，于是尽可能将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家信，寄给不能陪读的妻子。当时既不允许陪读，电话在国内又没有普及，更没有电子邮件，只有书信。为了让先生也了解情况，妻子就将家信转呈，这封信1982年8月9日完成，三天之内陆续写就，用薄纸，小字密写，八页之多，七千余字。先生阅后颇为兴奋，9月16日复信，长达4页，大为欣赏，称之为“游记家书”，“字迹之娟秀，文笔之优美流畅”，感叹我学了兽医学而非文学，否则会成为文学家。接着笔锋一转，说“一个兽医难道不能同时成为一个文学家吗？我记得德国的大文豪歌德好像就担任过一个兽医学校的校长”。
先生记忆力惊人，他当年在魏玛（Weimar）参观歌德故居时，曾听纪念馆讲解人员介绍歌德此事，但是查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此记载，要我对此作“考古”。按我的德语水平，显然无力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好在在曼海姆歌德学院学德语的同学董炜波是德语专业出身，德语既好，其导师又是海德堡大学研究歌德的专家。于是向董求教，董又问其导师，终于得悉可在一本德文专业杂志中查找。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有一个德国唯一的、全世界也极少的兽医史研究所，在德国同事的帮助下，在该所的层层书架上，如愿找到1935年出版的第10期《兽医历史通讯》（Veterinaerhistorische Mitteilungen），那上面刊登“歌德与耶拿的兽医学校”一文，记载歌德1817至1818年间在耶拿（Jena）兽医学校之事；进而又找出Froehner编著的《德国兽医学史》，1954年出版。于是将其中记述歌德任耶拿兽医学校校长并教授解剖学的那段文字复印下来，寄给先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才华横溢的歌德，居然教过枯燥乏味的动物解剖学，想当年学生一定非常受用。约一年之后，时任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院长的Leidl教授接见我，不知怎么谈到歌德，我脱口而出，说歌德曾教过兽医学课程，教授一愣，目光炯炯，大为惊讶，向我索要复印件。一个学兽医的中国留学生对德国的文豪了解居然如此之多？免不了心里嘀咕，谁教的？Leidl教授精神矍铄，纵横捭阖，多谋善断，后来出任慕尼黑大学副校长多年，对中德交流贡献良多。
1982年1月21日，先生来信勉励，留学应该“游学”，“对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会有很大帮助。”他当年就是如此，学业之余，“就到过德国的名城不下二十余处，此外还游历英、法、意、比、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等许多国家，参观过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和画廊，至今留有深刻印象。”80年代的风尚是，中国留学生一门心思扑在实验室，精打细算节省可贵的外汇，以便买几大件家用电器带回国。平时难得出行，偶尔一游，拍张带人照片了事，全无“游学”的理念。所幸先生指点，我在德期间，除攻读慕尼黑大学的兽医学博士学位之外，还利用各种机会，旅游欧洲13国，几乎走遍西德名城，增长了见识，领悟了西欧文明的吉光片羽，在此后漫漫人生历程中，不无受益。由于先生的鼓励，我的“游记家书”又记述了东德、西德、丹麦、法国、意大利、莫斯科之旅，都转呈先生过目，如今也都成了“故纸堆”。
西北浮云
我在1985年6月回国，先生1987年5月病逝，其间多曾拜望，多有交流。有一次造访先生寓所，谈到德国与美国兽医学学制的差异，美国兽医本科一般为五年，也有少数例外，如名牌的艾奥瓦（Iowa，也译为“衣阿华”、“爱荷华”）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学制为四年。读兽医本科的学生毕业后取得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本意是兽医师，往往误译为“兽医博士”，此处“Doctor”是医师而非博士。DVM与德国兽医本科五年半获得的兽医师（Tierarzt）相当，获此头衔者，可申请开业当兽医师，或进一步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两国对学生就读兽医专业的要求都很高，实行弹性学制，只有优秀者才能按期修完学业。入门把关特严，每年招生数量限额，优中选优。1992年Leidl教授曾推荐一名慕尼黑大学本科生，短期来宁到我实验室实习。她中学毕业首选慕大兽医专业，当年无名额，于是去维也纳大学读了一年汉语，通知有位子了，这才到慕大读兽医专业，从头开始。这种“流程”在中国简直不可想象，至少目前还是如此。
德国的兽医学博士（Dr。med。vet。）与美国的“哲学博士”（PhD）相当，二者都要完成以科研课题为基础的博士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虽代表一定学术水平，但与兽医师的从业资格并无联系。附带一说，近年来欧洲大陆的大学及研究生教育探索改革，与英美接轨。德国的某些大学如柏林自由大学，兽医学院在保留设置兽医学博士的同时，又增设PhD，攻读哪个，可以根据条件选择，二者的要求略有不同，社会认同度眼下尚无差异。但是不管怎么变化，美国的DVM与德国的兽医学博士字面相似，其实不同。可是真正了解并比较欧美兽医学高等教育异同者，当时寥寥无几，妄评之议有之，先生无奈，一声叹息。
1984年春导师Bachmann教授为我找到资助，得以短期回国探亲并拜望先生，先生说他最近在《古诗源》读到曹丕的一首诗，是感叹时运的，说人生若浮云，从西北飘游到东南，不得其所，曹丕的诗境怎么与自己的处境如此相似？奇怪的是，此诗不是曹植之作，而是曹丕，身居高位之人，又怎会有怀才不遇的这般感慨？细想所谓“建安风骨”可贵，可能就在于此。曹丕的这首“杂诗”为：“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先生反复玩味，不能释怀。后来我请扬州书法篆刻家魏之祯先生写成条幅寄呈，先生称赞：“笔力遒劲，隶法古朴。”随后装裱悬挂家中，表籍知音之慰。
千载余情
在先生生命之光闪烁的最后几年，与糖尿病及癌症抗争之时，仍心系事业，念念不忘《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兽医部分条目的编写，多次致函，列出清单，让我搜集有关德文资料，包括东、西德国的与兽医有关的机构（学会、学校、研究所等）、名著、名人、主要杂志等。1983年底，先生函告，在医院养病期间，已经写成4个条文：德国兽医学会、联邦德国动物病毒病研究所（中心）、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吉森大学兽医畜牧学部。信中说：“每条约500字，费时2耀5天不等，可见写这类条文亦颇非易事。”还要我搜集西柏林自由大学兽医学院等7个条目的材料。后来在先生的遗稿中，除上述4 条外，还发现了汉诺威兽医学院条目的誊抄稿以及西柏林自由大学兽医学院和莱比锡兽医学院两个未完成条目的手稿。
先生晚年仍然致力国际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及研究机构的布局等。1983年底，先生将慕尼黑大学兽医微生物学教授Mayr的一篇论文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向国人推介了发达国家控制动物疫病的理念。1986年Mayr邀他访德，费用全包，先生因体衰无法成行。先生通过农业部回请Mayr教授访华，可惜对方因忙碌亦未如愿。先生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小组召集人，对我国兽医学科博士点的建设，多有考虑，关键时刻出手相助，1984年批准南农设立动物生理生化博士点，力推学科发展。先生敏锐地预见到我国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兽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国家投资在宁沪一带建一个动物病毒病研究中心。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很可能是通过政协提案建议的，后来促成了浙江省农科院设立病毒研究中心，虽则不完全符合初衷。1985年秋，先生借阅我带回国的有关动物行为学的图书，与我讨论，考虑在此较新的领域能否有所作为。然而命运不济，时光苦短，曲终安魂。二十年多前正是我国兽医事业方兴待举之时，痛失大师，令人唏嘘。
先生去世后，家人遵遗命将生前所藏与预防兽医学有关的中外文书籍数十本全部赠送与我。人去书在，科技书的内容或许过时，但留有的先生亲笔签名，弥足珍贵。
先生一生务实，不尚虚名，反对树碑立传。曾经向他索要简历，以便向德国同行介绍。先生回信：“最近有好几个出版社（或刊物）要我写传记，我自己觉得一生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尤其是缺乏有分量的科学论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地方，均婉言谢绝。鲁迅先生如此参天大树，生前有人劝他立传，尚且说：‘像我这样的人也要立传，中国岂不要四万万份传记了吗？’我与鲁迅先生相比，连一粒小球藻尚且不啻，有何资格立传哉！？但是有的出版社竟派人跑到单位的人事科，将我的档案材料中的‘经历’部分抄去，加以摭拾成文，发表之后再寄来给我看，造成既成事实，令我啼笑皆非。”先生感慨，与其如此，不如自己写一个吧，于是有了先生的自传手稿存世。目前正式出版的简历版本众多，《微生物学报》2011年第2期第51卷“百年梦回伏羲堂———兽医微生物学家盛彤笙”一文是此中最新版，程光胜先生以先生的自传手稿为基础撰写，以青宁生的笔名发表，援引材料认真考据，可资查阅。
行文至此，谨作一律：
但愿师从韩荆州，平生夙盼幸斯酬。
曲高自异同凡响，命舛何妨抗浊流。
盛德垂青承说项，浮云停盖叹归舟。
手书译著心香拜，奏罢安魂意未休。
韩冲是我在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同学，1967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兽医专业，读我诗后，和诗一首，情真意切，格律精准，特此附作压轴，以慰先生之灵。
纪念宗师盛彤笙教授
———和陆承平教授
宗师一梦断兰州，满把辛酸志未酬。
相马孙阳封伯乐，解牛歌德树名流。
凄凄风雨伏羲厦，淡淡浮云吴会舟。
才大古来难为用，文章憎命几时休。
2011年5月于南京
（陆承平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主编。缅怀农学前辈———怀念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老领导与老专家文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张素我、张素久编。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3.廖延雄著。廖延雄谈笑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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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编。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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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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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师纶著。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11.仲勋，我用微笑送你远行。新华文摘，2002（9）
12.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圆园园8
§§后记
《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一书七易其稿，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2006年，甘肃农业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从举办校史展览开始，我们有幸接触到一些国立兽医学院的人和事，曲折的历程，厚重的历史，使我们深感震撼，感慨良多，至此难以割舍，故而刻不容缓。
所谓难以割舍，一则仰慕大师，常为大师们的学识风范所感动。大师们荟萃中西之长、道通古今之变和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心系国计民生的精神追求，超越时空，垂之永久，成为激励后学的精神资源；二则责任使然，大师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见证者，我们应当成为这段历史的挖掘者、记录者。
所谓刻不容缓，一则年代久远，人事更迭，时不我待，我们的座右铭是：我们是与一段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历史赛跑。访谈校友期间，有些老年校友纷纷作古，把一段应当公之于众的珍贵历史带进了坟墓，真正成了千古遗恨；二则建校初期的一些历史资料散见尘封在各地的报社、图书馆、档案馆，发黄腐朽披阅困难以至渐不可用更难以再生。只能“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了。犹如赶路，日暮途穷，只有加快步履，昼夜兼程，否则将半途而废，故而只有利用节假日或访谈或查阅或整理。
我们在搜集、挖掘、整理校史资料编写《甘肃农业大学史话》的过程中，前往北京拜访了著名和平将军、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先生之长女，国立兽医学院教授张素我先生（今年已97岁）；著名爱国将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潜先生之长女，国务院参事、著名国画家程熙女士；国立兽医学院原总务主任、后任农业部副总畜牧师的常英瑜先生（2006年去世，享年96岁）之夫人曹惠芳女士（今年98岁）；访谈在京的我校顾恩祥、谢念难教授夫妻（均已去世）；在江西南昌拜访我校老教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的廖延雄先生，访谈后三个月廖先生即去世（享年86岁）；多次访谈我校原校长、甘肃省原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朱宣人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3岁）；多次访谈我校原校长陈北亨先生（2009年去世，享年91岁）；访谈了我校原副校长、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今年88岁）；多次访谈我校老教授杨诗兴先生（2011年去世，享年101岁），夫人彭大惠教授（2009年去世，享年95岁）。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卷帙浩繁的档案，希望从中查找1946年5月17日蒋中正主席关于成立国立兽医学院的手令，查找1946年10月1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先生主持的行政院第761次会议关于成立国立兽医学院的决议；查找国民政府给国立兽医学院历年拨款等情况。在南京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查找盛彤笙1932年学籍档案；在盛彤笙最后归宿地江苏省农科院了解其最后岁月及不朽成就，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在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盛彤笙内弟及学生邹康南先生处，我们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及逸事，有幸一睹盛彤笙先生晚年心血之作《中国畜牧兽医辞典》等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档案馆查找盛彤笙档案的种种经历与遭遇，也令人难忘。我们还前往江西省永新县上盛村盛彤笙故居与其族人访谈；多次与盛彤笙表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黄席群访谈（2009年去世，享年101岁），多次与盛彤笙胞妹盛佩芝、女儿盛小端、儿子盛天舒、儿媳马晓玲访谈。并赴青海、陕西、甘肃等省的档案馆、图书馆、报社查找相关资料，与省内外和甘肃农业大学有关的上百名校友如王锡祯、沈斌元、张志良、肖治国、刘绪川、苏普、宗恩泽、何振东、黄守仁、闫秀英、刘占杰、李伦良、李婉平、丁正华、杨华春、李树修、胡自治、马章全、张德寿、吴安国、郝正里等多位教授、研究员，进行了访谈、座谈，从各方面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的还提供了多幅珍贵的照片及相关资料，令我们受益匪浅。
盛彤笙先生是甘肃乃至西北畜牧兽医教育事业及科学事业的开创者及先驱者，其贡献巨大，厥功甚伟。正在编写《甘肃农业大学史话》时，由于盛彤笙先生诞辰100周年渐行渐近，我们想根据已有资料和线索编写一本盛彤笙先生纪实，由于心存敬畏，故而夜以继日，不敢懈怠。谨以此书献给盛彤笙先生诞辰100周年。
挖掘校史，穷本溯源；访谈校友，寻根问祖。追寻杰出畜牧兽医科学家、教育家盛彤笙先生的足迹，踏访甘肃农业大学的生命力之源泉，认识甘肃农业大学脚下的这块热土和人物，记录先贤历史功绩，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给逝者以慰藉，给来者以答案，为后者留下时代的真实记忆，留下前辈们珍贵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和精神遗产。本书本着求全存真，推陈致新的原则，融历史性、文献性于一体，特别是将一些闻所未闻历史资料公之于众，以供我们研究、开发、继承和享用。因为校史或人物纪实又是畜牧史、农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肃农业大学的家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印记，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愿望和命运的缩影，对以后治学育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于民不可或缺。
本书在访谈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众多甘肃农业大学校友、教职工、畜牧兽医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是他们提供了众多资料和线索，在此表示诚挚谢意！甘肃农业大学工会原主席刘英教授、外语学院原院长吕德文教授、宣传部干部王陇平、甘博源、信息学院王瑾及纪委魏红梅、审计处杨一斐等，在参与采访和整理资料上做了许多工作；胡自治教授、刘英教授、兰州牧药所苏普研究员、项光华研究员及甘博源等审阅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对我们查阅资料及采访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甘肃农业大学纪委办公室主任张芳莎，多次参加访谈、查阅资料、整理文字，并在襄助编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校档案馆馆长梁桢、副馆长杨淑莲及丁鹏宇，在查找档案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中国农业出版社副总编陈江凡编审认真审阅了全稿，在此一并致谢！
盛彤笙先生去世已四分之一世纪，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对他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倍感亲切；对他的谆谆教诲仍言犹在耳，心领神会。但毕竟年代已经久远，当事人存世无几，知情者已经寥寥，加之经历“文革”，原始资料多已不存，为一代宗师盛彤笙院士作传，困难甚巨，故也借此抛砖引玉，有知其逸闻趣事者，请寄资料或约谈，此书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