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在上海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在香港，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粗制滥造的商业片天下。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电影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工具。许多内地电影工作者来到香港，借助电影宣传抗日。在这种形势面前，原香港电影人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邵氏兄弟也和其他几家电影公司一起，联合拍摄了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纪实性国语电影《最后关头》。
但拍摄抗战题材的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香港电影的主流又回归到商业片。虽仍有抗战题材的影片问世，但多为内地南下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所拍摄，香港本土仍主要生产神怪武侠等内容的商业片。
这一阶段，南洋影片公司仍按照过去的路子，拍一些只关风月的粤语片。这些影片公司必须先求生存，然后才能论到其他，故南洋影片公司这一时期，没有拍摄与抗战有关的影片。邵氏兄弟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参与政治，就会远离是非。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过于天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45分，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42架日军轰炸机和夜航机出现在香港九龙半岛的启德机场上空，不到五分钟，驻守香港的几十架英国皇家飞机，因事出突然，毫无防备，顷刻成了碎片。随后，日本轰炸机又对准了香港九龙，狂轰滥炸；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整个香港顿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笼罩在恐怖气氛当中。
在此之前，因为香港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一向有英军把守，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还对港人及港英当局放出了和平的烟雾弹。但不可一世地叫嚣“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人，对地理位置优越的“东方明珠”岂肯轻易放过？战火必会燃烧到这里。
12月25日，香港港督向日军递上了降书。“太阳旗”不可一世地飘在了港督府房顶上。这个美丽的港岛同大陆一样，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日治时期，日军在香港杀人无数，香港市民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极受摧残。许多主要工厂被日本人夺去，米、面、糖、油都面临短缺，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使交通陷于停顿，造船、建筑业的从业人员衣食无着。
因为食物短缺，为缓解人口压力，日本人强制大量市民归乡。归乡途中被迫丢弃幼儿、老人、病人者，病死、饿死者，被抢掠一空者，不计其数。
在日本人的占领下，香港人的尊严、人权尽失。日军滥杀无辜，随意拉男人做苦工，随意奸淫妇女，还强迫港人远远见到日本人，就要九十度鞠躬，否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日本人强制港民返乡的政策，使香港人口从战前的160万，锐减到60万，整个港岛一片萧条。水深火热之中的香港人，没有人再去风花雪月、唱歌跳舞，更没有人看电影了。
这时的邵村人，举家皆在香港。
他来香港不久，大陆全面爆发战争。上海人当时觉得大英统治下的香港相对安全，许多人纷纷逃往香港。邵村人的夫人包莲凤，也带着四个儿女，前来投奔邵村人。一家人在北帝街公司宿舍挤了一阵，宁波的亲戚也前来投靠他。于是邵村人在亚皆老街租了一套房，一起搬了进去。
此时，邵村人一家十余口挤在亚皆老街的小屋子里，度日如年。电影自然是不能拍了，况且片厂也已经被日本人强行征用。一家老小凄凄惶惶，担惊受怕地等待观望。
一天早上，邵村人亲见了日本飞机轰炸英军兵营的场面，他立即给上海和新加坡打电话，确认兄弟们的人身安全。邵逸夫后来回忆说，他在电话里，都听到了不远处的爆炸声。
即便如此，邵村人也并没有立即撤离香港。一家老小十余口，行动起来十分不便。他在家里静观其变，寄希望于局势有所转变。不料，时局越来越紧张，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邵村人终于决定，结束在香港的一切业务，带家人回上海避难。
邵氏兄弟一向远离政治，把自己放在一个生意人的位置上，本本分分经商赚钱。但战争的爆发，让他们终于没有逃过此劫。1941年12月底，邵村人将香港的一切业务处理完毕，挈妇将雏，带着一家老小回上海。他是1936年接替大哥的业务来到香港的，南洋影片公司在他的打理下，在“天一”烧毁的废墟上重又开出了茂盛的生命之花。如今战争迫使他不得不离开这个让他大施拳脚的地方，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邵村人与一家老小辗转了半个中国，抵达上海。但此时的上海，也早不是昔日模样。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也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在上海同样施烧杀抢掠之恶行，在日寇的欺凌之下，上海暗无天日，人民苦不堪言。
当时，电影人张善琨在上海租界，出面将12家电影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情形之下，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拍电影已无可能，日本人强制性与其合作，罪恶的太阳旗下，此公司成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汉奸电影公司。
邵氏兄弟作为商人，虽然一直以来都小心地远离政治，以求自保，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不做文化汉奸，拒拍汉奸电影。他们的拍摄器材封存在香港，暂时将电影梦搁置起来。
邵醉翁与邵村人在上海的生计，只有靠“笑舞台”了。邵醉翁虽由此发迹，算是轻车熟路，但国难当头，来娱乐消闲的人少而又少。兄弟俩勉力支撑，苦苦经营。至于拍电影，只能静待时机了。
这个时候，远在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日子同样艰难。
日本叫嚣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目标自然不单单是中国。日寇侵占香港之后，立即出兵进犯南洋，攻打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太平洋上从此失去了太平，整个南洋一片血雨腥风，沦入日寇铁蹄之下。
邵山客和邵逸夫的电影事业，在这战乱之中，在日寇的血腥统治之下，又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
日本进攻香港当天，邵村人给远在新加坡的两个弟弟打电话，要他们多加小心。接电话的老六邵逸夫虽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爆炸声，心里并无多少担忧。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兄弟并未参加抗日活动，日本人未必会拿他们怎么样。
但是，与侵略者怎么会有道理可讲。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之下，任何人都在劫难逃。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欺凌，邵山客躲在一个破庙里，但仍被日本人找到，不由分说，五花大绑捆到了已经被日本人接管的新加坡戏院，去为日本人卖苦力。邵山客这一干就是三年多。
邵逸夫更为悲惨。新加坡被日本人所占领，电影已完全没有市场。邵逸夫没有生意，为了避祸，就足不出户，赋闲在家。
但是战乱中的国家，岂能容下一间清静的屋子。一如整条船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不可能留有一隅的安宁。
一天上午，邵逸夫正在家中，突然闯进来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只一瞬，邵逸夫的前胸后背，就被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这伙人的头目是一个矮胖的日本兵，他走上前来，不由分说揪住邵逸夫的衣领，抬手就是几个耳光。
邵逸夫眼前金星直冒，口角也流出了血。他强压着愤怒，瞪视着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他没有叫嚷，也没有反抗。他知道，自己对抗不了这么多日本兵，同这些禽兽也没有道理可讲。
那个小头目叽里呱啦乱叫了一阵，几个日本兵冲上来，将邵逸夫五花大绑，押着他到了日本兵总部。到了那里，又是一阵毒打，直把邵逸夫打得皮开肉绽。接着，就把他关进了地牢。关了打，打了关，如此过了一个多星期。
邵逸夫出身富足，现在是大老板了，何曾受过这等折磨。他愤怒之余，还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所为何来。但他既无从申辩，也不能询问。和穷凶极恶杀人成性的日本鬼子讲理，岂不是笑话。
后来弄清了罪名，是“拍摄反日电影”。所谓“拍摄反日电影”，证据是1938年，邵村人在香港时，联合香港其他六家电影公司，拍摄的反映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影片《最后关头》。
邵逸夫被抓，最着急的莫过于他的夫人黄美珍。黄美珍毕竟有见识有心胸，虽然着急，但并没乱了分寸。情急之下，她想起了两个人：曾在邵氏兄弟公司做过事的日本人山本和中野。邵逸夫请他们帮助邵氏公司购买过放映器材。邵逸夫一贯俭省，却对他们非常好，曾数次请他们吃饭，向他们了解日本电影的发展情况，还问一些日本电影的故事梗概。
山本和中野还真被黄美珍找到了。他们一个在日本司令部做文职，一个在日本人的商社。听说邵老板有难，他们急忙赶到宪兵部，向日本人证明，在拍《最后关头》的时候，邵逸夫在南洋，所以关于《最后关头》的拍摄，他完全不知情。
他们还拿出一些报纸上的文章给宪兵部的人看，是当时上海进步人士，批评邵氏兄弟逃避政治的文章，批评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仍然拍摄放映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类的影片。
邵逸夫因此而被保释出来，算是死里逃生。
不过经历此番意想不到的变故，邵逸夫因祸得福，从此不用再提心吊胆。日本宪兵部的人都已经认得他，不再找他麻烦了。邵逸夫不必每天躲在家里，可以放心大胆地出门了。
获得了一定的自由，首先要解决的自然是生计。他们苦心在南洋建起的院线，大部分已经被战火毁坏，还有的被日本人征用了，只残存几家。于是邵逸夫利用剩下的这几家影院，继续放映电影。时局动荡，在日寇的统治之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下，生意的清淡可想而知。邵逸夫勉强维持着，使一家人可以生存。
海外游子，最是思乡。尤其在这烽火连三月的时候，家书真可抵得万金。邵逸夫与邵山客，最令他们感到痛苦的，还不是皮肉之苦，也不是处境的艰难，而是对故国和家人的思念。整整三年零六个月，他们无法与上海的亲人取得联系，战争阻隔了所有的消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彼此的思念和牵挂，更甚于平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每一天都是煎熬。
不过，年轻的邵逸夫在这场战争当中，在长时间的孤独与思念当中，在独自对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磨砺和洗礼，变得更为成熟、坚强，从而在今后的大风大浪里，可以从容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