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四川的民营机器厂，在抗战中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些厂内迁之初都生产兵工器材，从1939年起，重心转到了制造工业设备。这是因为，战前中国各工厂的动力机械都靠进口，一打仗输入就困难，而工厂内迁设备损失惨重，无法很快复工，急需内迁的机器厂制造工作母机以救燃眉之急。
例如，为解决后方用煤量骤增，发展煤炭生产，由大鑫钢铁厂和周恒顺机器厂两厂负责设计，上海、新民等机器厂生产，制造300匹马力至600匹马力的蒸汽机；新中、中华、上海、大公等机器厂生产100匹马力的柴油机；由周恒顺机器厂和中国煤气机厂生产煤气机。此外，有些机器厂生产碾米机、磨粉机、轧花机、针织机、布机等；有些厂生产低压锅炉、起重机、水泵、空气压缩机、印刷机等等。还有，化工常用的酿造、蒸馏、提炼设备；矿业急需的卷扬机、挖矿机、洗煤机、碎石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创建后方工业体系作出贡献，也得到政府工矿调整处的贷款支持。
但是，“需要你时是个宝，不要你时是根草”，当后方工业粗定，工厂生产正常，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就完了。贷款一年比一年少，税收一年比一年重，偏缩于西南一隅的市场，毕竟不同于昔日的上海和沿海地区，它们开始走下坡路。
不仅机械行业如此，内迁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据1941年统计，后方各省共有民营工厂3102家，但能够得到贷款的，只有112家，均是资本额在20万元以上的大厂。到1943年春天，那些原先还能得到贷款的大厂，也宣告贷款中止，开始陷入困境。
为什么？就像下围棋一样，当局就是要把这些民营工厂逼入“死角”，然后，或取而代之，或分而食之，中国的官儿们对付洋商，他们是侏儒，而在同胞们面前，他们却是“巨人”，那一套手段对待民族工业是绰绰有余的。
他们不遗余力地“喂饱”官办企业，在官僚企业中，“吃贷款，用贷款，嫖女人也要靠贷款”。就以1942年的桂林工业为例：
当时桂林有大小工厂112家，其中民营工厂88家，官办企业只有24家。在88家民营工厂中，只有5家内迁厂共得贷款62万元，周息高达1分4厘（包括保险、银行驻厂稽核员薪水、开支）。
但官办工厂却家家得到巨额贷款和透支。如广西面粉厂一次得到贷款100万元，广西纺织机械厂活期透支规定可达100万元，广西水泥厂一个小厂也得到40万元贷款，可说是“杨柳水大家洒”，周息只有7厘。广西电水厂向广西银行透支的140万元，周息也只有8厘。
据说，官办企业的利润全部归国家，可惜，这些企业偏偏都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没有一个办得像一个企业，内部黑幕重重，银行贷款用来吃光花光分光，从来是有借无还，简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内迁工厂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拜会权要，大声呼吁，但没人理睬。1943年春，听说政府有一笔专款帮助民营工厂，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就去拜访财政部长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商量借款。在当时后方，这位孔夫人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口碑不佳。按中国习俗，“妻以夫贵”，走“夫人路线”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山西大同），就是用了谋臣陈平之计，通过冒顿的夫人阏氏说服了冒顿，刘邦才得以脱围。但在民间，对这种做法却不以为然，谚语说“公鸡不啼母鸡啼”，一向被喻为反常现象。
爱国企业家胡厥文，是忠厚长者，为了内迁的机械行业的生存，他不得不收起傲气奔走权门，企图以内迁企业的困境，说服这位能够驾驭当财政部长的丈夫的贵妇人，从而“网开一面”，事情本身就蕴含着辛酸和苦涩。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咏河市歌者》一诗中所写：
岂是从容唱《渭城》？中当有不平鸣。
可怜日晏忍饥面，强作春深求友声。
然而，宋蔼龄并不是当年的冒顿单于的阏氏，她在豪华的官邸里，接见了胡厥文，开宗明义地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内迁的工厂办得怎么样？”语气公事公办，比官还要“官”。
胡厥文答道：“还用问吗？要是支持得住，也不会找到政府头上来了。”他仗着和宋家是老熟人，道明来意，接着还想说说当前的困境和脱困的打算，但是宋蔼龄一句话就“封了门”，她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钱，怎能借给那些支持不住的工厂呢？”意思是“免开尊口”，简直是冷若冰霜。
1945年8月，迁川工厂的100余位厂长、经理冒雨前往重庆曾家岩行政院请愿，向宋子文请求救援。这些原来都是上海和沿海省市工商界中的头面人物，从中午一直站到黄昏，结果一个人都不接见，许多老板气得老泪纵横。
抗战胜利了，很多内迁工厂连回迁的路费都没有，不少工厂等了一两年之久，最后只得将设备、机器以废铜烂铁的低价卖给政府。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信件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民营工厂机器原属简陋，自出卖机器后愈感不足，因之生产顿减，成本增高，数年来所受此种损失无从估计，而甫萌芽之工业又被摧残净尽矣。各厂在抗战期间内为政府出力颇多，抗战胜利反不得安心工作，受此意外损失，揆之情理，不得为平。（档案，现存上海市工商联）
显然，这封信的措词斟字酌句，十分委婉，生怕得罪政府，招致飞来横祸。但实际情况，却正如《民国经济史》中所说：“最为惋惜者即沿海内迁之工厂，其中60%全部停闭。八年来辛勤培植之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
“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不少企业主，内迁时是一呼百诺的“大老板”，归来时却成了不名分文的穷光蛋，他们不能像伤兵们那样沿街叫嚷“老子抗战八年……”只得悄悄地挤进失业者的行列……
对民族工业的摧残，官僚们的“软刀子”，大大狠过日本侵略者的铁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