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民营工业实业家中，人们常常提起“南张北周”。“南张”，指江苏南通的张謇；“北周”，是祖籍安徽但基业都在北方的天津周学熙。在我国早期民族资本家中，这是两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是农历甲午年，这年春天来得特别迟，阳春三月的一场暗霜，使什刹海结上薄薄冰层，颐和园条条垂杨秃枝在寒风中觳觫颤抖，北京街头，行人稀少，一个个在漠北刮来的风沙中缩颈袖手。这时，年逾不惑的张謇，高中甲午一甲一名进士，循例授翰林院修撰，成为全国惊羡的新科状元。
“蟾宫折桂”，本是旧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凭这一张仕途“绿卡”，从此就告别“篱笆、女人和狗”，走进了另一个追逐权势名利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然而，此时此刻的张謇却丝毫没有春风得意之感，50年国势的江河日下，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对30多年来洋务运动徒劳少功的失望，中日黄海之战清朝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像一块又一块巨石，压在每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心头。这末世状元，究竟又能价值几何？
这位博览群书、通达世情，出身于南通州（今南通）农家的张季直先生，16岁中秀才；23岁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任文书；27岁随军移驻山东登州，结识袁世凯；29岁时因朝鲜发生兵变，他随庆军赴朝，回国后为军机大臣翁同騄赏识；32岁中举人，先后任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掌教。他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的25年中，经历各级考试20余次，光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达120天。旧时考试要经过重重关卡，如有考场作弊或弄虚作假，被取消考试资格不说，还要坐刑部大牢。所以有人说，考者，烤也！不像今天有些人“考”文凭、“考”职称，可以由秘书代劳，如果忆苦思甜，比起当年“幸福”多了！
41岁的张謇中状元的第二年，作为“甲午之战”的战败国，清廷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出于对国家权利丧失的愤慨，张謇毅然弃官返乡兴办实业。“状元下海”，既时髦，又“傻帽儿”，丢掉花团锦簇的仕途前程，投身于吉凶难测的实业经营，这不仅当时的人们不敢苟同，即使在今天，有些人也很难理解。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说出了他的办厂宗旨：
通（州）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这段话说得透彻而形象，仿佛是和日商“对着干”！意思是，我们的原料资助人家，人家用我们的原料生产成产品再来卖给我们，这无异是先将自己的血喂肥老虎，然后再赤着膊让老虎来吃身上的肉，白银外溢，百姓贫困，今后国家靠什么？！
今人恐怕很难理解当时张謇的这种精神境界。状元办厂，并不顺利。张謇先是“官招商办”，但沪商不干，通州海门商人财力薄弱，“官招商办”中途夭折；接着又“官商合办”，正巧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湖北订购的4万多枚纱锭，搁置上海3年之久，经协商，把这批“官机”折价50万两入股，另招商股50万两，但一般商人极力反对官办，“官商合办”也告搁浅；最后改为“绅领商办”，将折价50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张謇、盛宣怀代表“绅方”，另行筹股25万两，纱厂规模缩小一半。这样，官方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只不过到期领取定额的“官利”而已，这才勉强使工厂开工。
这不能单纯责怪商人重利轻义。做生意本来就是将本求利以赚钱为目的，而洋务运动后期的“官商合办”，早就使商界避之惟恐不及，还是“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为妙。即使如此，“绅领商办”的大生纱厂，还是留下一条又粗又长的“官”的尾巴，正是这个“官利”，成为后来紧紧捆绑住企业的钢绳铁索。
大生纱厂办厂初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个极其短暂的发展空隙，1907年，张謇又在崇明久隆镇（今江苏启东）创办了大生二厂。欧战期间，棉纱进口数量大大减少，棉贱纱贵，从1912年到1921年，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系统，财源滚滚而来。
到1921年，大生一厂资本增至250万两，历年纯利总额增加到1160万两；大生二厂资本119万两，纯利累计500万两。他于1914年在海门常乐镇创建大生三厂。到1924年，大生一厂、二厂、三厂和八厂四家纱厂的资本总额已达770万两，拥有纱锭15万枚、布机1500余台。
围绕纺织事业为轴心，他创办了一系列企业：广生油厂利用纱厂棉籽榨棉籽油；大隆皂厂再用油厂“下脚”加工肥皂、洋烛；利用纱厂剩余劳动力创办大兴面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为配套修理纺织机器和承接外来订货办了资生铁厂；为解决棉花纱布运输又创办了大达轮船公司和船闸公司……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在市场拼搏商海苦斗中，这位昔日考场夺魁的状元公，终于成为近代颇负盛名的第一代民族工业实业家。
张謇有句名言：“教育为父，实业为母。”他将实业盈利用来大举办学，他雄心勃勃地在通海地区推广普及小学教育，并先后创办南通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还资助创立上海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他播种文明，把爱和知识留给子孙后代。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大生纱厂原料需求的增长，急迫需扩大棉花生产基地，张謇于1900年风尘仆仆，跋涉黄海沿海滩涂，勘测地界，起草章程，筹集资金，准备将通海一带无地少地的棉农，迁移到海边垦荒植棉。滩涂，是海边寸草不生的荒滩，看来是无主荒地，但一旦围垦，块块荒滩均有“主人”，而且产权关系极为复杂。他整整花了8年时间才算把这些滩涂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并投资清理河道，筑建海堤，设造船闸，开辟道路，到1905年夏天，总算筑成7条干堤和配套渠道，开垦滩涂7千余亩。垦荒移民住的是芦苇窝棚，俗称“滚地龙”，“数人一屋，湫溢嚣杂，寒暑皆苦”。
不料这年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浪高丈余，冲毁海堤，刮塌窝棚，牧场羊群尽散。张謇只得求助于两江总督刘坤一，从江宁藩库筹借款项购买棉衣、粮食，到垦区“以工代赈”，3千多名通海垦荒移民，经过两年苦斗，修复干堤，1300余户承佃垦荒。垦牧公司实行租佃制，所收地租用于河、堤、闸、路的基础设施工程。他们改造盐碱地，推广新棉种，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得优等奖牌。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垦区不断延伸，从南面长江口的吕四港起，一直到北边海州的陈家港，滨连黄海沿线200多公里，包括通海盐阜10多个县，土地面积455万亩，已植棉面积70多万亩，先后投资总额2119万元，使苏中、苏北沿海都成了著名的产棉区。
我于1953年曾访问过张謇垦荒故地。从射阳县的陈洋镇骑自行车2个多小时来到海边垦区，无涯棉田点缀着零星村落，当时，20多里外的本地农家还住着“顶头草屋”，但是这里都是瓦盖砖房，小小院落，鸡鸭成群，生活习惯迥异于当地农户，例如，成年男子上身穿棉袄，下身围着一条长长的“作裙”；牙牙学语的小娃都说南通话，青年男女婚嫁也都是在移民的圈子里，连小学老师都是南通、海门一带的人。屋内干净整齐，很多人家有“浴锅”。显然，他们的收入高于本地种粮农民。当地人称他们为“蛮子”，异口同声地说：“蛮子会做，干起活来不要命！”
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是当年跟他爸来海边垦荒的。他很动感情地告诉我：“张状元一生干大事，可他自己总是布袍布鞋，全家每天‘两稀一干’，中午桌上只有一荤一素，他又图个啥！”他的话使我仿佛看到一幅幅模糊的画面：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顶着烈日的烤炙，坐在手推独轮车上长途颠簸，每到一处，四边观测，跨步量地，要随从们钉下木桩，自己再拿出毛笔墨盒一笔笔地记下……
秋风萧瑟，大雨滂沱，船队逆流而上，船上的老人心急如焚，他催促船队日夜兼程，为了早一点把棉衣、粮食送到饥寒交迫的垦荒移民手里……
黄海的风像刀子般地卷起阵阵盐砂，老人的须眉凝染上浓浓的白霜。他一下船就大步跑向海堤，检查驳岸石方，察看河道出海口，然后和一起来的水利专家摊开图纸，商量下一步工程……
近代“下海”经商的官员可谓多矣，其中一些人是为了满足一己物欲，让自己能当上“终生大款”，子孙成为“世袭衙内”，君子之泽“五世”不斩，他们往往通过最简捷的途径，攫取最大量的财富，在“道貌岸然”后面积淀着贪婪和诡诈。而张謇干的却是真正的事业，他怀着满腔孤愤致力于列强凌辱下的脱贫济困，以经营手段营造一方乐土，向往着所谓“自治”的“乌托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做到鞠躬尽瘁。两相比较，使智者扼腕，后人长叹！
张謇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欧战以后，列强卷土重来，江浙一带是军阀连年混战的战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不胜应付。例如，当时洋货进口只要纳进口税五分、子口税两分半，就可到处通行无阻；但国货却需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逼得不少商民只好出三分至四分酬金给日本商人，“买洋票”，“挂洋旗”，中国商人在自己国土上做生意，却要借助洋人的庇护，可悲，可叹！
晚年的张謇“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他沉痛地写道：“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是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被列强蚕食的弱国，哪里能找到太平苟全的“一隅之地”？这一番话道出了张謇的痛苦和辛酸！
1921年后，大生资本集团转盈为亏，走向衰落。从内部原因剖析，“得利全分”是一个致命伤。就说“官利”，不管盈亏，一文不能少。大生尚未开工，就已付出9.14万两“官利”，开工后两年亏损，“官利”照付，又是12.38万两银子。如到期不付，就利加利，利滚利，这笔“阎王债”，成为套在“大生”脖子上的绞索。至于“股息”，数字更惊人。大生一厂在20年中共分掉股息439万两银子。
张謇也清楚：“泰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营业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无所谓官利，即无所谓余利。”但中国就不行，中国股东习惯于像收地租、高利贷那样的“旱涝保收”，不顾企业死活，只管定期拿利息，一时无法淡化多年形成的封建盘剥印记。十之八九的股东竟不知厂在哪里，厂房是什么样子。
对“大生”的衰落，张謇曾归纳为：“一由于事大本小；一由于运筹失策……而时际花贵纱贱，动受束缚，亦一大原因也。”摊子铺得太大，“得利全分”，就无法积累资金，只是靠几家纱厂的微利来填补其他企业的巨额亏损，债越欠越多，还贷能力越来越小，到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就高达906.9万两，相当于资本总额的258%。这年7月，由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等银行、钱庄组成债务人团，全部接办大生各厂。
在张謇最后的人生行程中，他以自责自励的心情说道：我在南通办实业、办教育，只是粗具规模。如果说是稳固、完备或发展，距离还很大。我办的实业没有达到百姓尽能谋生而不愁吃饭，我办的学校没有做到十之七八的儿童都能就学，十之五六的学生能够自立。然而，我已力不从心，智能日绌，不知何时能达到这个目的？1926年8月24日，这位为发展近代实业、教育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他的殓服内衣是用南通大布制作的，保持民间本色；出葬的12月5日那天，寒霜凝素，沉云低垂，送葬行列多达万人，柩车过处，两侧百姓挥泪送别。墓前无铭无志，只在一块横石上题曰：
南通张季直先生之墓阙
没有官衔，没有职称，没有虚文浮词，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而明确，表达他真正来自民间。
比张謇稍晚一些时间的周学熙，虽然和张謇经历不同，但同样具有“实业救国”的抱负，他们殊途同归。周学熙是民国初期北方实业界的著名代表人物。
周学熙是安徽东至人，出身于显赫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是李鸿章的重要助手，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为晚清重臣。周学熙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于1898年报捐候补道，以后担任过津河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民国年间，在北洋政府中两次出任财政总长。
周学熙官运亨通，当然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但在当时官场，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能员干吏。1902年，庚子兵变以后，他以候补道身份出任银元局总办，奉命办厂铸币。他利用旧庙安置机器，聘请广东技术人员，只花了70天就开工投产，第一次用铜元代替制钱，银元代替银两，大为袁世凯赏识。八国联军入侵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盗卖开平矿权，连同唐山细棉土（cement，水泥）厂产业也抵押给英商。周学熙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他拒绝在条约上签字。1906年，他参与收回开平矿权的交涉，经据理力争，终于收回细棉土厂，成立了启新洋灰公司，但开平矿权未能收回。
周学熙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多年，他增募股本、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刻意经营，使“启新”成为我国北方的水泥生产基地；他在开平煤矿附近创办滦州煤矿，和洋商争夺煤炭市场，并为收回开平煤矿奋斗多年，但未能如愿。他曾在自家客厅里书写一副对联：
孤忠要有天知我
万事当思后视今
这短短14个字似乎囊集了千言万语，包括了为收回和发展国有产业所经历的内外掣肘、多方扯皮以及全部委屈、困顿和酸楚。
以后，他在天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在青岛设华新二厂，在唐山办华新三厂，又在河南卫辉（汲县）办华新四厂，这是作为实业家的周学熙一生中的全盛时期。周学熙兴办了多方面的实业，例如，为改善北京饮用水质，他于1908年在北京办了自来水厂；办了滦州矿地公司，建造矿区的店房、职工宿舍；在秦皇岛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还在天津创办中国实业银行，等等。
由于周学熙服官北方，始终离不开与北洋政权的依存关系，他所举办的企业实体，名曰“北洋财团”。但不管是“官督民办”，或是“官商合办”，周氏家族的资财全部投入实业之中。例如，为了与英商的开平煤矿一决雌雄，他于1906年筹办滦州矿务公司，名为“官办”，实际上朝廷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资金，周学熙将个人资财全部投入，加上家族、亲友入股和长芦盐商投资，筹集了100万两即行开办。再如他在天津创办的普育机器厂，由于军阀混战，企业开支大，成本高，亏损累累，最后他变卖田产代为还债，宣告歇业。
继承周学熙事业的，是他的次子周志俊，这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民族工业企业家。
周志俊20岁左右从事工商业，他的事业从经营青岛华新纱厂开始。这家纱厂从1920年开工，这时欧战结束，青岛主权为日本人所控制，日商在青岛开办了内外、大康、隆兴、富士等8家棉纺厂，对华新纱厂形成包围圈。它们压价倾销，以高薪“挖”走华新的熟练技工，周氏的华新纱厂亏损严重，岌岌可危。日商们以为兼并华新指日可待，洋洋得意，不断发出“收买华新”的叫嚣。
风雨如磐，危机四伏。周志俊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工厂常务董事主持厂务。这位年轻的厂长，“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没有被日商们“泰山压顶”之势所吓倒，在艰苦支撑的20年中，从极度艰难的困境中寻找克敌制胜之途，凭着一股“巧”劲，“四两拨千斤”，展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实业家们初登历史舞台时的那种无所畏惧、力图进取的锐气。
——当时青岛日商纱厂多采用美棉、印度棉，而华商习惯使用当地棉花，但价高质低。周志俊改变了过去委托花行收购棉花的老办法，到各产棉区设庄自收自运，减少中介环节以降低成本；他每年拨出万元建设“优质原料基地”，在青岛设植棉总场，在高密、安丘设分场，在产地设轧花厂，减少运输费用；他帮助农民成立生产合作社，推广优良棉种，两年就大显成效。
——当时日商资本雄厚，为方便大批量倾销，所纺纱支很少变化。而周志俊则利用华新规模小、运转快的特点，以多种多样的新品种投入竞销。他根据市场需要，侧重生产32支纱，同时也生产42支、60支乃至80支细纱，质地优良，曾于1933年9月代表我国棉纺业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出。为适应农村副业织土布、织带、织花边需要，“华新”还生产合股线，此类产品批量小但利润厚，日商不愿生产，市场为“华新”独占。
——当时青岛日商产品通过“东棉”、“日信”等洋行转销。周志俊则撇开中介商，由厂方直接和用户见面。例如当时的32支纱销售以广帮为主，他就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直接运销广州；而平布、色布主要销西北，他在西安又开庄销售，缩短距离，加速运转，节省时间，减少费用，特别是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有助于开发新品种。
“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就这样，周志俊和他的华新纱厂突破了日商的团团围困，在我国北方纺织业独树一帜。时隔半个多世纪，周志俊当年的运行机制和营销策略，在东南沿海我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家身上再现。然而，他们比周志俊们幸运多了，因为他们所处的外部条件已今非昔比，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周志俊那一代实业家的名字，但创业者的心却始终是一脉相通。然而，也有一些办厂者只相信登登广告、拉拉关系、塞塞红包、送送回扣，以为企业不需要“真价实货”的东西，就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两相比较，就资质而言，前者是专家，后者只不过是“掮客”；从才干看，前者是俊才，后者却是貌似聪明的庸人！
周志俊的经营管理也是一流的。他抓产品质量，不是官样文章泛泛而谈，而是描龙绣凤精雕细琢，他买回日商各纱厂的棉纱，从“试纱室”到每一个操作工，对照比较。由于当时农村织布浆纱用的是土法，所以“华新”销往农村的棉纱，质量要求与机器织布不同，他特地在厂里设人工织布机和浆纱槽，成立试验室，以更加适合农村机织土布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不断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如增添自动布机、新式电机、改装大牵引力精纺机等，提高工效，减少人员；同时创办漂染厂、印花厂等。以安排生产效率提高后节余的劳动力。
当时一般工厂管理，采取机匠、工头管理制，工人受工头控制；以后又改为工务长与工程师并行制，生产与技术分家；而周志俊采取总工程师管理制，总工程师兼工务长，车间管理人员大部分换为棉业传授所的毕业生，增设考工科，加强技术管理，不折不扣实行“技术挂帅”。更使人感兴趣的，是周志俊在华新纱厂试行比较原始的劳动保险制度，他建立的储蓄慰劳金制度，按职工工资10%由厂方提供作为慰劳金，再从职工工资中提出5%作为储蓄金，若干年后由职工领取作为养老金。“华新”还成立矜恤部，由厂方拨存资金解决职工疾病或死亡的困难补助。此外，周志俊建职工宿舍大楼、职工俱乐部，办职工补习学校。
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当时的“新潮”，并为后代个体业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表明：企业管理，不是“管、卡、压”，而是形成凝聚力量的添加剂。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纺织业中管理方面的佼佼者，就是青岛华新纱厂和无锡的庆丰纱厂。
不可否认，青岛华新纱厂在日商围攻中，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不断更新、扩充和发展，是由于得到周氏集团在天津的华新银行的支持，后来的天津久安信托公司，也成了华新纱厂的后盾。产业资本只有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才能如虎添翼，市场拼搏无后顾之忧。
经过周学熙、周志俊两代经营，青岛华新纱厂纱锭从2万增至4.4万枚、线锭8000枚，拥有500台布机和全套染整、印花设备。周氏父子历来实行“多积累，少分配”、“以丰补歉”，年平均股息仅6厘左右，这是他们比张謇高明之处。所以工厂的固定资产不断增值，1919年“华新”股本为120万元，后增至270万元，到了1937年，股额不变，但固定资产总值已超过500万元。
附带说一说，当时统计数字的申报与今日不同，如今申报数字越高，越能引起上级重视，越会增加自身的社会知名度。但昔日以生产经营为本的“正宗”工业资本家，公布数字惟恐“过头”、“露富”，往往都要“缩”掉一段，留有余地，因为当时“吹牛”确实要“完税”，而且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报销”。
周志俊于1933年访问了西欧、北美10多个国家，历时8个月，订购了大宗织布机械和印染设备。在此行中，他撰写了三本著作：一曰《瀛寰小记》，记述各国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
二曰《杼轴漫谈》，专述各国纺机工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三曰《芝博琐言》，介绍芝加哥“世界百年进步博览会”展出的各国技术成就。他在归国途中曾赋诗一首：
吾道不行浮海去，一年作客感秋来。
长风万里吹华发，驿路千程老异材。
故国经猷空自许，邮亭身世漫相催。
箧中留得兴齐策，击楫高歌亦快哉！
这是一首企业家的诗，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他从与世界的巨大差距中，发出“秋风华发”、“驿路千程”的感慨，但也透露出他“击楫高歌”、复兴经济的雄心。如果放到今天，媒介会将他捧为“儒商”。其实，诗言志，也并非一定要加个“儒”的帽子，儒，决不高人一等。
周志俊于1928年曾与美商合办美商中华平安公司，经营天津和北戴河的房地产，兼营保险业和旅馆业。抗战爆发，内移的青岛华新纱厂，迁至上海就江运不通，他改为在上海租界开办信和纱厂，筹资兴办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投资上海毛绒厂，不久又将久安信托公司上海分公司扩大为久安银行，开始形成久安资本集团。
漫天烽火，中国已经找不到一块能使企业家一展身手的“净土”。1940年，久安集团与永安纱厂等企业在香港组建安华贸易公司，开展广州——韶关——仰光——昆明的运输业务，还在重庆成立茂华银行。但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仰光相继沦陷，安华公司资产损失殆尽，与后方联系中断。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久安集团经营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信和纱厂和上海毛绒厂被敌人军管。为安置一部分职工，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先后在江阴、常熟、川沙等地办起小型纱厂和工业社。
抗战胜利后，久安集团陆续办了新安电机厂、新成电表厂和新业制酸厂。但内战不断扩大，百业日趋凋落，周志俊的“三新”企业一开张就陷入绝境。久安集团原属企业的复工困难重重，他花了34亿元法币赎回的青岛华新纱厂，机器设备原棉材料早被调运一空，虽经招股增资，但杯水车薪，加之“纱跌棉涨”，原棉缺乏，纱布滞销，开工后连连亏损，债台高筑。几番风狂雨骤，久安集团终于未能“久安”。
在周氏家族中，另外一位实业界代表人物是周叔。他生于江苏扬州，名周暹，字叔，祖父周馥，周学熙是他四叔，跟周志俊为堂兄弟。他父亲周学海，1892年进士，精于医学。
周叔青年时代到天津，参加了周学熙开办的棉业传习所纺织训练班学习半年。1918年，他随四叔筹建青岛华新纱厂，从美国怀汀厂购进纱锭，他参与了签订合同、开箱验收和安装投产全过程。工厂开工后，他任常务董事，从事生产管理，1925年出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1928年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他于1945年底出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
他和堂弟周志俊一样，有坚实的古文功底，以后靠自学成材。他精通英、德两国语言文字，阅读了大量英文纺织书籍，通晓英国纺织工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鉴定棉花品质，他只要用手一摸，对其水分、韧性、拉力就完全心中有数。周叔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唐山华新纱厂。这是一个原来只生产棉纱的旧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他到任后，相继废除了落后的艺徒制和童工制，改进管理，更新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在外国资本如洪水猛兽似的涌来、华北纺织品市场已成为日商一统天下的困境中，周叔惨淡经营，在10年中，依靠工厂自身积累，先后办起了织布、染整厂，将单一的纱厂发展成为纺、织、染工序齐全的纺织厂。
得到同行业中众口称赞的，是他的用人之道。周叔每到一处，都不带私人，但团结了多数职工。如在唐山华新纱厂，他倚重副经理劳笃文对外联络，工务则依靠技术人员袁敬庄、洪挹之。他主张“用人求贤”、“任人惟新”，很少条条框框；但又认为“不用私人不等于不用熟人”，因为不熟不能对其有较深的了解。所谓“私人”，是指那些没有能力、单凭关系硬安插进去“滥竽充数”的人员，从而提出了“求贤不避嫌”。
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中国，周叔的“用人之道”颇有新意。“新官”上任，不带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一个七品县官上任，至少也得带一名刑名、一名钱谷和一个跟班；若是“肥缺”，则更有成群的宗亲外戚、“总角之交”、“刎颈故知”跟进，“杨柳水，大家洒”，很有点“利益均沾”的意思。这盘根错节的“人情网”，是千年“国粹”，要摆脱这些，确实很不容易。
记得前几年游×省名山××寺，发现庙中僧人均操苏北××县口音，仔细一问，才知道庙中方丈就是××县人氏，一庙比丘均系同乡。四大皆空的佛门禅林尚且如此，何况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而周叔孤身一个出任新职，在当时“经理一人说了算”的企业里，可谓罕事。这需要气度雅量，更需要敦厚坦诚，所谓“胸中容纳得下五湖四海”，说说容易，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历史上能有几人？
启新洋灰公司是华北建办较早的民族工业，抗战时曾一度成为侵华日军的军用工厂，战后接管，关系复杂，阻力重重，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加上内战炮火正酣，无法正常生产，作为总经理的周叔，纵然有雄心万丈，纵然有妙计千条，但也无能为力。在失望和徘徊中他深感：“没有和平，就没有工业。”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任天津市副市长达十六年之久。1982年临终前，他写下遗嘱：
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亡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
周氏家族从周学熙的北洋财团，到周志俊的久安集团，到战后各企业的全面滑坡，有过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有过从夹缝里求生存的拼搏和苦斗；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徘徊県徨，最后悟出了一条道理：“没有和平，就没有工业。”周叔的遗言，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一种大彻大悟。
“南张北周”都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行程。这是事物发展必然，正如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所说：“人从娘体中生下来，就断定要死的，哪怕活上一百岁。但不能因为总有一天会死，就不活下去。”是的，只要能多少为百姓、为多难的祖国做一点事情，也就不负此生了。张謇如此，周氏家族也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道路各异，但殊途同归，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