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战以后外资卷土重来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致命冲击，那么，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害，则是毁灭性的。
这次危机从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开始，历时4年，是美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危机。其特点是：生产过剩，市场缩小，产品积压，工厂关门，银行倒闭。据统计，当时美国汽车工业仅开工5%，钢铁工业开工15%，13万余家大中型企业倒闭，失业人数1283万人，有的流落街头，很多人活活饿死。
在危机期间的美国农村，由于买不起汽油，普遍用马拉犁代替拖拉机；因为工资低廉而用笨重的体力劳动代替机器操作，人造肥料的使用大为减少，农机损耗得不到更换，农作物连年减产。这里有两则当年的消息报道：
1932年12月4日《纽约时报》载：“在现有谷物价格的条件下，家庭和机关中利用谷物作燃料，要比用煤砖更合算。该州的各学校已经使用谷物作燃料。”
另一则是1933年8月2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政府计划规定销毁500万头猪并控制繁殖新生猪只，销毁生猪的工作业已开始进行。”
原来，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推行了“农业调整法”，用政府奖励和津贴的办法，来缩小耕地面积和毁坏农作物，减少产量，提高价格。1933—1934年间，销毁3160万车皮的谷物，宰杀抛弃了大牲畜2300万头、猪羊1100万头以上。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这种洋人洋办法，简直是“今古奇观”，如此“暴殄天物”，不可思议！因为贫困落后的穷国百姓，最怕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发觉“通货萎缩”比“通货膨胀”还要可怕！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就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所有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工业落后而市场广阔，很自然地成为列强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他们过剩的各类产品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市场，为各自的利益而明争暗斗厮杀不已，受害最直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
就以荣氏企业集团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的面粉、纺织企业取得迅速发展。但是，战后不久，列强卷土重来，在洋面、洋纱、洋布削价抛售的压迫下，荣氏的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和申新纺织系统，出现了连年巨额亏损。这时，荣氏兄弟收缩阵地，对茂新、福新面粉企业采取保守策略，不再扩展；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申新纺织系统，提出“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的战略方针。荣宗敬精辟地指出：“多建一个厂，便多一个赚钱的机会；多买一个旧厂，就少一个竞争的对手。”从1925年到1931年，申新纺织系统共增加了5个厂，其中包括新建的装有全套最新设备的申新八厂。
然而，在世界危机面前，他们招架不住了。日本棉纱业资本集团在上海、青岛等地大举扩张，1929年7月以后，黄河以北的市场几乎全被日纱垄断。捐税的增加，起到了保护外商、压制华商的作用，仅1931年一年，荣氏企业粉、纱统税就增加了500万元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纱布市场几乎全被日商占领；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申新在沪的7家纱厂，先后关厂停工了200多到700多个小时。几乎所有倒霉的事情，都不约而同地“乌云压顶”，荣氏纺织企业从盛极一时的巅峰跌落下来，债台高筑，资金拮据，不得已一次次地以抵押机器厂房向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
1934年6月底，债权人纷纷登门索债，其中包括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集益银团、通和洋行，还有四五十家钱庄。设在上海江西路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彻夜灯火通明，债权人坐催欠款，通宵不走。这是何等样的阵势？在20—30年代，倒闭企业多如过江之鲫，常常是一两家银行、洋行的逼债，就能搞垮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哪经得起五六十家债权人联手讨债，在上海滩造成多大的影响？但荣德生决心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力挽狂澜。他拿出自己和荣宗敬的所有股票和存折，共1100余万元，再加申新三厂、七厂的押余，约值600万元左右作担保，与中国、上海两家银行商妥，押借500万元。
荣氏兄弟以1100万有价证券换来500万元的抵押贷款，总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料，中国、上海两行在抵押贷款付到280万元时，突然于7月4日停付，申新开出的支票遭到退票，一切经济活动搁浅，企业内部一片混乱。
这时，有人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派出专人前来申新总公司和申新各厂进行调查。狼来了！狼来了！以陈公博（后来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为首的调查人员，提出“整理”申新的方案，其实质是，由实业部以300万元代价接管申新，并在报上散布将申新收归国有的舆论。
当时，申新公司的总资产为6900万元，实业部想拿出300万元就掠夺过去，这和强盗“趁火打劫”毫无区别，实在欺人太甚！荣宗敬闻讯后大怒，说：“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支持本国工业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下，美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的态度是：“扶持你，帮你渡过难关。”而当时中国当局的态度却相反：“吃掉你！让我捡个便宜货。”这无疑是“杀鸡取蛋”。两相比较，使人感到悲哀，愤慨。
“整理”阴谋激起了全国棉纺界的义愤，出于“唇亡齿寒”的感情，各地同行、同业公会纷纷致电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棉统会，提出谴责，表示坚决反对。在荣家的指责和舆论的压力下，加上当局内部的矛盾，“整理”企图破产了，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这句话等于没说。
空有“囊括四海”的野心，却没有办好一件具体事情的实才，胃口大而喉咙小，手臂长而骨头轻，这活生生地勾勒出官僚们色厉内荏的嘴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申新七厂在1929年曾向英商上海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以本厂价值500万元的厂基、房屋、机器等作抵押。1933年10月又签订押款临时协议书，规定在1934年底还本。但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生存的申新七厂，到期仍无法还清借款，他们愿意再付一部分押款和全部利息，要求汇丰银行二次宽限转期。但汇丰银行乘人之危，悍然将厂拍卖。
1935年2月26日下午，汇丰银行在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正式拍卖申新七厂，结果被日商以225万元低价拍板成交。
申新七厂，原是英商东方纱厂，1928年被荣家收购，是华商收买下的第一家洋商大厂，拥有纱锭5万6千枚、线锭7千1百枚，总资产500余万元以上，工人3千多名。所欠汇丰借款不及工厂资产的一半，居然被汇丰以低价卖了出去。同时，根据国际法律公认，属于不动产的一切权利，均应由不动产所在地方法律所管辖，中国法院已经对申新七厂实行“假扣押”，而汇丰竟仍强行拍卖，可见，他们何等蔑视中国的主权！
拍卖“申七”事件，在上海滩引起轩然大波。
在危机深重的工商界，向银行借款到期无法还款的比比皆是，如果此例一开，人人自危。所以，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总工会、南京市商会等社会团体，纷起声援。
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在拍卖“申七”的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向政府交涉，呼吁各界抵制，并通告全市国货商自即日起断绝与外国银行的往来。
许多报纸发表社论，谴责汇丰，声援申新。
申新七厂职工更是群情激愤，他们集会发表宣言，工人们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并作好护厂安排，以红灯示警，准备好多架自来水龙头，随时对付日商的强行“接收”。
……
由于申新工人的坚决抵制，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
翻阅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话，总发觉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阴冷而猥琐，贪婪而怯懦，在华商为求生存同洋商争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总是隐在角落里，觊觎着，窥测着，掂量着，总想在这场争斗中捞到一点什么，当双方的较量告一段落，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扑向自己的同胞……他们有着中国封建官僚的伪善，又有着外国商人的狡诈，对民族工业的损害，他们起着洋商们起不了的作用。虽然时过境迁，当年的恩恩怨怨都化为过眼烟云；虽然他们曾经位高权重而又腰缠万贯，颇使后来的一些人垂涎三尺而“依样葫芦”；然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是非，如果人类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这些吮吸民族精血喂饱自己的“大”，应该是永远被历史打入另册的人。
就在汇丰拍卖“申七”的第三天，那位来自山西太谷票号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约集实业部、中国银行和上海市政府的头儿们秘密策划，准备由财政部筹集300万元债券，向汇丰银行赎回“申七”产权，第一步由棉业编制会“整理或处分”，第二步改为“国营”或“委托经营”。他们已打好“兵不血刃”而坐享渔人之利的如意算盘。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汇丰银行的霸道行径引起了全社会的公愤，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方案始终未敢拿出来。
拍卖申新七厂的事件平息，但荣氏申新各厂的日子仍旧不好过，各主要债权人组成银团先垫款开工，申新二厂和五厂因亏损过重，被迫停工达1年零8个月之久。荣氏兄弟曾希望宋子文能够帮上一把忙，继续给申新各厂放款。他们写信恳请，登门求见，然而宋子文这位中国银行董事长，一改往日温文儒雅的绅士风度，竟赤裸裸地说：“申新这样困难，你就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荣氏兄弟敢怒不敢言，最后还是由荣德生出面写信，婉言拒绝。荣宗敬向上海报界公开表示：“国内实业日处风雨飘摇之中，但本人将竭力奋斗，以图破此难关！”短短几句话，不难看出满腹辛酸和无穷愤慨，反映了那一代民族资本家的铮铮铁骨。
为了挽救危局，荣氏兄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进行企业内部改革，他们组织了企业改进委员会，改变财务管理松散状况，杜绝浪费，精简机构，使生产工艺规程合理化，调整设备，强化质检，打开销路，等等。1936年，全国经济复苏，这一年棉花大丰收，荣氏企业也开始摆脱困境，到1937年，不仅还清汇丰银行的全部债务，而且各厂设备均有扩展。一场暴风骤雨以后，终于雨过天晴。
但是，这一艰难拼搏的史话却留了下来，好端端的民族企业，从虎口中逃生，从狼爪下挣脱，后人每读至此，总要情不自禁地惊叹：“好险啊！”特别是荣氏兄弟，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方寸不乱，信念不移，始终保持民族企业家的独立人格和凛然正气，从“山重水复”苦斗到“柳暗花明”。
江山寂寞，风狂霜峭，然而，“地老天荒浑不管，空谷苍松独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