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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努尔哈赤出生的家庭和他的童年时代

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苏浒河部的佛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其父塔克世为觉昌安的第四子。塔克世一生娶了三个妻子。塔克世的嫡妃喜塔腊氏额穆齐,是建州右卫酋长王杲之长女。她与塔克世共生有四个子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嘉靖四十三年即1564年生)、四子雅尔哈齐,另有一女。塔克世的继妃哈达纳拉氏肯姐,是海西女真哈达贝勒王台所养的族女,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五子巴雅喇。塔克世的庶妃李佳氏,是古鲁礼之女,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生次子穆尔哈齐。

努尔哈赤的出生地佛阿拉城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南约十几华里的平顶山上。佛阿拉,满语,佛(Fe)汉译为旧,阿拉(ala)汉译为低矮或平顶的山,佛阿拉城的汉译为“旧平岗城”,或“旧山城”。人们所以称其为旧,是因为它远在董山的时代就是建州左卫首领的营地,明人称之为“虎城”或建州老营,是明朝通过女真人“岁取参、松子”之处。再者称其为旧老城,是相对于赫图阿拉而言,后来人们称赫图阿拉为老城,比它资格老的佛阿拉,自然就是旧老城了。

明人称佛阿拉为“建州老营”是因为,自从正统五年(1440年)左卫接到朝廷于九月二十日发来的敕书,指令凡察与董山率领建州左卫广大部众迁来“浑河上”与李满住一起居住以后不久,董山就率领新析置的建州左卫迁至苏子河流域居住,这里就成为建州左卫的政治中心,中经脱罗、脱原保,直至后来建州左卫政权易手。如果以脱原保于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最后一次朝贡算作董山家族执掌建州左卫最后一年的话,那么建州左卫在这里确立政治中心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这里纪录了建州左卫崛起的艰苦历程、它与明廷的亲密友好往来以及二者之间的生死搏斗。

佛阿拉城的遗址在今永陵二道河子村东南的平山上,它的东面是鸡鸣山,南为十花顶子山,西北与灶突山(今名为烟囱山)、凤凰岭相望,三面的山峰为佛阿拉城构成东、南、西三面的天然屏障,嘉哈河和硕里加河在平岗之前流过。佛阿拉城就建在这山环水抱的平山之上。该城北距觉昌安的居城赫图阿拉也就是几里之遥,很便于两城之间的联络。

女真人视骑射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不论男女,都要求擅长骑射。少儿出生时,都要在房门上悬挂弓箭,象征着或者准确说期望着新生儿成为优秀射手。六七岁的男孩子就要用“斐阑”学习射箭了。《满洲源流考》说:“弧矢之利,童而习之。小儿以榆枊为弓,曰斐阑。剡荆蒿为矢,翦雉翟鸡为羽,曰钮勘。”稍稍长大一些,大约到了十岁左右,女真族的儿童就能骑马射猎,驰骋田野和山林了。努尔哈赤跟其他女真儿童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便手持“木弓枊箭”,在父亲塔克世、祖父觉昌安的严格训教和督促下,先是进行射箭,稍后又要加一骑马的训练,估计十岁刚过,他就练就了一身卓越的骑射本领。

除了骑射训练之外,我们认为,努尔哈赤在孩童时代还接受过粗浅的文化启蒙教育,他的文化知识不全是后天自学的。努尔哈赤出生在一个女真奴隶主的显赫世家,虽然到他出生时已经家道衰落。但他毕竟是建州左卫右都督的后裔,他在十岁时母亲额穆齐去世之前必能接受几年的文化教育,否则他后来显示出的渊博的文化知识便是无源之水。一个没有文化启蒙教育的民族能够培育和造就出自己的领袖,是很难理喻的。

董万仑先生的《猛哥帖木儿》一书记载:“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同母异父弟於虚里的孙子童清礼,在朝鲜任训练院习读官,成化十四年(1478年),向(朝鲜)国王献出家藏古籍二十册,这些书籍是:《蒙古世祖皇帝》、《知风雨》、《善恶报应》、《南无报大》、《阴阳占卜》、《福德智慧》、《饮食燕享》、《日月光明》、《阴阳择日》、《开天文》、《真言》、《佛经》七册、《礼度》、《劝学》。”这些书籍,“除元世祖忽必烈本纪外,其他皆是民间流传的读物,有儿童启蒙教育类”;“思想体系都是释家,道家、儒家的”。“童氏家族珍藏这些古籍,代代传习,滋润着儒、释、道诸家的思想灵光”。“挥厚、包奇、猛哥帖木儿、於虚里、凡察、吾沙哥等,都习读了这些古籍”。(董万仑:《白山黑水的记忆·猛哥帖木儿》。)

从佟清礼献给朝鲜国王的诸书中有《劝学》一类儿童启蒙教育读物来看,猛哥帖木儿一类女真贵族之家必定办有家庭教育,教育女真儿童掌握各种各类的有助于儿童启蒙的文化知识。猛哥帖木儿所在的斡朵里部距离辽东的抚顺、开原等明朝边城少说也有一二千里之远,而觉昌安时代的建州左卫距离抚顺明朝边城不足三百里,后者受明朝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影响比前者不知要大多少。由此我们推知,女真贵族觉昌安、塔克世的家里必定办有家庭教育,至少渴望家族中兴、望子成龙的觉昌安和塔克世肯定让努尔哈赤在儿童时代接受过启蒙教育。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我们的推断,努尔哈赤起兵后仅仅十多年,就在建州办起了较大规模的家庭教育,聘任的家庭教师,除了众所周知的龚正陆以外,还有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人。(《李朝宣祖实录》卷70、卷73.)如果努尔哈赤在儿童时代没有接受家庭的文化教育,这种自幼施行的家庭文化启蒙教育不让他受益匪浅,他是决不会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下大力气抓家庭儿童的启蒙文化教育的。那些“教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儿子书”的“师傅”们受到了优厚的待遇,龚正陆甚至“家产致万金”。(《李朝宣祖实录》卷70.)努尔哈赤的家庭教师的待遇之高,说明了努尔哈赤对家庭启蒙教育之重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努尔哈赤自童年起所受的教育,是骑射教育和文化启蒙教育两者并重、相伴而行的文武兼备教育,而决不是所谓单打一的骑射教育。

努尔哈赤十岁时,他的生母喜塔腊氏额穆齐病逝,努尔哈赤的童年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从此,他处于了继母肯姐的薄待之下。努尔哈赤保持终生的沉默寡言的性格大概与继母肯姐对他及胞弟舒尔哈齐“抚育寡恩”、努尔哈赤总是对其默默反抗有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依附于王杲,塔克世并为王杲之部将,觉昌安一家与王杲一家的交往格外的多;塔克世的居址佛阿拉与王杲的居所古勒城,两城相距不过八十华里左右,只有一日的行程。有了上述方便条件,再加上额穆齐对努尔哈赤兄弟的深厚的母爱以及兄弟二人对生母的无限眷恋,终于使努尔哈赤兄弟来到了外祖父王杲身边。

第二节 少年努尔哈赤与外祖父王杲

富育光先生搜集整理的《两世罕王传》和新宾县上夹河镇政府退休干部孙相适老师的内刊稿《厚厚的落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多贝勒、王杲父子早期活动的丰富资料。

王杲的父亲名叫多活洛,简称多贝勒,原居于兀喇山下,兀喇山即现今的桓仁县西北的五女山。多贝勒原是一个猎户,后袭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他曾经打死老虎救过阿济罕(海西女真哈达部贝勒王忠)的性命,受到阿济罕的器重,被收为部下。多贝勒借助王忠的势力,西迁到哈尔萨阿林(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河村附近),后来被邻部驱逐,又西迁到古勒山一带。

多贝勒迁居古勒山后,就以古勒山附近的地理特点“喜塔腊”作为姓氏。“喜塔腊”为满语,意思是“岸边结网具处”。(孙相适:《厚厚的落叶》。)

古勒山距新宾县上夹河镇大约十五里,从古勒山再往西大约五里,有一座南北走向的高山,拦住了自东向西流的苏克苏浒河的去路,使河水改为自南向北流,这座拦挡河水西去的高山中有一低矮的凹处,即为图伦岭,该岭成为当时建州通向抚顺的咽喉,从建州向西过了图伦岭就是尼堪外兰所居住的图伦城,这里是去抚顺的要道。要想过图伦岭必先渡过自南向北流的苏克苏浒河。多贝勒在这里掌管水渡,逐渐确立了水上霸权,向各类过往行人勒索渡资。需要从这里渡河的人络绎不绝,有辽东边墙外进京朝贡的女真人,有往来抚顺经商的各族商人等。多贝勒在这里夺取敕书,收买皮革土产,很快暴富起来。然后他又以古勒山为根据地,训练兵丁,发展武装,俨然成为地方一霸。明廷抚顺边官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决定将其除掉。

明嘉靖八年(1529年),多贝勒喜得贵子,取名阿突罕。据说阿突罕生得白面俊秀,聪明敏捷,笃志好学,常随父亲多贝勒到抚顺马市贸易,有机会多次接触明朝的抚顺边官。阿突罕长到十五岁时,得到抚顺御使张学颜的青睐。经得多贝勒的同意后,张御使把阿突罕带到抚顺,教化学习汉文,练习武艺,并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叫王杲。天资聪慧的王杲很快就学会了诸般武功,粗通汉语和蒙语,还学会了汉族深奥的占卜术(所谓日者术)。

哈达贝勒王忠被部下那珲刺杀以后,他的侄子王台(亦称万汗)执掌哈达部,王台全然不顾多贝勒对其叔父王忠的救命之恩,在接到明朝要其除掉多贝勒的旨意后,趁多贝勒到明边掠夺之机,将多贝勒杀死。

多贝勒被杀、王杲承袭建州右卫都指挥职务以后,加紧训练兵丁,拓筑古勒山城,积极向外扩张势力。当时正是以觉昌安为核心的宁古塔贝勒与栋鄂部斗得两败俱伤、势力大衰、建州女真四分五裂的时刻。王杲乘此有利时机陆续征服苏克苏浒河部各城寨,使建州左卫酋长觉昌安、塔克世,建州卫酋长来力红都成为他的属下,后来又使建州女真各部悉听王杲调度,王杲得以霸占以古勒城为中心的苏克苏浒河的百里水域。王杲继承其父多贝勒的故技,在图伦岭下的苏克苏浒河渡口巧取豪夺过往旅客商人的渡资。为使图伦岭下的苏克苏浒渡口成为通往抚顺的唯一水路渡口,他在苏克苏浒河的其他地段的水中钉上粗壮的木桩,设置水障,使渡船无法通过,只能从王杲的渡口过河。王杲之跋扈由此可见一斑。王杲在水路设卡成功后,还在陆路设卡,扼守女真诸部通往抚顺马市的陆上必经之路。这样王杲就控制了建州各部输往抚顺、清河等辽东马市的货源,诸如貂皮、人参、松子之类的土特产品。王杲强行以低价收购女真各部的土特产品,然后运到抚顺马市高价售出。建州右卫的垄断霸道的居中贸易大兴,丰厚的利润源源而来,王杲治下的建州右卫势力大张,颇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王杲成了统辖建州三卫、威震一方之枭雄。他不满足于都指挥的官衔,自封为大都督,一时之间,他变成了当时称雄于东北女真各部的三大豪强之一:“当是时,东夷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者,兀堂亦制之”。(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清河以北至抚顺,为王杲之地。这就是说当时东北女真各部的三大豪强是:北面的王台,南面的王兀堂,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王杲。但实事求是地说,王杲论实力不抵王台,王杲所属的建州三卫还要听从王台的约束。

王杲在外杀人如麻,尤其以残杀明朝下级边官著称,但他在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面前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对失去母爱的二兄弟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爱护,祖孙两代人在频繁地接触中感情日益深厚。王杲精明强干,勇于战阵,秉性火暴,工于心计,富有韬略,汉语娴熟,对努尔哈赤兄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王杲成为兄弟俩崇拜、学习和效仿的楷模。

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在外祖父王杲家中,除了继续刀弓骑射训练外,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据此,明末一些史家认为努尔哈赤是王杲的家奴,如程开祜说:“奴儿哈赤,王杲之奴”。(程开祜:《筹辽硕画·东夷奴儿哈赤考》。)《明实录》说:“奴酋原系王杲家奴”。(《明神宗实录》卷580.)事实上,努尔哈赤兄弟主要是以外孙的身份作为宾客而不是以人质或奴隶的身份寄居在王杲家的。努尔哈赤兄弟与外祖父王杲之间的感情是纯正的、深厚的,这可以从后来清代的祭祀中反映出来,从清前直到上个世纪初叶的三百年中,“清朝先陵(永陵)在祭奠肇兴景显四祖前必首祭王杲”。(《清史研究通讯》1984.4.)试问:一个家奴怎么可能如此长久地怀念其主子,并且嘱咐后代永远祭奠呢?

努尔哈赤兄弟二人在古勒城很可能还进一步接受了汉语言文化的启蒙教育,王杲本人就曾经接受过汉语的启蒙教育,他对两个聪明绝顶的外孙子不会不抓汉语教育。努尔哈赤后来能够大体上看明白《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努尔哈赤在外祖父家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这段经历为不久之后他在李成梁府内大量吮吸汉族文化的丰厚营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其实,大约早在努尔哈赤出生之前二十年,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就经历了背离王杲的过程。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曾先后依附于王杲,计六奇说:“其祖叫教,父塔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计六奇:《明季北略·建州之始》卷1.)其实,当时为王杲部将、随王杲作乱的,不只四祖觉昌安一支,还有三祖索长阿。稻叶君山说:“清之二祖,尔时为杲之部将,犯辽东。”(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7章《清朝之祖先》。)这里所说的“清之二祖”即指三祖索长阿和四祖觉昌安。觉昌安弟兄二人在嘉靖三十八九年之前,曾跟随王杲“犯边作乱”,被明廷边臣骂作“贼首”之一。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和发展,觉昌安与其胞兄索长阿逐渐认识到,继续跟随王杲与明为敌,“犯边作乱”,终归不会有好的下场,于是他们便背着王杲投靠了辽东边将。大约在明嘉靖三十八九年(1559—1560年),觉昌安首次与明通款,从此以后,觉昌安父子便经常与明廷边官取得联系,开始了他们父子政治立场和态度的根本转变。等到李成梁执掌辽东军权之后,他们便公开地站在了明廷一边,从而为后来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觉昌安、塔克世父子站在亲明的立场上。但是,与此恰巧相反,由于“明王朝对女真诸部一贯推行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政策,扶持海西王台,压制建州王杲,所以一直不给王杲授职”(李鸿彬:《清代人物传稿·王杲》上编第3卷。)这一根本原因,王杲基本上终生坚持反明的立场。王杲与觉昌安父子二者在立场上截然对立,可是王杲对努尔哈赤兄弟二人却亲密无间、爱护备至,其原因是什么?关于王杲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东北、尤其是新宾民间敷演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传说:

(一)有人说努尔哈赤是王杲的私生子,如洪福来讲述,徐奎生整理的《罕王出世》(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新宾资料本(1)》。)

(二)有人传说,努尔哈赤生母喜塔腊氏乃王杲义女。王杲原想纳为侧福晋,无奈大福晋极力反对,这才将此女下嫁给塔克世为妻。(张吉有:《羽翼未丰大业难成——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的惨烈人生》,见《罕王故里集萃》(内刊本)。张吉有的《风雪夜罕王出世》就属于这类传说之一。)

上述两种传说有多少历史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节 青少年努尔哈赤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

李成梁(1526—1618年)是明代后期辽东地区的著名军事将领,因为军功被封为宁远伯,史家们称赞他说:“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未有也”。他虽然出自官宦之家,但仕途坎坷不平,致使大器晚成:“高祖(李)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明史·李成梁传》卷238.)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成梁任险山堡参将后,觉昌安父子与李成梁开始了密切交往。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明廷“擢成梁署都督佥事代之”。随后他在清河、沙河驿和辽阳等地连续给内犯的土蛮军以重创,建立了赫赫战功,声名显著。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期间,塔克世常带努尔哈赤到李成梁家中,作为诚心交好的表示,有时令其长子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家中长住。但塔克世归服明廷时有反复,李成梁对他并不完全放心,甚至“相其为人有异状”。(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在李成梁这种心理环境下,努尔哈赤居留在李成梁家里,就只能是作为人质,直到“十六岁始归建州”。(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

李成梁出身于官宦世家,自朝鲜归附后,世世代代为明朝官员,其家庭的封建文化底蕴自然十分深厚,家庭藏书,包括儿童的启蒙读物,必定很多。长期居于这样的家庭,使本自聪颖敏慧的努尔哈赤如鱼得水,获得了进一步卓有成效地接受汉文化熏陶和教育的天赐良机,这种机遇在建州女真族聚居地区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肖一山在记述努尔哈赤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努尔哈赤常出入辽将李成梁家,如童奴然,成梁亦抚之如子。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及《水浒传》,十六岁始归建州。”肖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1章。)肖一山的这一段文字,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十六岁之前的几年间,努尔哈赤时常出入于李成梁的家门,有时随父一起小住,更多的是单独长住,塔克世把这作为示好的表示,而李成梁则将其视为人质。

第二,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十分亲善,甚至视其为子,进行爱抚养育,包括识字、读书的教导。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一家结下深厚情谊。明廷官员杨鹤说:“如柏(李成梁次子)与奴酋有香火之情。”(《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三,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内做些书童之类的工作,有相当充裕的时间熟识汉字,阅读汉书,以致后来竟能阅读并钻研我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

第四,大约在十六岁光景,努尔哈赤暂时离开李成梁,回到建州家乡。

努尔哈赤这段客居李成梁府的生活非常重要,为他以后统一建州女真和进军辽沈奠定了文化思想方面的基础。

回到建州以后,努尔哈赤过着艰辛的生活,时或“亲上山采人参、松子之类,持往抚顺市卖之”。(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8章。)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努尔哈赤常常跟随成年人一起,爬山越岭,出没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之中,采取人参、松子、蘑菇、木耳,猎取山禽野兽等等。获得一定数量之后,便跟随祖父觉昌安将这些山货运往抚顺马市销售,以补贴家庭生活的费用。繁重而艰辛的劳动磨练着努尔哈赤的意志和能力,使他养成了勤奋、机敏、勤于思索的优良品质。在抚顺、清河等马市同汉族、蒙古族,女真族的交易过程中,他认识了社会,了解了各族各类各色的人物,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阅历。经过耳濡目染,他对于女真族、蒙古族,尤其是汉族的历史知识迅速地丰富起来。

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王杲在来力红寨大败明朝抚顺小股兵力、残酷地杀害了抚顺所最高长官备御裴承祖及把总刘承奕和百户刘仲文之后,又联合蒙古进掠辽沈,明廷下令禁止王杲贡市,同时命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六万明军进行讨伐。十月二日,王杲退守古勒寨,凭坚拒守。十月十日,明军在进行火攻之后,强行突入古勒寨,王杲退守高台拼死抵抗,明军乘风放火焚烧古勒高台,大获全胜,二三十米高的古勒山被明军踏在脚下,明军“斩首一千一百有奇,获牛羊无算”。(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但王杲却神出鬼没地侥幸逃脱。这次战役进行的时候,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俩恰在古勒寨王杲家中,亲眼目睹了明军进攻古勒城的经过,并且双双被明军俘获。姚宫詹叙述此次努尔哈赤兄弟一起被俘一事说:“时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姚宫詹文集》卷1;《明经世文编》卷501.)彭孙贻和陈建记述说,在这一战役中,“奴与速同为俘虏”。(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7;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19.)

如果此前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不曾谋面,二人之间没有情同父子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情感,在明军攻陷古勒寨之后,在李成梁和明军杀红了眼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仅靠着“抱成梁马足请死”这样一个下意识的自我救助的动作,即得到李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这样意想不到的效果,便是不可能的事情。正是靠着一年前二人的长期交往,朝夕相处,彼此给对方留下的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努尔哈赤才能在身陷绝境时采取“抱成梁马足请死”的办法挽救兄弟俩的性命;李成梁才能一眼将其认出,并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之心,才使努尔哈赤兄弟免遭一死。但是古勒寨的兵与火却深深地印在了努尔哈赤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仇视明朝的第一颗种子。努尔哈赤在返回建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作为俘虏被带回李成梁府中,他的身份较前大大降低。

努尔哈赤被李成梁收在帐下之后,初做随军杂役,后则执戈上阵,参加战斗。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因而处处谦恭谨慎,备加勤奋刻苦。计六奇记述说:“奴儿哈赤少尝事李成梁……忍訽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异志。”(计六奇:《明季北略·东彝大略》卷24.)陈建说:“奴与速同为俘虏,给事于成梁家,奴乃佯谨其事,以自媚于成梁。”(陈建:《皇明通纪辑要》万历十七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的表现固然可以得到李成梁的好感和信赖,但李成梁尽心爱抚努尔哈赤自有他自己的考虑,正如日本学者鸳渊一指出的那样,李成梁“隐密抚养努尔哈赤,实为深谋远虑之举”。(鸳渊一:《海西女真之发展》,载《海西女真史料》。)我们认为,李成梁这样做,无非是要把努尔哈赤培养成忠于自己的建州地方的土官。

王杲在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从古勒寨逃脱之后,隐藏到努尔哈赤六叔祖宝实的二子阿哈纳的村寨里,并且积极准备力量待机再起。自从嘉靖三十八九年觉昌安父子通款明朝、依附明廷以来,在随后的一些年里,在明朝与王杲的军事斗争中,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给明军以大力协助,“多次暗引官军剿拿王杲”。(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5页。)在万历初年,在李成梁进攻和追剿王杲的过程中,塔克世充作向导,更是尽心竭力。计六奇说:“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向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擒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计六奇等史家在其著作中虽然有些夸大塔克世个人作用的地方,但在王杲自古勒城逃脱后,塔克世在其父觉昌安被李成梁囚作人质的情况下,(《姚宫詹文集》卷1;《明经世文编·建夷考》卷501.)为查寻王杲的踪迹,会全力而为并且终于查得了线索,为明军擒获王杲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王杲被擒是在万历三年(1575年),茅瑞征所撰《东夷考略》一书记述这一经过颇为详尽:“(万历)三年春,杲藉忿复纠虏盗边,副总兵曹簠厚市夷赏,谍杲匿酋阿哈纳寨,勒精骑驰剿,得二十六级,杲伪以蟒挂红甲授(阿)哈纳脱走,将投土蛮。会抚顺关质市夷急购杲,乃走素所善东夷长王台所。开原兵备使贺溱宣谕台,台向忠顺,遂与子虎儿罕执送境上,槛车传致献俘。诏磔杲。”(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一代枭雄王杲,以其四十七岁的春秋结束了一生。

上引资料中“会抚顺关质市夷急购杲”一句,可能是指,抚顺关的明朝边将接到明朝捉拿王杲的通缉令后,逮捕并囚禁了前来市易的觉昌安等,以此要挟塔克世等人积极探查、跟踪、缉拿王杲。在其父被囚的情况下,塔克世等人积极行动起来,果然使王杲被擒获。

王杲被磔死,觉昌安作为人质被囚禁,以及塔克世为缉拿王杲的卓有成效的奔走探查,对于努尔哈赤兄弟在李成梁帐下的处境的改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程开祜说:“杲成擒日,奴所目睹”。(《筹辽硕画》卷5.)《明实录》说:“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明神宗实录》卷580.)两条资料表明,努尔哈赤既看到了王杲被擒时的情景,又目睹了王杲被处死时的惨状。对这两条资料的真实性我们不免怀疑,但也找不到更有力的资料来印证我们的怀疑。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对于王杲的被擒和随后磔死京师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但是他冷静理智地对待这件事,他把愤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勤勉做事,最后终于赢得了李成梁的高度信赖,在他们二人之间建立了“谊同父子”的情感。(《姚宫詹文集》卷1;《明经世文编》501.)

第四节 努尔哈赤初婚与“脱李成梁难”

万历五年(1577年),十九岁的努尔哈赤接到了父亲命他回家完婚的书信,(《东北历史名人传·清太祖努尔哈赤》。)便辞别了李成梁,回到建州,于同年完婚。

努尔哈赤娶的第一个妻子是佟佳氏,原本是汉族佟氏,其汉族名为佟春秀,女真族名为哈哈那扎青是辽东富商塔木巴彦之女。(《星源集庆》第15页。)塔木谐音佟,巴彦,满语,意为富翁,塔木巴彦的意思是佟富翁。据《世荣抚顺佟氏族谱序》载:“佟氏本辽东人,居佟佳以地为氏,后迁抚顺遂世为抚顺人,以赀雄一方。”(《奉天通志》卷228.)努尔哈赤入赘佟家,成了佟家的养老女婿。(《清开国史料考》第11页;《清代通史》上卷第12页;莫东寅:《满族史论丛·明末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注85.)至于怎样入赘不得而知。

2005年2月19日《辽沈晚报》所刊发于欣文的名为《努尔哈赤岳父画中现真容》一文披露:“努尔哈赤从十六岁时被赶出家门,后被佟登的父亲收养,他不但对努尔哈赤进行培养,还把自己的孙女佟春秀(哈哈那札青)许配他。”根据这段文字,《星源集庆》中所说的塔木巴彦为佟春秀的祖父,而不是父亲。佟春秀的祖父为佟恩,他留下一个绰号:佟富翁(塔木巴彦),佟春秀的父亲为佟登。

根据以上二说,塔木巴彦究竟是父亲佟恩,还是儿子佟登,尚难确定。

佟氏家族的万贯家资,成为努尔哈赤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对他起兵初期的活动以及后来的富商生涯,均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他的第一次婚姻使他摆脱了贫困,他对分家时给予他的财产的多寡便抱着豁达的态度。可是史学界却普遍认为,努尔哈赤结婚独立生活后,经济拮据,不得不亲自上山采集人参、松子、药材之类土特产,带到抚顺等马市交换,以维持一家温饱,其依据是《抚顺县志略》上的一段话:“我朝未入关之前,丁亥,太祖高皇帝以珍异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与明互市”。(程延恒:《抚顺县志略·建置略》。)造成上述说法的原因是一些史学家在使用这段资料时,作了删改,忽略或有意隐去了“丁亥”二字。丁亥年为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年努尔哈赤已经二十九岁,结婚已有十年之久,他起兵讨伐尼堪外兰亦已五年,他不仅仅是一支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建州左卫的酋长,而且也是一个大倒卖商,他靠着南北的居中贸易和与辽东的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个马市的交易,大发其财,获取巨额资金,以便抵偿庞大的军事开支。因此用上述资料说明他初婚后的生活经历是完全错误的,其得出的努尔哈赤经济拮据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努尔哈赤初婚后生活很幸福,第二年即1578年,当他二十岁时,他的第一个孩子东果格格出生;万历八年(1580年)努尔哈赤二十二岁时,他的第二个孩子、长子禇英出生。此后,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努尔哈赤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第三个孩子、次子代善才降生。褚英和代善两者降生之间相隔三年多,说明这段时间他不在家中,或者不全在家中。那么他在哪里?

万历八年(1580年),长子褚英降生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二岁时又来到李成梁麾下开始了约为三年的军旅生活。至于他出于什么原因弃商从戎,我个人认为,被征调的可能性较大,滕绍箴说,努尔哈赤“时而听从边官征调,从征参战”,(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7页。)即是证据。据查,明廷一般不征夷人当兵,但这时努尔哈赤入赘佟家,并改佟姓,被征调入伍是极有可能的。

努尔哈赤曾在李成梁麾下做过“幼丁”,与李成梁“谊同父子”,现在,他正年轻力壮,英姿勃发,加之智力超群,有勇有谋,很快便成为李成梁军营里明兵之中出类拔萃的有为军人。彭孙贻在提到努尔哈赤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努尔哈赤“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后来,努尔哈赤竟能参与李成梁的军事决策,“赞画成梁军务在幕中”,(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李成梁传》。)成为李成梁不可或缺的臂膀。

李成梁乃辽东一代名将,在两次镇辽的三十年戎马生涯中,“身经百战,屡立奇功”,“武功之盛,前所未有”,“诸将之忠勇亦成梁为最”,是明代少见的军事统帅。努尔哈赤与其四处转战,虚心向其学习,耳濡目染,自然获益匪浅。在李成梁标下的几年军旅生活,对努尔哈赤来说无异于进入了一所流动的军事学校,使他掌握了不少军事知识和中国某些经典军事理论。他后来把在李成梁身边学到的军事知识和理论与女真民族特点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努尔哈赤二十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地扭转了他的人生航向,他不得不逃奔出走,暂住叶赫东城杨吉砮寨中。

对于努尔哈赤这次逃往叶赫,清朝的三个实录均有记载,但都是为了给努尔哈赤与孟古格格订婚作铺垫,所以都不记具体时间和原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戊子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记有如下几个字:“初,太祖如(到,往)夜黑(叶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的记载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一字不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是:“先是,上如(到,往)叶赫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把前两个实录中的“初”字换成了“先是”两个字。三个实录都把努尔哈赤出逃的具体时间和真实原因隐去了。

但是康熙朝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的徐乾学(1631—1694年)曾经撰写过《叶赫国贝勒家乘》一册,在记述努尔哈赤逃奔叶赫国一事的时间和原因上要详尽一些,该书载:“万历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到,往)叶赫国,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这样就明确记载了努尔哈赤逃奔叶赫的时间为万历十年(1582年)秋九月初一日,逃奔的原因是“脱李成梁难”。而这些都是清朝的三部实录所不载的。

至于努尔哈赤这次在叶赫国做了哪些事情,怎样与孟古格格订婚,后来又是怎样返回建州,清朝的三个实录与《叶赫国贝勒家乘》所记大体相似,我们现把《叶赫国贝勒家乘》有关努尔哈赤此次来叶赫国的文字全部抄录于此:

“万历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而奔我。贝勒仰佳努(杨吉砮)识上为非常人,加礼优待。乃谓曰:‘我有幼女,俟其长,当奉侍,何如?’上曰:‘若结姻好,盍(何不)以长女妻我?’贝勒曰:‘吾非惜长女也,恐非君配耳。幼女容貌奇异,天性温和,堪以侍君。’上遂聘之。贝勒乃赠马匹、甲胄、且使兵护卫送上还建州国(见国朝实录)。”(徐乾学:《叶赫国贝勒家乘》(手抄本)。)

关于努尔哈赤叶赫招亲一事,清朝的三个实录以及一些其他经典著作,如《大清一统志》、《清史稿》等,也都有所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这些书籍都证明了《叶赫国贝勒家乘》一书所记努尔哈赤逃奔叶赫一事不虚。

万历十年努尔哈赤二十四岁,杨吉砮的幼女孟古格格八岁,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逃到叶赫后,二人订立婚约。六年后,即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人完婚,“纳林布录送妹来归,是为孝慈皇后”。(《大清一统志·叶赫城》。)万历二十年(1592年),孟古生子皇太极。

由上可见,万历十年秋九月以前,努尔哈赤的确曾在李成梁麾下服役,这年九月他逃往叶赫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使得他不得不逃奔叶赫?多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更不加以说明,但是我们从《清史稿》中寻得了蛛丝马迹:“二祖皆及于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清史稿·太祖纪》卷1.)《清史稿》的这条资料有一定的错误,存在把两件截然不同的史实混为一谈的现象,把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于万历二年(1574年)“没于兵间”成为李成梁的俘虏之事误记为是在二祖(觉昌安与塔克世)“皆及于难”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但是它透露了努尔哈赤之“脱李成梁难”与李成梁的小妾有关的史实,是与“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一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李成梁比努尔哈赤大三十三岁,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麾下服役时为二十二——二十四岁,与李妾喜兰年岁相当,而李成梁此时已是年近六十岁的人了。努尔哈赤天生一表人才,生得“龙顔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仪态威重,举止非常,英勇盖世,骑射轶伦”。(《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努尔哈赤既有如此令人仰慕钦佩的体貌气质,又有紧随总兵身边经常出入内宅的机会,于是在努尔哈赤和李妾喜兰之间发生感情纠葛、甚至有了越轨的举动便是情理中事。这些很可能就是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的原因。我们的这种判定,在《辽阳县志》和诸多的民间传说中或多或少得到了证实。

《辽阳县志》记载说:“相传清始祖老憨王曾侍明总兵李成梁,因其左右足皆有红痣三,成梁忌之,欲解送京,李妾告之,憨王逃,兵追之急,李妾缢死。憨王逃到沙滩而伏,适有群鸦飞集,追者乃他径。既去,有犬啮其衣,遂逃……清代满人祭祀必祭喜乐妈妈,即李妾也。”(《辽阳县志》。)李妾喜兰与努尔哈赤若是没有深厚的情感,她为什么要把李成梁欲害努尔哈赤的机密泄露给他,并且随后自缢而死?足证二人感情笃深。记载此事的民间传说举不胜举,如被阎崇年收入《努尔哈赤传》的《关于罕王的传说》,苏景春收在叶赫历史文化丛书《故事传说》中的《罕王的传说》,新宾县赵子阳、佟相臣、高景全讲述,新宾县文化馆干部徐奎生搜集整理的《罕王脱险》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以民间故事的形式记述了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的艰辛经历。总之,努尔哈赤与李妾的情感纠葛泄露,努尔哈赤不得不逃。

努尔哈赤在居留叶赫期间,曾到过南关哈达。哈达在万汗王台统治时期强盛一时,成为“叶赫、辉发、乌拉三部盟主”,(魏源:《圣武记》卷1.)连离海西女真比较遥远的建州女真的首领王杲也要依附于他。万历十年七月,即在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到叶赫之前两个月万汗病忧而死,努尔哈赤未能有幸面见这位雄强一时的人物,但哈达仍是一支强大的势力,努尔哈赤为寻求盟友的支持不能不前去造访,并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以致造成很大的误解:“奴儿哈赤,故王台部也。后叛走建州,带甲数千人,雄东边,遂为都指挥。”(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奴儿哈赤列传》。)“大清太祖讳奴儿哈赤兴于开原塞下,用兵最强,所向无敌。”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这表明,离开李成梁后,努尔哈赤除到过叶赫外,还与扈伦四部中的哈达有过广泛交往。

以本书作者的看法,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从广宁李成梁总兵府逃脱不是直走叶赫,而是走走停停,躲躲藏藏,大体上向北部海西女真方向逃亡,逃亡期间,他“曾经辗转各地,以佣工谋生”。(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7页。)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保京师三议》说:“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寻即匿名,佣工禁内,窥瞷多年”。(《明神宗实录》卷580.)汪可受《酌调蓟保援兵疏》说:“臣自束发登仕路即闻人言,建州奴儿哈赤者匿迹佣工于辽,熟我内地情形”。(《筹辽硕画》卷3.)王象恒《用虏机会可乘疏》说:“虎墩兔(察哈尔林丹汗)曰:‘奴酋原是我家人,今背了我,反来借我兵。’”(《筹辽硕画》卷20.)

我个人认为,上述明臣的三条奏疏所说努尔哈赤“佣工禁内”、“佣工于辽”、佣工于林丹汗的先人的情况,正是发生在努尔哈赤逃离李成梁总兵府至流亡叶赫之间,努尔哈赤利用佣工的机会,到处窥探明朝甚至蒙古察哈尔的虚实,为他以后起兵征明和统一蒙古作了必要的准备。

努尔哈赤在叶赫部护卫下,在返回建州的途中,再次遭遇了额亦都。在此之前,二人即已相识,只是这一次,额亦都决定跟从努尔哈赤。《清史稿》写道:“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途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清史稿》卷1.)额亦都,姓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时,父母为人所害,额亦都以邻人匿之,得免。年十三,手刃其仇,避走嘉木瑚地,依于其姑。(《清史列传·额亦都》卷4.)后来额亦都结识努尔哈赤后,“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以碌碌终乎!’”(《清史稿·额亦都》卷225.)由此二人成为终生至交。这次遭遇之后二人共同战斗终生。之后,努尔哈赤又结识了安费扬古,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世居瑚济寨。安费扬古之父完布禄对努尔哈赤忠诚无二。曾经有章甲村寨的尼麻喇人引诱他叛变努尔哈赤,他不从;后来又劫持其孙即安费扬古之子以对他进行要挟,他也终无二志。(《清史稿·安费扬古》卷225.)有其父完布禄的忠诚不二,必有其子安费扬古的始终不渝。安费扬古可以说始终如一地跟随了努尔哈赤一生。努尔哈赤同额亦都、安费扬古一起组成了一支武装。谈迁说:“同辈三十七人,并魁伟绝伦。”(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348页。)说的就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小小武装队伍。队伍虽小,但却精壮,是由“古出”(朋友)组成的骨干力量。

努尔哈赤虽然脱离了李成梁,但两家之间的浓厚情谊却没有因此而完全葬送。《明实录》载: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等言:“李氏自成梁秉钺与酋他失通好者,两世矣。”《明神宗实录》卷456.这种情况对于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李成梁与塔克世的“二姓之好”,对于努尔哈赤起到了“养虎遗患”的作用。(《明神宗实录》卷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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