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30年代，企业破产的，不是穆藕初一家。在外资卷土重来的“龙卷风”袭击下，从南到北，大批民族工业关闭歇业，天津6家纱厂就有4家关门，王郅隆的裕元纱厂也在劫难逃。
王郅隆何许人也？一个长袖善舞的厉害角色。他出身于粮行学徒，开过木行，捐了个候补道，办过盐务，后来成了天津有名的盐商。据说，他精通赌技，但不像一般赌徒靠换牌或在骰子上作弊，而是以精明和惊人的记忆力每赌必赢，他赌钱很讲江湖义气，有时会将赢的钱全部还给输家。显然，他并不想以赌致富，而是以赌为手段去攀交达官显贵。他在牌桌上同安徽都督倪嗣冲结为莫逆之交，被袁世凯重用，以后又受到皖系军阀段祺瑞青睐，在掌权的“安福系”政治集团中，他经理军需财务，自己也借此敛财致富，人称“安福财神”。
这位“安福财神”，依仗军队势力做投机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的超额利润使他垂涎三尺，他劝说段祺瑞、倪嗣冲等人转向工业投资，自己又跑到上海，向人称“棉纱大王”的荣宗敬请教办厂秘诀。在1915—1916两年中，他向农商部注册，集资250万元，在天津海河西岸小刘庄购地260余亩，建造厂房，厂房竟然包括弹子房、讲演厅、图书室等，在当时说得上是一流水平。纱厂董事几乎包括北洋军阀中所有的头面人物，定名为“裕元纺织有限公司”。
裕元纱厂拥有纱锭25000枚、布机500台，于1918年4月开工投产。机器到厂时，因资金不足，王郅隆邀请日本大仓洋行以不记名方式入股，股份占二分之一以上，这就为以后的危机埋下“祸根”。
这是当时天津规模最大的纱厂，王郅隆自任总经理。他碰上了好时机，“欧战”中参战各国都忙着打仗，对纺织品的生产和输出无暇顾及，使中国纺织业得以在间隙中大发展。裕元纱厂从1919年到1922年的几年中，每年纯利一直是十几万到几十万，裕元成了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获利最丰的纱厂。
王郅隆确实也不同于以往洋务派的官僚，他是商人，具有经营头脑。他于1919年从保定职工学校招聘了一批学纺织的学生，从事技术管理，后来这批人都成了天津纺织界的骨干。他接办了天津郊县的开源农场，在盐碱地上大片种植棉花，为纱厂提供原料，并降低成本。他还与倪嗣冲合办裕庆公银号，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有利于纱厂的资金周转。
胜利往往会使人头脑发热。裕元纱厂连年盈利，董事会决定扩大规模，并作出不招新股而向银行贷款方式进行扩建。王郅隆则不主张扩建，他认为几年来虽然赚了钱，但企业根基还不稳，扩建有风险。但是，这时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王郅隆是北京直系政府通缉的“安福系十大祸首”之一，他逃到北京日本兵营中避难，行动不自由，不能经常过问纱厂的事务。到了1922年，裕元的固定资本大大超过了资本额，资金短绌，借款利息过重，已形成资不抵债，影响了生产。
裕元纱厂董事会决策失误，造成生产经营滑坡。从体制上看，裕元纱厂是“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和“有限公司”的差别在于：“无限公司的经理需时时请命于股东，责任稍轻。无限公司的亏损数额没有限制，如资本只有几万两，亏损竟可达一二百万两。”“有限公司则不然，除规定资本额数缴付外，公司如有额外之损失，公司即宣告破产，而不能累及股东。其利益即总（经理）、协理能全权发展营业，由股东会考核之，董事会监督而指导之。”所以，穆藕初曾指出：如果“股东与经理不明有限公司之精义，不但困难滋多，且于事业发展上多所窒碍”。（以上均引自《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
作为“有限公司”的裕元纱厂，却由董事会决策扩建，显然是越俎代庖。这是因为这家纱厂的董事是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朱启钤、倪嗣冲、王揖唐、陆宗舆、段芝贵等一批军阀、政客，靠这些人来决定企业命运，结果可想而知。但像此类体制混乱，在近代企业中并非独此一家，有些企业的失败不是经营不善，往往却是败在瞎指挥，造成决策失误。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裕元，是个大厂，纵然决策失误，尚不至于全军覆没。更致命的是，从1923年起，列强重返中国倾销商品，日纱日布充斥市场，纱布惨跌。裕元纱厂产品大量积压，缺乏周转资金，又欠外债，银行催款急迫，天天债户盈门，特别是无力偿还日本大仓洋行的巨额借款。在困境中挣扎了几年，到1936年，裕元纱厂终于被大仓洋行所接管。
更发人深思的是，大仓洋行像催命鬼似的向裕元逼债，但当它接管了裕元产权后，又以赊账的形式，将裕元转卖给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改名为“公大六厂”。偏偏这年中国市场开始复苏，纱价上升。1936年底，公大六厂已有大量盈利，不仅还清了大仓洋行的赊款，而且还有剩余。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等于没有花钱，白白捡到了天津最大的纱厂。个中奥妙，不说自明。
“安福财神”王郅隆输得冤！一向以亲日著称于世的“安福系”，在最关键的时刻，却被他们的“亲密的合作伙伴”斩了致命的一刀。
和裕元纱厂同遭厄运的，还有周氏家族的华新纱厂。
周学熙经营的天津华新纱厂，业务蒸蒸日上，日商多次威胁利诱企图吞并，均未能得逞。欧战期间，纺机价贵而外汇价贱，每万锭全套纺纱设备需美金约40余万元，但美金最低时每1元只合华币0.7元。华新纺织系统订购了英、美44000枚纱锭，此时欧战刚停，外汇立即上升一两倍，机价下跌一半，华新因为外汇没有付清吃了大亏，靠以工厂财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渡过难关。不久洋纱洋布涌进，纱厂不景气，华新天津、青岛两处纱厂渐入困境，靠华新唐山、卫辉两厂调节，勉强维持。
1931年，华新4家纱厂分别注册，各自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华北，公开地对华资企业施加压力，从“入股”、“合作”到最后并吞。天津华新纱厂被迫以120万元售给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改名为“公大七厂”。
凄风苦雨洒津门。尽管各厂命运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都成了外商的囊中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