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抱朴子·外篇》
东汉后期，继位的皇帝常常年幼无知，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政治上更加黑暗，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跋扈大将军
东汉的皇帝除了开国之初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外，几乎都是在幼年之时即位，因而使得东汉政府当每一代皇帝即位之初，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仅仅凭自身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其他人才行。而她们所依靠的只能是两种人：一种是她们的父兄，即外戚；另外一种就是她们身边的奴才，即宦官。皇帝长大之后要夺回自己的权力，与掌握权力的外戚、宦官之间便会发生利害冲突，甚至于相互残杀，从而使得统治中心十分不稳定。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巩固皇权，对于外戚防范甚严。但是到了他的孙子章帝死时，章帝的儿子和帝年仅十岁，无法掌管政权。于是，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一个女人，怎么有能力来治理国家呢？为了维持局面，她不得不寻求帮手，而最使她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娘家人。于是，她便委任自己的兄弟窦宪等掌握国家大权，由此，开始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局面。
窦太后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建初二年（77）被选入宫，入宫后，汉章帝特别喜欢她，第二年便立她为皇后。
窦太后被立为皇后之后，更是受到章帝的宠爱，可是，她进宫数年都未生皇子，当时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皇子，将来她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母因子贵”的道理她十分清楚。因此窦太后的心理就变得有些扭曲，对生了儿子的妃子与贵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宋贵人生了皇太子刘庆，梁贵人生了和帝刘肇，窦皇后先是在章帝面前说坏话，挑拨皇帝与她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得章帝疏远她们，然后又用计害死了两位贵人，并且自己收养了和帝。
章帝去世之后，和帝继立。当时，和帝只有十岁，窦皇后被尊为窦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朝政。窦太后想，别说和帝不是自己亲生的，就是自己亲生的，也不如自己手握大权好。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长久地掌握大权，就必须找到一个十分可靠的人，谁又最可靠呢？那就是自己的娘家人。于是，她先后把一大批亲戚委以重任，如哥哥窦宪，弟弟窦笃、窦景、窦瑰等都担任了要职。朝中文武大臣，地方刺史、郡守、县令等都有她的亲朋故旧，“刺使守令，多出其门”。当时，窦氏满门皆贵，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政府几乎“仓帑为虚”。
窦氏家族掌握大权后，不是想着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而是为非作歹，祸害百姓，把整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甚至于杀人越货的事也敢做。其“奴客缇骑……侵凌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胆敢冒死进谏者，不是获罪，就是遭致杀头。如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上书控告他们，先后被他们活活逼死。一时朝中大员噤若寒蝉。
据史料记载，在窦氏四兄弟中，最跋扈者要数窦景，他不仅自己为非作歹，还放纵奴仆们作恶，这些奴仆于青天白日下就敢欺侮妇女，拦路抢劫，洛阳城内的商贩们一见到窦景的卫队来了，便赶忙收摊关门，否则就会遭殃。窦宪本人还仰仗自己出击匈奴有功，和几个弟弟大兴土木，各自修建起豪华住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有一天，窦氏兄弟几人突然意识到和帝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存在不仅会给许多事情带来麻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威胁到窦氏家族的存亡。如果这样，倒不如趁现在早早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一不做，二不休，当下找来自己的心腹一起密谋策划杀害和帝的事情。
但是，此时再谋划已经有些晚了。此时的和帝尽管年龄尚小，但人却聪明透顶，很有心计，窦宪等人的阴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让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对策，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进而他又想到能依靠谁来帮助自己呢？尽管司徒丁鸿、司空任隗等还可以信赖，只是这事非同小可，万一露出一点马脚，就会全盘皆输。思来想去，他认为内侍郑众是位可以依靠的人。郑众在和帝身边已久，和帝也了解他，而且郑众本人也是一个为人谨慎机敏、很有心计的人，办事也比较稳重。于是，和帝便单独和郑众商谈此事。郑众闻言，果断地劝和帝要先下手为强，否则会后患无穷，并为之设计好了具体的方案。
窦宪率兵出击匈奴班师回朝，和帝先派使臣到城外迎接，犒劳三军，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就如同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待窦宪他们进了城，和帝便下令关闭城门，派重兵驻守南宫和北宫，一举收捕了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掉。窦宪此时还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在庆功宴上喝得大醉，踉踉跄跄地被侍卫扶回家中睡觉去了。等到和帝派人去收回他的大将军印绶时，他还在迷迷糊糊地做着美梦呢！
和帝感念窦太后的养育之恩，并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只是命令他们离开京师，返回各自的封地，同时派出得力的官员随同，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等到了封地，马上下令逼迫他们自杀。只有窦瑰因平时表现尚好，也没有参与策划谋反，被免死罪。其他窦氏亲朋故友，凡是依仗其关系做官的，一律被罢免回家，由此，外戚窦氏势力已经成为过去。宦官郑众在这次对抗外戚势力时功勋卓著，和帝为其加官晋爵，从此，宦官逐步掌握了国家权力，东汉政权开始由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和帝年仅二十七岁便去世了，和帝的皇后邓氏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邓太后为了能够长期把持政权，废掉和帝的长子，立才出生一百多天的儿子殇帝即位。邓太后的兄弟邓骘随之掌握朝中大权。但数月后殇帝去世，邓太后与邓骘商议迎立和帝的侄儿为帝，即安帝。安帝年仅十三岁，大权仍由邓氏掌握。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并且还能同宦官郑众、蔡伦等共同处事。但他们之间毕竟还是有某些利益摩擦，尤其是权力之争是无法调和的，并不能长久共处。待到邓太后一去世，安帝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诬告邓氏兄弟，结果邓氏一门遭到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七人被迫自杀。安帝亲政后，阎皇后的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共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
安帝统治时期，政治更是不如以前，外戚宦官相互勾结，“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甚至于随意假做诏书，胡作非为。安帝父母的陵墓在清河国，安帝时常派遣宦官去祭扫，他们便擅作威福，“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各地的官吏更是惶怖不可终日，他们“或邪谄自媚，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宦官的尊荣横暴，地方官吏的无耻谄媚与无度催征，使得老百姓深受其害。
数年之后安帝死去，此前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而被废为济阴王。阎皇后与其兄阎显商议迎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但不久少帝又得病去世。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共谋，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阎显及其死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西南）人。安帝之时孙程为中黄门，任事长乐宫，服侍邓太后。安帝死后，孙程失去靠山，当北乡侯病重之时，他认为时机来到，便与人密谋反对阎氏，拥立济阴王。此后，待北乡侯一死，他们在京畿一带发生地震时乘机起事，杀死了江京等人，拥立济阴王为帝。孙程等十九人因拥立有功同日封侯。孙程封浮阳侯，拜骑都尉，食邑万户。到了此时，宦官的声望及势力已经很高了，他们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竟然还可以收养儿子让其承袭爵位。孙程病重临终之时，上书请求顺帝把封国传给兄弟孙美。结果，顺帝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还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继承爵位。这时的皇帝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已经完全成了傀儡。
顺帝阳嘉四年（135），梁皇后的父亲梁商以大将军执掌朝政。永和六年（141），梁商去世，顺帝又任命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继续执掌朝政，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梁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职，一贯横行不法。而他执掌朝政时，朝政的黑暗就可想而知了。
三年之后，顺帝死去，其子即位，是为冲帝。冲帝时年仅两岁，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掌握大权。一年后冲帝又去世，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质帝年仅八岁，自然大权仍由梁氏掌握。梁冀的专横跋扈引起了质帝的反感，在一次朝会时他对梁冀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这下引起了梁冀的不满。梁冀担心质帝长大后对梁氏家族不利，又恨又怕，便指使左右，在质帝的食物中下毒，毒死了质帝。在宦官曹腾等人的支持下，梁冀和太后商议，拥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即位。桓帝即位后，便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这样，梁氏的威权在朝中更是显赫。
梁冀以大将军的身份主持政事，而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围绕在皇帝身边，一个主外，两个主内，内外结合，整个东汉政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梁氏手中了。皇帝别说参与大事，就连行动也不那么自由。梁冀利用手中的权利，不仅在洛阳建有豪宅院落，而且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许多别苑。他在河南西郊有一个兔苑，有一个西域商人不知梁冀兔苑的一些禁忌，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连累数十人丢掉了性命。朝廷中的大小事，都要由梁冀做主，百官的升迁任免，都要到他家中谢恩，然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官每年进呈贡品，要先把上等品送给梁冀，随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史料记载，梁冀失势后，自公卿大臣以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多达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的梁冀家产，拍卖后值钱三十多亿，相当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赋收入。
五侯十常侍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病重，名义上把政权归还给桓帝，但实际权力仍然由梁冀掌握。其后不久太后去世，局势仍无变化。直到延熹二年（159），梁皇后也死去了，桓帝在宫中才稍稍自由一些，才得以在上厕所的时候悄悄与宦官唐衡密谋，寻求能够反抗梁冀的人。
桓帝是由梁冀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帝，本应对梁冀感恩不尽。据说当时在质帝去世后，朝廷上议论由谁来继承皇位，以李固为首的一班大臣力主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太后和梁冀兄妹则主张立刘志为帝。最后，终于立蠡吾侯刘志为帝，即桓帝。刘志依凭梁氏兄妹之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太后、国舅自然是百依百顺。所以，桓帝上台后，立即封梁冀弟为颍阳侯，封梁冀小弟梁蒙为西平侯，封梁冀子梁胤为襄邑侯，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享受公主的待遇。但是，即使这样，梁冀仍不满足，仍是步步紧逼，要桓帝给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特权。在待遇上，他要求有别于诸侯，不以礼节为限，并且像邓禹那样封四县；每次上朝，他要求位置要居于三公之左。还有在车马、衣服和甲第等其他方面他也要求必须与众不同，要和霍光一样。后来，梁冀还自行规定，朝廷上的一切军政大事，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而后才能办理。
梁冀在政治上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使桓帝感到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因此，心中十分不满，进而有了要除掉梁冀的想法。不过，桓帝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想除掉梁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宫廷内外，处处都是梁冀的爪牙，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梁冀的掌控之下，千万不能轻易妄动，大意不得。尽管他自己有一两个心腹之人，但也没有什么密谋的场所。此时的桓帝行事颇为谨慎，表面上仍对梁氏一族恩宠有加。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由于一直没有生育而被皇帝渐渐疏远，忧郁成疾，于这年七月去世。桓帝便想乘机一举除掉梁冀这一心头大患。八月的一天，桓帝上厕所，竟然茅塞顿开：这不就是一个密谋的好地方吗？梁氏的爪牙决不会到这儿来的。于是，他便利用去厕所之机与宦官唐衡进行商议。桓帝要唐衡为他物色人选，最后选定了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四位身边的宦官。第二天，桓帝命唐衡把单超等四人召集到厕所中进行密谋。桓帝对他们说，大将军梁冀专权跋扈，胁迫内外，公卿以下百官都得依照他的旨意办事。对于这件事，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今欲诛之，不知诸位常侍们意下如何？单超等皆同意皇帝的决定，愿意听从皇帝的调遣。最后，他们商定了具体的办法。单超担心皇帝心慈手软，到时候下不了狠心，便心生一计，自己挽起袖子，把胳膊伸到桓帝面前让皇帝明誓。桓帝见状，随即在单超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表示自己决心已定，不再反悔。
此后，单超等人开始行动，他们频繁地出入皇帝周围，引起了梁冀等人的怀疑。为了防备不测，八月的一天夜里，梁冀派中黄门张恽以侍候皇帝为名，入宫观察情况。按照法律，后宫本为禁地，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也不得进入。而梁冀自恃大权在握，尽管没有皇帝的旨意，仍然悍然行事。但是，梁冀这次却失算了。张恽一入内，便被具瑗以“擅入宫内，欲图不轨”的罪名给立即拿下。然后，具瑗报告桓帝。桓帝立即召集众人商议，说：看来梁冀已经察觉此事，宜早不宜晚，应立即行动。趁梁冀刚有所怀疑，准备不足，不如以其私派手下擅自入宫的罪名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众人皆同意桓帝的决定。随后，桓帝来到前殿，命令尚书尹勋持节召集丞、郎以下官员带兵守卫内宫，令具瑗率领左、右御马厩的兵士和虎贲、羽林等处的兵士共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的府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并立即下令罢免了梁冀的官职，当场宣布改封梁冀为比景都乡侯，实际上是把他流放到外地而已。当梁冀明白过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自知凶多吉少，不得不与妻子孙寿服毒自杀了事。桓帝随即下令将梁氏满门抄斩，平时依附于梁氏的朝廷内外官员一下子被贬逐了三百人之多，使得朝堂一空，国家机器差一点儿就瘫痪了。
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氏之功，同日封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封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世称“五侯”。还有一些宦官也因立有大功而封侯，如侯览、赵忠等人。从此，朝政被宦官掌握，政治更加混乱不堪。据史料记载，他们的宗族亲属被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完全等同于强盗。如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一些有钱人家采取诬陷的手段，抓来杀掉，然后将其全部家产据为己有，前后累计获亿万数钱。后来他被押送至京城受审，于半道上畏罪自杀。京兆尹检查他的随行车马，居然还有三百多车，装的全是金银锦绣珍玩，多得几乎数不清。
单超早死，四侯专横，民间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如果顺从他们，可以青云直上，光宠三族；违背他们，则会遭致“参夷五宗”之祸。这样一来，民间愤怒地咒骂道：一将军死，五将军出。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朝政一片昏暗，整个东汉王朝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桓帝延熹八年（165），另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永康元年（167），桓帝去世，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官僚陈蕃等密谋，图谋驱逐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同意。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发动政变，幽太后于南宫，杀死窦武、陈蕃等，独霸朝政。其后二年，曹节去世，而宦官赵忠、张让等十二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被称为“十常侍”。
当时的宦官之所以如此，与灵帝的不作为有关。灵帝不仅不理朝政，而且整天在后宫寻欢作乐，骄奢淫逸，是一个十分昏庸荒唐的皇帝。最荒唐的就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代帝王公开卖官捞钱的先例。当时灵帝在西园张榜公开卖官，俸禄二千石官钱二千万文，四百石者四百万文。还规定地方县一级官员，按任职地方贫富不同，根据可以面议价格，付款后方可上任。除了自己的皇帝一职不卖之外，就连三公一类的官职，灵帝也公开叫卖。有这样一个故事：廷尉崔烈，通过灵帝的傅母程夫人，用五百万文买了三个司徒职位。在举行封拜仪式时，灵帝竟然说道：真可惜啊！本来可以赚他一千万的！灵帝的私蓄有很多，多得竟然寄放到张让等宦官家中。
不仅如此，灵帝还是一个非常不羁的皇帝。据说他当上皇帝之后，在后宫穿胡服，住胡篷，睡胡床，跳胡人舞蹈。这些玩够了，又玩起了珍禽异兽。后来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了，宦官张让又建议道：臣以为天下最好玩的莫过于让年轻女子裸体追逐。灵帝听后，大声叫好，随即下诏建“裸游馆”。让数百名裸体妙龄女子在其中追逐打闹。玩至兴起，灵帝自己竟然也赤身上阵，加入行列中玩耍。一次，灵帝高兴之余，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真是滑稽至极。宦官们得到这样空前的宠遇，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东汉政治的腐败也达到了极点。
灵帝虽然年龄不大，但由于生活没有节制，终于在中平六年（189）病死，时年三十四岁。灵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皇后生的刘辩，一个是王美人生的刘协。中平六年四月，灵帝病倒，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解决皇位继承的问题。当时，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一些大臣建议灵帝立何皇后所生嫡子刘辩为帝。但是，王美人曾深受灵帝宠爱，后来由于两人争风吃醋，被何皇后毒死了。而灵帝对王美人念念不忘，便与其亲信、上将军校尉、宦官蹇硕密谋，议立只有九岁的刘协为帝。但天有不测风云，还没有来得及草拟诏书，灵帝便去世了。
灵帝死后，蹇硕生怕出现意外，于是，封锁灵帝去世的消息，决定先杀何进再立刘协。蹇硕假借灵帝的名义，下诏召何进进宫。何进接诏后便急忙进宫。当他快进后宫之时，遇到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宦官向他使眼色，像是暗示什么，他突然明白过来，慌忙退出宫来。何进回到自己府内，才知道灵帝已经驾崩，蹇硕是矫诏要他的命。这下何进大怒，立即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宣布灵帝死讯，并秉承皇后旨意，立刘辩为帝。由于宦官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众文武大臣的不满，因此对于何进的建议他们并没有异议。于是立刘辩为帝，史称少帝。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掌握大权。而刘协被封为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随之抚养刘协长大成人的董太后被害死。
刘辩继立，外戚掌握了政权，无疑是对宦官的又一次打击，且对宦官的打击并没有到此为止。何进掌握大权后，马上把蹇硕杀掉。袁绍对何进说：宦官心心相印，应乘机把他们全部杀掉以除后患。何进同意，只是何太后不允。何进没有办法，只得再次与袁绍密谋。袁绍建议召集各路猛将进京，逼太后诛杀宦官。何进同意，于是下令包括董卓在内的各路军马进京。
再说何进杀掉蹇硕之后，其他宦官终日坐立不安，生怕自己也会遭到如此下场。当他们看到何进调兵遣将，便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他们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便诈传太后旨意，宣何进入宫议事。何进此时真的大意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危机之中。结果一进宫门，便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士兵杀死。
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后，立即派兵冲入宫内尽杀宦官。宦官张让、段珪带着少帝、何太后以及陈留王刘协从小道出城逃走。谁知路上丢失传国玉玺，又遇到尚书卢植，二人自知性命难保，于是投水自杀。卢植护送少帝一干人回宫时，遇到了正带兵进城的董卓，于是董卓护送少帝进城。进城后董卓自恃兵多将广，力量强大，于是统揽了朝中大权。此时，宦官势力已经衰微，但是董卓不放心的是外戚，尽管何进已死，但朝中外戚势力依然强大。要想独揽大权，就必须废掉少帝，另立新帝才行。因此，董卓想到了何皇后害死董太后一事，以为董太后报仇为由，力逼众大臣同意废掉少帝，立刘协为帝。
董卓废少帝立刘协为帝，这实在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常规做法，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袁绍提出反对意见，说：少帝刚刚即位，并没有任何差错，你废长立幼，这违背了常理和天下人的意愿！董卓听罢大怒，拔剑威胁道：如今天下都已经在我手中了，谁敢不听我的话，难道你袁绍想试一试我的剑锋吗？而袁绍也不示弱，拔剑以对。最后，袁绍说了一句“后会有期”，便扭头走了。袁绍走后，董卓又问众人还有什么意见，尚书卢植说：陛下并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何非要把他赶下台呢？不等卢植说完，董卓拔剑就向卢植刺去，想一剑把卢植杀死，幸好被身旁的蔡邕给拦住，卢植才幸免一死。至此，再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异议。
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掉少帝，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少帝降为弘农王，何太后被逼出宫，不到几个月便含恨而死。一年后，董卓又派郎中令李儒鸩杀少帝，谥号少帝。从此，东汉王朝开始了军阀以武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混战局面。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三国时期。
党锢之祸起
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一方面使得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黑暗腐朽，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东汉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外戚与宦官把持着官吏选拔的大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进阶入仕做官的途径。这使得忠义之士满怀愤恨和不满，于是，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当时，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营垒的主体是朝廷内外的一批正直开明的官僚，另外还有一部分士人，也就是当时在太学就读的太学生以及在各郡县学学习的生徒。外戚和宦官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十分严重。如在顺帝之时，河南尹田歆按照制度应当推举六名“孝廉”。他对外甥王谌说：我已经收到贵戚大臣的许多信件，这些都是无法拒绝的，只能让你物色一名真正的人才贡献给国家。可见，在当时，这种请托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无权无势的贤才晋身无门，只好望天长叹。而在当时像王谌这样的官僚又有几多呢？还能为国家为人才着想的清官又有几个呢？所以，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人无奈地写道：“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选出的秀才没有知识，举出的孝廉不愿供养自己的父母，选出的勇猛将士却胆小如鸡。
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兄弟口含天宪，掌握朝中大权，骄奢淫逸，朋比为奸，激起了当时一些正直官僚们的不满和反对。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采取措施，打击外戚势力，罢免了亲附于外戚的州郡官吏四十多人。和帝去世之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专权，企图发动政变，最后，事泄被迫自杀。到了安帝末年，宦官、外戚之争更使得东汉朝政腐败不堪。太尉杨震等人多次上书，抗议外戚和宦官的扰乱政治，结果，杨震亦被罢官，最后愤而自杀。此后，又出现过李固上策，要求政府摒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重权，禁绝宦官子弟参与政治。还有，当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之时，侍御史张纲拒绝接受命令，把车轮埋置于洛阳都亭，并公开宣布：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弹劾梁冀兄弟。他们的行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
桓帝、灵帝时，外戚、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凶残暴虐，更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使得当时政治更加黑暗。宦官的专权，使知识分子正常的入仕途径受到严重阻隔，本来是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异常愤懑。为了清除宦官势力，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许多忧国之士怀着救国大志，以极大的热情参政议政。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朝的正直官吏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太学生们的运动。由此，两股势力便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用各种方式同宦官势力进行斗争。
在这次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清议是其采用的主要手段。所谓的清议原是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一个评论。东汉政府在选拔官吏之时，政府要依据乡闾清议，察举征辟那些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孝廉之士入仕。因此，可以从清议中看到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善于观察、评论人物的名士便受到众人的尊敬。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乡闾舆论，影响着当时的察举制度，对士大夫们的仕途有着较大的影响。郭泰就是这样一位名士，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和尊敬。还有汝南名士许劭和他的从兄许靖，也十分喜欢在一起品评人物，常常在每月的初一日对乡党人物进行品评，所以人们称之为“月旦评”。一些大官僚和门阀士族为了操纵和垄断入仕，进退人物，大肆提倡清议，对那些长于臧否的名士也十分尊重。应当说，在当时东汉政治极端腐败的状况之下，清议或多或少能起到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显示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
当时，一些在京的官吏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也积极支持太学生们的活动，因此，受到太学生们的拥戴。太学生们非常敬重他们的人品和风貌，都齐声赞叹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即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即王畅）。李膺，字元礼，著名的名士领袖，居官以不避豪强而著称。他任青州刺史时，所属郡县守令畏惧他的声威，纷纷望风弃官。而在他任度辽将军时，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竟然摄于他的声威，把在张掖等边郡劫掠的男女人口给送了回来。尤其在任司隶校尉时，他更是以执法不避豪强而著称。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他属下任县令，平素贪残暴虐，无恶不作，甚至残杀孕妇取乐。当他听说李膺官复原职，非常害怕，便逃到京城张让家中藏匿起来。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吏卒前往张让家中搜查，抓获了张朔，经审讯后处以死刑。张让又气又恨，跑到桓帝面前告状。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事情的经过。李膺回答说：我担心自己办事太迟而犯过失，却没有想到因办事快而获罪。如今我知道自己犯了罪，只是请求陛下再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到那时，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桓帝听后，无话可说，最后，只好对张让说：你的弟弟有罪，司隶又有什么过错？遂宣布李膺无罪。此后，宦官都十分惧怕李膺，他们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假日都不敢走出大门，桓帝也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宦官回答道：害怕李校尉。而另一些人却因为李膺敢于打击宦官而十分崇拜他，尤其是士大夫们，认为如果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是莫大的荣誉，并称之称为“登龙门”。
当时，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豪强张成，略懂得一些法术，他以此交结宦官，宦官把他推荐给桓帝。由此，张成便得意忘形，胡作非为。他知道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于是便指使自己的儿子随意杀人。李膺闻知后，非常气愤，不顾大赦令已下，还是依法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联络太学生和各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下桓帝发怒了，于延熹九年（166），下令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百多人被收审。太尉陈蕃力谏，并拒绝受理这一案件，指出如此做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桓帝更加生气，下令罢免了陈蕃。后来，桓帝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党人，赦归田里，但又明文规定，终身禁锢党人，将其全部罢免，不许再做官。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而受禁锢的党人分别加上三君、八及、八俊、八顾等不同的美称。范滂出狱归家，家乡父老迎接他的车辆多至数千。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由于名册上没有列入而未受牵连。景毅却主动请求免官归家。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禁，但他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说：我从前举荐过张奂，是我附和党人；当我被判刑服役之时，太学生张凤等曾为我鸣冤，是我受党人附和，我应当受到惩罚。尽管最终皇甫规等人没有受到朝廷的处罚，但却受到人们的赞赏。正因如此，也使得他们与朝廷权贵宦官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高涨，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者。
被称为八及之一的张俭，当时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东）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山阳郡防东（今山东金乡西南）人，桓帝初年任中常侍，后来，他参与了杀梁冀的行动，因功被封为高乡侯。从此以后，侯览手握大权，不可一世。据史料记载，侯览侵夺民田达一百多万顷，民宅达三百八十一所，共修建宅第达十六区。每个宅院内均有高楼池苑，珍禽异兽，楼堂亭阁鳞次栉比，俨然皇帝的禁宫。侯览的家人在乡里依仗其权势横行不法，残害百姓，深为当地百姓所痛恨。张俭揭发其罪行，下令惩治，并上书请求朝廷惩治侯览。但是上书被侯览所扣，并没有上达皇帝。从此侯览对张俭十分忌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爪牙、张俭的同乡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危害社稷江山。宦官曹节便示意有关部门把李膺等上次被禁锢的人一同牵连进去，奏请皇帝惩治党人。当时年幼无知的灵帝并不知道何谓党人，宦官曹节便告诉他说党人要夺取国家大权。这下灵帝终于明白了，这还了得，一定要重治他们。于是，灵帝下诏，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被捕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徙边，牵连者禁锢五族。张俭出逃避祸塞北，据说他在逃跑途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掩护，还有许多人出资相助。后来，官府追查下来，成百人受牵连而家破人亡；再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别人，或者一些地方官吏有意扩大化，最后，死亡、流放、罢官禁锢的共达六七百人。党锢之祸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打击面之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
党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次大的运动在中国古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规模空前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士大夫相结合的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当时那些不畏强暴、忧国忧民、充满理想的党人深为后人景仰，他们的风范为中国知识分子增添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