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凡是有工厂的地方，都有劳资矛盾。在十月革命前夕，沙俄工人中流传着一首歌，后来在中国广为流行，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歌词是：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
歌声忧郁低沉，当时被称作“地狱中的声音”。在早期的中国工厂中，工人们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1930年南京政府工商部曾对全国29个城市的工厂作了调查，当时男工平均月工资为16.43元，女工平均月工资为12.73元。而当年城区一个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线是：
食米8斗；简陋住房两小间，月租金4.5元；蔬菜和油盐酱柴，每天0.3元，全月9元；火柴草纸茶水杂用每月3元，不吃荤腥，不包括穿衣，全月开支超过30元，如果按照平均工资计算，需两个半工人的收入，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水平。
在1930年前，工人工资则更低。以1923年染织厂女工为例，日工资最高为0.35元，最低只有0.10元；而纱厂男女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7.23元。所以，1930年的官方调查，说是10年中工人工资平均增长了95%。然而，名义工资（即货币工资）的提高，不等于实际工资的提高，仅仅从1927年到1930年，米价上涨137.5%，柴价上涨200%，物价上涨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
资本家核算工人工资，精明得近于刻薄。各行业的厂家大量录用女工和童工，因为女工的平均工资只占男工的64%，而童工只占45%。在旧时手工业作坊中，男工占90%，女工占10%，但在机器生产的企业，男工只占20%，女工却占80%。奇怪的是，越是机器生产发达的行业，女工和童工所占比例就越大。如纺织业女工占95%，男工占5%；缫丝业男工占10%，女工占90%，而这些女工中，十二三岁的女孩（童工）要占1/4.她们一进厂就要签订合同，表明工伤病残与厂方无关，工人们称这种合同为“生死契约”。（以上数据引自《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
那时的工厂可以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因为大部分企业采用计日制。纱厂和面粉厂，一般是早晨6时上班下午6时下班，俗称“六进六出”；而丝厂和布厂则早晨5时上班下午6时下班，俗称“五进六出”，连续干活11—12小时，工人们形象地说“从鸡叫做到鬼叫”。后来，计日制为计件制所代替，按劳动效率计算报酬，但“铁算盘”们算算自己“吃亏”，又采取了“增折”、“差别”等“计件”办法。或提高定额，或超额部分打折扣，或增加“质量罚款”，想方设法，使工资总体保持在与计日制不相上下的水平。
特别在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30年代初，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勉强能维持开工的工厂，时开时停，工人一年只能拿半年工资，工资打折，减薪。所以，在民族工业兴办较早的苏南城市，稍有家产的家庭、小商贩、手艺人家，都不愿让子女进厂做工，在当时的产业工人中，郊乡农民占到一半，外籍逃荒灾民占30%左右。人们蔑称工厂女工为“做厂婆”，一个花样年华的丝厂女工，每天12小时将手浸在沸腾的开水中落茧抽丝，室内高温高湿，雾气弥漫，空气中充溢着浑浊的茧蛹腥臭。长年累月，皮肤惨白打皴，浑身有气无力，未老先衰，她们所得微薄的工钱，是“卖命钱”！更不用说像夏衍先生笔下那些日资纱厂中的“包身工”了。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工厂管理制度落后、野蛮，工人谈不上有做人的尊严。当时普遍实行“工头制”，车间里的工头，雅号“number one”（第一），俗称“那摩温”，是近代机器生产企业中的封建怪物。
她们干活只是做做样子，主要是管人，专门找她们看不顺眼的工人的茬儿，鸡蛋里面挑骨头，从工人干活多少到吃饭快慢，从走路到系裤带，管头管脚，女工们上厕所、喝开水，她要记好时间，次数一多，就要受罚。对刚进厂的新工人，非打即骂。她们老是面孔铁板，仿佛谁都欠她们两吊钱，俨然是强制奴隶干活的监工。
那时企业还采取“搜身制”，工人下工出厂，在厂门口要接受门警的搜身，防止工人将厂里的财物带回家，资本家对工人像对盗贼一般地提防。现代化生产，封建式管理，他们标榜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他人的人格侮辱、侵犯别人的人身自由，却一点不在乎。
记得儿时我家住在一家纱厂附近，汽笛一响，常常看到女工们蜂拥而出，到了厂门口就循规蹈矩地排成单行鱼贯而行，她们若无其事地双手微举，两旁的“搜身婆”（女门警）例行公事用手从两边自上而下轻轻地一撸，女工们又若无其事地走出厂门。这一切，是那么快捷、随意，那么习惯、自然，轻松的后面蕴含着麻木，冠冕堂皇中隐藏着无奈，这麻木和无奈，掩盖着对做人尊严的侵犯。
如今，我有时看“名模”表演，她们娉娉婷婷地走向T形台前，再回转身来，腰肢一扭，举起双手，微抱脑勺，然后回眸一笑，姗姗走进后台。但不知什么缘故，每当我看到名模们举起双手这个动作，总会觉得“似曾相识”，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厂门前被搜身的女工们，但她们神色木然、呆滞，不像名模们那样“流光溢彩”、“风情万种”……
“那摩温”和“搜身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彻底废除。旧企业的这种管理制度，不仅简单粗暴，而且愚蠢荒谬。我看到一份记述当年武昌一纱厂车间管理的材料：
“一纱”工人，在资本家与工头的监视下，每日要干长达12小时以上的工作。资方还经常指派工头，潜入车间，倒拨时针，或提前拉响上班汽笛，以此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一纱”旧式纺机多系集体传动，资方为防止工人打瞌睡、上厕所等，在天条或马达皮带上，撒松香粉，以提高车速，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厂方制定罚工罚款条例，如管子落地、车台不清洁、上厕所次数多，工人相互争吵、不听使唤、出车间喝水、打断锭脚或损坏工具等，均会遭到罚工、罚款处分。童工，厂方叫“养成工”，意思是：给饭吃、学做工，把童工养大成人。实际上，童工每天除了要干与成年人同样的活外，还要为工头洗衣服、备茶水、带小孩，干活时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工头的打骂。初进厂的童工，无分文收入，尔后，所领薪水仅是成年工的三分之一。童工转正，往往会一再延期。这样的童工，“一纱”每年保持500—600名，最高时达到2000名以上。（《现代工商人物志第二册》）
这种管理制度，南方和北方、沿海和内地几乎大同小异，洋人和官府欺压民族工商业，而民族工商业者却将所受损失转嫁到工人们头上，工人受到加倍的盘剥和索取。直到今天，很多退休工人新旧对比的观念仍十分强烈，他们津津乐道50年代初期工厂的民主改革，这不能怪他们爱翻“陈年老皇历”，因为他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划时代的变革给了他们巨大的震撼，使他们终生难忘。这也启示我们后来的企业管理者，多关心一点企业中“蓝领”阶层的成长，多体察一点他们的疾苦。
