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病逝，接替皇帝位置的是他的儿子刘启。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景帝。在汉景帝的一生中，有著名的两件大事：一是“文景之治”，二是平定七国之乱。一个是在政治上的成就，一个是在军队上的成就，总体说来，都是景帝在治理国家中的成功。从景帝开始，大汉王朝开始从军功集团中央政权走向中央集权国家。这其中原因有众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景帝励精图治，树立皇室权威；另一方面是军功集团辉煌期走过，剩下的军功老臣与高祖刘邦距离遥远。在这一局面的促动下，景帝才有机会强化皇权，为了以后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现实基础。
文帝晚年，申屠嘉担任汉帝国丞相。申屠嘉属军功老臣，早在高祖刘邦打天下时，即从军作战，担任过队率。攻打英布时，申屠嘉已升至都尉。在军功集团中，申屠嘉的功劳不是很突出，属中等功爵。到惠帝时代，申屠嘉升任淮阳郡守，掌握地方政权。很明显，这是对高祖刘邦“白马之盟”的有力践行。
文帝上台之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恢复当年高祖刘邦订立的“白马之盟”政策，以军功老臣为中心，将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权分配下去，即以军功爵大小排名，依次按官位大小进行任用。更重要的是，当年随高祖刘邦南征北战的军功老臣们，如今年俸两千石的官员，全部封为关内侯。最终统计，符合这一标准的军功老臣多达24人，申屠嘉名列其中。到“吕氏之乱”被平定之后，文帝全面恢复了高祖刘邦的用人政策，申屠嘉以军功老臣的身份，官拜御史大夫，成为中央政府中仅次于丞相的二号人物。
之前，丞相之职一直由张苍担任。其实，张苍在军功老臣中地位并不高，排名65位。当时，想在第一代军功老臣中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已不可能，文帝只是看张苍与自己的私人关系才任用他的。可见，军功集团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已摇摇欲坠。张苍在相位上一坐就是15年。到他年迈退休时，文帝在朝中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军功老臣接替他。当时，文帝有任用外戚窦广国为相的想法，但议题一提出，即遭到军功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称这是在破坏高祖刘邦的“白马之盟”，必将给国家带来祸患。慑于这一点，文帝最后勉强选择了申屠嘉。
事实上，申屠嘉并是适合丞相之职，他的政治上并无什么大成就。就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申屠嘉不懂权变，学问粗疏，业务能力很一般，为人处事显得并不合理。根据文帝的想法，让申屠嘉任丞相，象征意义更强，他可以代表军功集团，说明他们依然掌握政府权力，并保持先帝“白马之盟”的政策不变。早年已有“萧规曹随”的传统。因此，申屠嘉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并不需要太大的政治成就。文帝年间，申屠嘉任职5年，并无什么大政绩，但也没有任何纰漏。
公元前157年，文帝病逝，紧接着景帝刘启继位，申屠嘉继续任丞相。当时，汉王朝已建国50年，国中军功老臣大部分死去，想寻找一位老资格军功大臣担任丞相越来越难。景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虽然先帝文帝很优秀，但景帝在他的光辉下并不显得逊色，父子两人像两个太阳一样照耀在中华大地上。此时，申屠嘉继续做军功集团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自然多了几分难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申屠嘉的威望开始受到挑战，命运因此发生转变。
当年，贾谊做过文帝的老师。上台之后，文帝一度对贾谊钟爱有加，其他大臣的言论他都听不进去，造成朝中大臣不满，经过反复磨合、较量，文帝才开始正视朝政，但贾谊的一些政治主张还是得到文帝的坚定实施。今天，景帝即位，他认为他的老师晁错是天下独有的治国大才，尤其欣赏他的辩才。因此，申屠嘉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众所周知，晁错最著名的政治主张就是“削藩”。当年，晁错看到诸侯王们有异动的倾向，朝廷也很慌乱。他建议景帝削藩，其上奏的奏折上这样说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削不削藩诸侯王都会造反，还不如早早削藩，这样祸患反而更小；反之，祸患更大。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快刀斩乱麻，一次性将痛苦解决。
景帝对晁错的这一主张表示赞同。这是众人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景帝一向是老师晁错的拥趸，言听计从，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将晁错从八百的“中大夫”提升到两千石的“内史”。可见，景帝对老师的崇拜，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现，在政治上，景帝努力实施晁错的政治主张，让申屠嘉等军功老臣很不自在。
每次上朝，晁错都会占在群臣中间，大声发表意见。更可怕的是，遇到重大决策问题，他会走到景帝面前，轻声细语，神秘兮兮，不让任何人知道。说完之后，他退回原位，景帝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晁错自然得意异常，人人都知道，这些完全是晁错的意思。朝中大臣每天见到这种状况，极为厌烦，但并不敢干涉。朝廷长期处于这种晁错左右朝政的局面。
首先在内心产生强烈反感的当数申屠嘉。在朝廷内，一切政策实施建议都应该由丞相提出。今天晁错一手左右朝廷，讲军功集团代表、丞相申屠嘉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野蛮做法，群臣当然接受不了。在申屠嘉的一生中，很讲究礼仪，常常教育先帝文帝，一切行为都要识大体，不能乱了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景帝时代，他依然坚持这一做事原则。早年，文帝宠爱一个弄臣邓通。申屠嘉每次觐见皇帝，都会看到邓通坐在皇室里。这让申屠嘉很不高兴，认为失了规矩。他当面向文帝指出：喜欢一个臣子可以赏赐他，让他获得荣华富贵，但不能坏了朝廷的礼制。文帝不予理睬，不屑地道：“没关系，没关系！小事一桩，不必大惊小怪。”申屠嘉的谏言被放到一旁。见此情景，申屠嘉不动声色地回到丞相府，亲自发出“丞相令”，要求邓通进府叙事。邓通急忙恐怕，急忙向文帝诉苦，文帝不以为然地道：“不用怕，你前脚踏进丞相府，我后脚就把我叫回来。”邓通听了这话，就壮着单子走进丞相府。结果，邓通在丞相府磕头磕到头破血流，回到文帝身边道：“丞相几杀臣”。
邓通事件让人看到，国家礼制是需要朝廷给宫廷做监督的，发现不合理之处，即可干预解决。文帝考虑到朝廷的威严和高祖刘邦立下的“白马之盟”，并不敢得罪申屠嘉，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现在晁错又在新皇帝面前卖弄，获得专宠，让朝廷的“公务流程”被彻底打破。景帝与晁错唱“二人转”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否则国家将无体统。但申屠嘉感到自己力量有限，一时无法摇动晁错的地位。晁错本人也并不是什么政治奇才，不过是口才一流，蒙蔽了景帝。当他从中大夫升任为内史之后，并不懂得官员们的韬光养晦策略，反而飞扬跋扈，在朝廷造成极坏的影响。
本来，内史府正门朝东开，晁错认为入宫觐见很不方便，打算在南面开一道门。实地考察发现，要在南面开门可以，但必须将太上皇庙的围墙打穿。显然，这是大不敬的行为，一般官员是想也不敢想敢的，但晁错自认为受皇帝信任，不顾伦理道德，将太上皇庙围墙打穿，开了一道南门。朝臣得知这一消息，认为弹劾晁错的机会来了，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丞相申屠嘉。申屠嘉精神振奋起来，提笔疾书，上奏晁错的大逆不道之罪，“其罪当诛”。但事机不密，还没等申屠嘉上奏皇上，就又将情报汇报给了晁错。晁错先登一步，面见景帝，苦苦哀求，终于获得皇帝的同情，决定挽救老师。
第二天，申屠嘉在朝廷上上奏，景帝抢先开口道：“此事我已知晓，晁错拆掉的是太上皇庙的外墙，不是内墙。没什么要紧的，再者，这次拆墙是我允许的，大家就不要再追究了。”申屠嘉听到这一席话，心中马上透凉，下朝之后，他长叹一声，自觉深受其辱。回家后一病不起，最终吐血而亡。
申屠嘉是军功集团的代表，也是群臣的模范。他的死是一种失败，是军功集团对晁错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在司马迁的笔下，申屠嘉被称为“为人廉直”之臣。他的死去，标志着军功集团势力的末路，汉朝将走向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