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民国史时，发现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教育却一枝独秀，诞生了许多著名学府、著名教育家和名家大师。
盛彤笙办起的这座中国唯一的独立兽医学院，诞生在民国末期。那时社会更加动荡，用他自己的话说，“其遭遇之难厄，方之国内外大学，殆罕其俦”。如此困难的境地，但培养出来的学生“成色”却非常好。探究起来，也许与教育相对独立、政府很少过问和干预学校的具体事务、听任专家教授治校不无关系。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虽然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但眼睛主要盯在“戡乱”上，至于如何办学，如何管理，很少插手，这就给盛彤笙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办学才能也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在盛彤笙的心目中，兽医学院应该办成他的母校上海医学院或者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样。这些典型的英美式学校，训练严格，注重品位。随着一大批留学欧美的博士来校任教，更是给国立兽医学院带来欧风美雨。
按照盛彤笙的设想，要建世界上一流的兽医学院，除了延揽一流的师资，还必须选拔一流的学生，方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因此，学生准入的门槛非常高。
1948年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教育厅长宋恪联名致函盛彤笙院长：“函请惠拨若干免试名额以便保送本年高中毕业成绩最优学生升学”。按当时他们的想法，要多培养一些地产人才，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郭、宋二人在兽医学院筹建阶段还真帮了不少忙，又是在人家的地界上办学，以后很多事情还要有求于人，一般情况下，怎么都会给这个面子。但盛彤笙坚持考试入学，并在来函上批示：“恪守部章，似未便照办。勉为通融，诚恐其他各省援例要求，势将穷于应付，为此拟请婉词谢绝。”在这件事情上，盛彤笙硬是没有给省主席和教育厅长这个面子，坚持考试入学。事后，也没有听说郭寄峤和宋恪给他难看或穿小鞋。
兽医学院办学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招生，考试分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安、北平、南京、武昌、成都、重庆八大考区，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生物、中外史地、公民、物理、化学，报考资格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1948年报考学生280名，录取54名。由于坚持考试入学，这就保证了生源的质量。
盛彤笙还要求考生的外语一定要好，因为上课用的是原版的英文教材，英语程度差就跟不上课。学生平时接触得多的地方如家具、餐厅、课桌、药瓶标签，甚至厕所的门上都做上英文标记。聘请最好的英文老师上课，进行双语教学，甚至要用英文作文，张素我、黄席群这些英文大家都是那时聘请的。好的基础和好的师资，使学生在英语上进步很快。原甘肃农业大学教授王锡桢是兽医学院1949级学生，他回忆说：
“那时我们班上人人都能用英文背诵‘总理遗训’。按盛先生当年的想法，只有注重外语，才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并为今后出国深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第一届学生还没有毕业，盛先生就为他们做好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哪几个到美国，哪几个到德国、英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盘苏化，这一愿望自然没有实现。”
盛彤笙不能容忍学校成为混文凭的场所，所以对学生的淘汰非常严格。一门功课不及格的给一次补考机会，两门功课不及格的自动留级，三门课不及格就要开除学籍。不但每门课程有考试，最后还有个毕业考，四年下来，首批所招的48名学生，到毕业时仅有赵纯庸、张邦杰、袁九龙、张维烈、孙克显、赵仕清、杨文瑞、宁浩然等8人，这些人个个学业精进，当时人们称之为“八大金刚”。说是8人，但当年的毕业典礼照上，只见7人手持毕业证书，因为还有一名学生张邦杰，虽然他学业水平最为拔尖，但临毕业前因病住院，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典礼时自然没有他，直到出院后，补了毕业考试，才算正式毕业。这也反映了当年英美教育制度的严谨。
第一届学生毕业人数少，其中还要一些客观原因，第一次招生虽然是46人，但因为交通不便，实际到校的只有39人。一年后，3人因病休学，16人同时在兰大医学院、革命大学等“跨校学习”，被勒令退学；4人因考试成绩不及格留级，实际上二年级的学生仅有16人。以后，又有一些学生或留级或退学，所以首批毕业生仅8人。新中国成立后盛彤笙也曾反思过这个问题，觉得严格得过了一点，近乎于“苛求”，使一些青年未能成才，1950年校政改革时作了一些改进，其中的“毕业考试”随之被废除。
盛彤笙非常注重学校的品位。过去英国的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绅士风度，衣冠要整洁，举止要文明，环境要优雅。他多年养成了注重细节的生活习惯，房间和办公室从来都是干净整洁，没有什么多余的物件。书桌上总是放着三支笔：一支黑铅笔，一支红铅笔和一支圆珠笔，而且这几支笔总是处于良好的状态。抽屉里的文具物品都有固定位置，即使停电也立刻能找到所需的东西。院长如此，教职员自然不敢懈怠。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先搞卫生，把办公室擦得窗明几亮，书刊文案摆放整整齐齐，每个学生的被子都叠得棱角分明。学校的卫生包括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门窗的小木格都要一尘不染，检查卫生的人带着白手套到处摸，就是找不到一点灰尘，多年来学校卫生也是兰州市最好的。古之成大事者必作于细，不择细流方能成江河，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我们现在经常要求一个教师要做到“四个一”，即：一肚子学问，一表人才、一口普通话，一笔好板书。其实，早在60多年前，盛彤笙就以这样的标准严把进人关，没有一肚子学问、一口普通话、一笔好板书你就成不了国立兽医学院的教师；至于一表人才，并不是要求教师一定都要高大帅气，但起码要仪表端庄，衣冠整洁，甚至连细节也不能马虎。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他经常给师生们说：“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对于医生尤其重要。一个邋邋遢遢的医生首先给病人的印象就是马马虎虎不细心，在病人心理上埋下了不放心不信任的阴影，不利于治病。这样的医生给人开刀，你会担心他会不会把剪子纱布忘在人家肚子里；给人拔牙，你会担心他拔了好牙留了坏牙。”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自己保持良好形象，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旗袍称身，连学生们都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很洋气”。原甘肃农业大学校长陈北亨教授当年是兽医学院的助教，他回忆说：
“盛院长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实验室里的东西不能随意放置，而且特别讲究整洁，如果谁穿着背心，趿拉着拖鞋出现在伏羲堂，被他看见非要挨骂不可，后来大家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1947年我在汉口转运器材，五六月间天气十分炎热，还打着领带满街跑，身上直冒汗，都不把领带松一松，引得满街的人都以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盛彤笙自己更是保持一种从容优雅的气度和尊严，即使遭遇厄难时也没有丝毫改变，使他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崇敬。校友们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盛彤笙被打成“右派”，年底从中科院西北分院到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来做检查，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党委副书记赵子明，那天也特意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非常庄重。当盛彤笙从门口进来时，赵子明立即起身恭恭敬敬地把他迎进来，检查中间还给他倒过几次开水，每次倒水时，盛彤笙都要后退一步，说声“谢谢”。会场上当时就有学生递条子指责赵子明，说为什么对右派分子这样客气？由此可见盛彤笙的威望和影响之深，即使晚年调到江苏省农科院也是这样。1985年他因病住院，甘肃农业大学派人专程到南京鼓楼医院看望他，请他讲一点对学校的希望，并准备录像。他强支病体回到家中，穿戴得整整齐齐，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坐在办公桌前，面对镜头，平静地叙谈，使人由衷地赞叹他处事的认真和郑重其事，即便在重病之时也不随意和马虎。这段录像也成为他唯一的音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