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毁厂破家到殒身流血，在侵略者铁蹄下苟延残喘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备受迫害。
当时的“国联”，也侈谈“人权”，但在侵略者的炮口下，人权却“休假”，这说明在这些“上等人”中说的和做的多么不一致。正如有些后世日本政客，口头上承认侵略有罪，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地粉饰、缩小其侵略罪行，直到最后赖账翻案……其实，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不说普通小民，就是在企业家中倾家荡产饱受迫害的又何止万千。
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经理都锦生，毕业于浙江工专，毕业后留校工作。他酷爱自然山水，有着画家的气质，从小牧羊山间，以后常常垂钓湖畔，月下泛舟，江南的湖光山色，深深诱发了他想将“西湖小景”绘画般地织入丝绸，他开始在业余时间设计意匠图，湖水的波光，天空的云彩，变幻的山色，在他的意匠图的方格里，出神入化地表达出层次、远近，阴面和阳面。他动手织出了近代中国第一幅5英寸×7英寸的“九溪十八涧”丝织风景图。
淙淙流水，弯弯小道，朵朵白云，簇簇花树，在严格缜密的经纬中，他织出了美好的憧憬，织出了生活的梦幻。
在中国历史上有《千字锦》、《回文锦》，它以回味无穷的诗情画意，触发文人墨客们的神往和遐思，北宋的苏东坡曾写诗赞曰：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红手素丝千字锦，故人新曲九回肠；风吹絮雪愁萦骨，泪洒缣书恨见郎。
“right”——苏轼《题织锦图回文》
但是，用科学的方法，将大自然的旖旎风光惟妙惟肖地织入丝锦，重现秀山丽水的多姿多彩，都锦生是第一人。
1923年，都锦生辞去学校职务，在亲戚的资助下，购置简单的设备，雇用了几名职工，致力于风景画织制。1926年，他将织锦《宫妃夜游图》送往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展出，引起轰动效应，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荣获金质奖章，一时蜚声中外，产品走俏南洋和欧美，都锦生立即增添设备，招聘人才，购置厂房，扩大生产。
经过10年惨淡经营，都锦生丝织厂的门市部遍及南京、汉口、北平、广州、香港等13个大中城市。很多城市的大旅馆大饭店都将都锦生丝织风景画作为最好的装饰品。他引进法国电力设备，从黑白丝织风景发展为五彩织物，他们织制的《蜻蜓荷叶》、《群鹅图》、《金谷园》、《八仙寿字》、《猫蝶图》、《北海白塔》、《西湖风景》等，成为当时畅销海内外的高雅装饰工艺品。以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都锦生亲自动手织制孙中山肖像，这幅丝织肖像传到海外，顿时各国名人丝织肖像的订货纷至沓来，美国客商定织罗斯福总统像，泰国政府定织泰国国王像。西藏活佛班禅九世来厂参观后，当场定制了各世班禅的丝织像。
都锦生东渡日本考察，看到日本别致的遮阳伞，回国后，他访问富春江畔的竹器名匠，将钢骨改为竹骨，收拢时，伞如一竿修竹，撑开时却成了美丽的绸伞。这种阳伞价廉物美，风靡一时，并远销南洋。
都锦生丝织厂越办越红火，每年平均盈利10万元以上，这时的都锦生，已经成了富有资财的民族工业家。然而，战争粉碎了都锦生用七彩丝线编织的美梦，1931年东北沦陷，都锦生丝织厂占营业额半数的东北销路完全断绝，他不得不逐步紧缩业务；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件，都锦生在上海的闸北分厂遭难，厂毁人伤，损失惨重，被迫停业，并先后关闭了北平、香港两个门市部。
苦撑苦熬了几年，到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杭州局势日益紧张，都锦生不得不宣布停工，解散职工。12月，日军在杭州湾偷渡登陆，几天后杭州沦陷，进城日寇杀人放火抢掠，由于都锦生在杭州工商界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日本人要他出来担任伪职，他躲进天竺寺内。日军多次闯入都家，洗劫一空，他们找不到都锦生，就将他的名字列入登在报纸上的伪政府科长名单中。都锦生见报后，觉得杭城不能久留，就全家搬到上海租界中。
他利用残剩设备在上海办了个小厂，但原料来源困难，物价飞涨，丝织风景没人买，外贸出口早已中断，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都锦生一躲再躲，但事情仍落到他的头上。1939年，他的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突然起火，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所有设备全部被毁。都锦生厂在各地的门市部，也先后被日军捣毁。1941年12月，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他的小厂倒闭。
眼看自己的企业尽遭摧毁，都锦生痛苦不堪，1943年3月一天的早晨，他突然昏倒，患脑溢血病逝，那年只有45岁。
一个热爱生活、编织美好梦幻的企业家，死于企业破产走投无路。
和都锦生不同，三友实业社总经理陈万运是个实干家。在上海“八一三”战争中，三友社惨遭浩劫，陈万运前往杭州，经营三友杭厂。日寇攻下杭州，找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会长，陈拒不应命，深藏在杭州郊外翁家山和杨梅岭的山洞中，几个月不见天日，然后找机会逃回上海。
当他回到上海时，须发蓬乱，衣衫褴褛，面目黧黑，就像是个“野人”，见到的人都惊骇万分。在陈万运离开杭州后，三友杭厂就被日本军队“军管”，日方急谋复工，派人去沪向三友社提出“合作办法”，由日方投资51%，三友投资49%，实现所谓“共存共荣”，但陈万运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这件事情为上海各大报刊竞相报道，如1938年12月10日的《申报》标题是“三友实业社拒与日方合作”、“商人爱国不甘后人”。
为维持公司生计，陈万运改营国药，安排从杭州避难来沪的职工，但只勉强支撑了几年。1942年，他在门市部恢复了毛巾、被单等产品供应，职工生活赖以粗安，但经济困难仍无转机。公司债台高筑，职工众多，负担沉重，陈万运度日如年。银行频频催促还贷，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他只得将三友杭厂固定资产以630万中储券卖给上海国华工业投资公司，而当时杭厂实值约2000万元。
自从杭厂出售以后，陈万运感到30年艰苦创造的基业毁于一旦，他蛰伏在职工宿舍里，郁郁寡欢，精神失常，如痴如呆，于1944年辞去总经理职务，6年后病故。他生前生活俭朴，不留私蓄，住在职工宿舍里，死后两袖清风，连丧葬费用均由公司料理，职工为之恻然。
在民族纺织工业中，丽新布厂是一家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在几十年残酷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知识渊博、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的唐君远，自1925年起任丽新布厂厂长，于1934年集资合办以精纺为主的协新毛纺织染公司，质量一流，连年盈利。
侵略者的炮火，将世上一切美好事物摧毁无遗，“八一三”后，丽新布厂被轰炸，无锡沦陷，又遭日军占领，丽新被迫全部停产；协新毛纺厂的机器，大部分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少部分厂房。1938年春，日本占领军司令部把唐君远召去谈判，要与协新、丽新两厂“合作经营”，并威胁说：“如果敢于违抗，将炸毁工厂！”这哪里是什么“谈判”，分明下“最后通牒”！
面对侵略者的蛮横掠夺，他内心悲愤，在董事会讨论如何答复日方时，他竭力坚持“宁愿杀头，也不跟日本人合作”，得到董事会的支持，毅然拒绝了日方“合作经营”的要求。
日本军方恼羞成怒，立即采取高压手段，抓捕了唐君远，关押了半个多月，甚至关进“木笼”之中，“站笼”一星期之久，后花钱托人说情，才被放了出来。但这2个厂的设备、马达、厂房等都被日军掠夺与破坏，2年以后，日军才将损坏不堪的工厂发还，但只是四壁残颓的几幢破楼。
鸟，懂得珍惜自己的羽毛；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更应该善于珍惜做人的声誉。这些老一代的民族工业创业者，并非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他们宁愿遭受苦难，不惜牺牲一切，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
这是清末思想家黄遵宪为纪念戊戌变法中惨遭杀害的谭嗣同而写的《己亥杂诗》。他引用日本维新志士松阴，被幕府处死后，人们保存着他的头颅留给后代。用这首诗的含义，来对照抗战中民族工业所蒙受的浩劫，我想，一是不要忘记先行者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二是作为民族工商业者，除了创业、赚钱外，还有着更为宝贵的东西……
“细数”当年的伤心往事，不只是怀旧或恋旧，而是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珍惜我们应当珍惜的一切。
§§第十章 夜空星芒
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诗人赵执信，曾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萤火》：
和雨还穿户，经风忽过墙。
虽缘草成质，不借月为光。
解识幽人意，请今聊处囊。
君看落空阔，何异大星芒。
萤火虫为腐草所化，这是古人的误解。但处于囊中，夏夜照人苦读；在风雨中穿户过墙；在高远的夜空，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堪称奇观。
20世纪30年代末内迁的民族工业，饱经重创，遍体鳞伤，在纷飞战火中迁至中国西部，给川、陕、黔、滇、桂、湘诸省，给当时闭塞的西部内地，带去了近代工业文明的熠熠光彩，虽然它们微弱而分散，但艰苦创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支援反侵略战争。
大批企业入川，改变了四川民营工业的落后状态。战前四川除了有几家纺织、丝织、火柴轻工业大厂外，重工业很落后，机器工业只能修理，不能制造。而从上海迁四川的100多家工厂中，就有机器厂46家，不少都是机器行业中的大厂。据统计，1939年重庆的机器厂，已从10余家增至84家，到1940年，又增加到133家。
1942年在重庆举办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展出的产品共有49类1千多种。当时《新经济》发表署名文章说：“这些内迁工厂的生产，刺激了四川经济的繁荣。旧有生产方式的改进，开发了四川的地利和物力。我们在抗战5年中，看到四川失业人口的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各种建设的推进，市场的繁荣，虽然没有把整个四川的经济变化过来，但至少也把四川经济的发达提早了几十年。”（1942年9月《新经济》）
50多家企业内迁到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中国煤气制造厂、瑞丰汽车制造厂等企业迁到贵州；大中华橡胶厂、上海造纸厂、湖北水泥厂等多家企业迁往云南；无锡的允利化学厂甚至迁到西康的康定，上海利用五金厂迁到陕北延安。
“君看落空阔，何异大星芒”，这些内迁工厂，在祖国偏僻闭塞的西部，开垦着工业领域中的处女地，宛若苍冥的夜幕上，亮起点点星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